1942年2月,边区政府公布《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业投资暂行办法》。《办法》鼓励私营运输业的发展,凡经营骡马店,制造大车、鞍架、毛口袋,开设兽医院及其他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事业,政府均给予投资。同年8月,边区政府又公布《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奖励办法》,主要对在运盐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合作社给予奖励,规定:“一、以运盐为经常的主要业务;二、运盐不走私;三、运输路线受盐业公司的调动”的合作社,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大推动了食盐运输业的发展。
运盐运动开始后,延安市和延安县均成立了食盐运销委员会,共组织各种运盐队102个。延安市市长高朗亭带队,动员大车79辆、人力车472辆、牲畜1834头,民工758人,组织运盐队,前往定边运盐。经过半年的风餐露宿,共运送公盐2148.5驮,私盐3.8万驮,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受到通报表扬。在运盐运动中,延安县和延安市涌现出延安县运输大队、延安县南区合作社运输队,蟠龙合作社运输队,延安市杨家岭运输队、延安县川口区方青运盐队、东区运输队、金盆湾运盐队、模范运盐村杨家湾等先进集体。累计运盐30万驮。延安等边区直属县,还涌现出著名的运盐英雄刘永祥、张仁、党世鸿等。刘永祥在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的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700多头牲口的公私合作的运输队,运盐1.8万驮,不仅方便了群众运盐,而且,凡出公盐代金的群众还可以享有许多红利。创造了合作运盐的好模式。
在运盐运动中,延长县动手较早,准备也比较充分。延长县运盐队以区为大队、乡为中队、行政村为分队、自然村为小队。大队设党总支,并配备医生和兽医各一人,中队设供给员一人。药品由保健社供给。在延长境内设有县城盐运站、安河集盐店、凉水岸盐店、赵家河盐店、交口盐站等。延长县共大规模运盐有3次,每次派出千余驮人、畜,队员自带被子,以自然村为单位,并带锅灶,往返近一个月。第一次是1940年,运输4次,完成边区下达的9000驮(每驮约150斤)的任务。第二次是1942年,延长县组织300头牲口,于农历九月完成5500驮的任务。第三次是1944年,运盐3530驮。
1941年,固临县运盐队共派出牲口1057头,驮回食盐73757斤,每驮平均85斤。
1941年,甘泉县政府组织公盐运输,在洛河川沿途的店子坪、王家坪、下寺湾、花豹岔等处设立骡马店、草料店,为运输队提供食宿方便,当年驮运食盐4455驮。1943年,甘泉县计划完成运输公盐4800驮,实际完成5546驮。
1941年12月,延川县成立食盐督运委员会,县委书记高铭卿、高朗山先后任主任。同时成立运盐大队,大队长冯国祥。运盐大队有牲畜48头。到1943年11月,延川县又成立运输合作社。该社用群众交纳的公盐代金购买骡子50头,毛驴30头,组建了一个运输大队,下辖6个分队。运输队在青阳岔、段家圪瘩、延水关设立3个骡马大店,从定边向延水关运送食盐。
1942年秋至1943年冬,志丹县两次组织牲口近万头,向边区所辖的延安、甘泉、鄜县等地运盐近100万斤。
1943年,三边分区的中共吴旗县委和县政府,利用公盐代金和群众集股合作,先后办起了16个运输合作社,拥有牲口1292头,主要用于食盐运输。
1941年8月,安塞县政府放贷百余万元(边币),抽调全县4000多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到定边一带运盐,然后交给边区贸易公司。
1941年8月初,一直关注着边区食盐运输工作的毛泽东,要求西北局书记高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高岗把这一任务交给正在鄜县巡视工作的延属十县工委秘书高克林。
从当年7月18日至8月11日,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率领本区食盐运输队的14名农民,赶着28头牲口,历时25天,从盐池县运回了28驮食盐。8月13日晚,高克林向刚从盐池运盐回来的鲁忠才和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了解到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运盐的情况,高克林随后整理了一份调查报告,记述了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经验教训等,毛泽东看到这份调查报告后,将调查报告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
8月26日,毛泽东为《鲁忠才长征记》撰写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9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对边区的食盐运销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运盐运动,为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