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陈忠实从不吝惜笔墨描写各种农田劳作，他以一种近乎赞美诗的文笔，细腻、恬淡而又深沉地歌颂着农耕文明。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古老的农耕文明逐渐陨落，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如一曲挽歌，壮丽而凄婉。
陈忠实以白鹿村为背景，深入描绘了白、鹿两个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故事从清朝末年开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陈忠实揭示了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印记，成为了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五四”之后，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北京开始，逐渐蔓延到关中平原。白嘉轩、鹿子霖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宗族制度，在内外势力的冲击下，开始崩溃瓦解。这种崩溃和消亡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书中对每个人物的描绘都是暗含很多隐喻的。
比如，白嘉轩一直挺立的腰杆为什么会被打折？白嘉轩，是宗族自治的代表，他坚守着白鹿原上的传统与道德，却也不得不面对家族衰落的现实。表面上，他的腰是被土匪意外打断的，实际上，白嘉轩的腰迟早要断。新时代的来临不允许有这样太直太硬的腰存在，因而他只能弯着腰，抬起倔强的头颅守卫着属于旧时代的道。
鹿子霖的人物性格更加丰富，说他是好人，他不够格，说他是坏人，他又坏得不纯粹不彻底。他贪财，好色，狡猾，多变，是一个典型的权谋者。他接受了县长的任命，成了白鹿村的乡约，却又在后期主动接近民国政权，利用行政权力破坏了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权威性。最后成了一个疯子，悲惨地死去，让人唏嘘，却又生不出憎恨。
如果一定要让读者从《白鹿原》里选出一个坏人，那白孝文恐怕是首当其冲。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继承者，最终堕落成了异质的破坏者。白孝文的堕落，刚开始可能是由于田小娥的引诱，但后来其实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他用这种自我毁灭式的背叛，传递出对传统制度的不满。
田小娥表面上是一个被侮辱者，实际上是一个反抗者，或者说精神胜利者。她的出现，冲破了传统宗法制度赖以维持的最后一根支柱——性道德。生前的田小娥不值得同情，甚至遭到了冷漠的对待。然而，死后她却得到了解脱。鹿三在讲述她的故事时，流露出了她的委屈和反抗，瘟疫事件更是揭示了白鹿原深处的迷信和愧疚。田小娥成为了封建礼教的掘墓人，这便是她最大的意义。
朱先生是官学大儒，他在白鹿原是一个精神象征般的存在，不管是白家鹿家，还是各方政治力量，都对朱先生格外尊敬。朱先生确实有他神奇的地方，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他在传统宗法制度和农耕文化之间，一路传承孔孟和宋明理学。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下，也不得不直面衰亡。
朱先生坐小汽车时呕吐剧烈，所以他拒绝乘坐，这种拒绝其实并非对汽车本身的拒绝，而是对现代物质文明冲破了千年白鹿原宁静生活的一种无奈的拒绝。
群起抗日时，朱先生已经60多岁，他带上包袱想去前线做马夫，为抗日战争贡献精神力量，结果被无情阻止了。内战爆发时，朱先生面对人性的丑恶，难以理解，难以释怀。最终，在白鹿县《县志》编写快结束的时候，朱先生无疾而终，亦如那个时代。
黑娃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但是他从心态上，从价值观念上，从自觉性上，他都没有走出白鹿原。最后他 “学为好人”，却仍是农耕文化的自觉维护者。
同时，黑娃的死也有象征意义，白孝文枪毙了黑娃并窃取了革命果实，如此紧要的关头，鹿兆鹏这个从头到尾坚定的革命者却消失了，其实这又是一层隐喻，表面上看是解放了，但其实革命还未成功，新中国的路子到底走向何方也不清楚，就像鹿兆鹏一样，不知去向，成了一个未知的谜团，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