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的语言研究：
十年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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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１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宗旨的语言研究一派繁荣、方兴未艾。从语言政策、课题立项、学术交流、平台建设、论著成果等多方面综合考察来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在十年间呈现出任务明确、多方合力，学术平台越来越多、交流日趋频繁，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态势，推动了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了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与非通用语教育发展，助推了语言研究方法创新，为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需覆盖更多区域和国家，加强实证研究和语言生态研究。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研究；语言政策；语言生态
引言
语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与前提。作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和联系纽带，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作用。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使命和担当。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的蓬勃发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语言研究也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了铺路作用。本文将回顾十年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的特点及所取得的成果，并对未来的语言研究创新发展予以展望，以期语言研究更好地赋能“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 以语言政策引领语言研究
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为信息传递提供了新途径，但语言仍然是文化交流和商业合作的必备要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众多，不同的语言构成了丰富多样的语言生态系统，如何平衡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承与促进国际交流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下，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可以引导语言研究，还可以助力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国际社会。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除了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合作，还需要注重语言的交流。
截至２０２３年８月，中国已与１５２个国家、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２００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这些双边合作文件中多次提及在语言、教育等领域加强合作。例如，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建交３０周年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将全力推动两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合作，促进哈萨克斯坦中心、中国高校哈语专业教研室和在哈孔子学院有效运转。”又如，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和蒙古国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新时代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有如下表述：“蒙方介绍了‘总统派遣２１００’留学计划，中方愿积极研究并继续推进两国互派留学生合作。”
此外，我国政府发布的一些规划性文件也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研究给出政策性引导。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的目标。《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协同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学研究力量，开展多语种语言人才培养储备状况调查及语言国情调查，实施国家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计划。”《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进一步将“‘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研究”作为重大研究专题，并提出具体任务目标：“制定并实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服务行动方案》，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能力、语言人才、语言产品的需求。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文字使用现状及其与民族、人口、文化的关系。加强国别语言政策的对比研究。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等新兴交叉学科，加强语言人才培养和语言产品供给。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及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互鉴的策略与方法研究。”此科研规划明确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内容，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
语言政策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研究方向和资源支持。语言政策的制定有利于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形成有效的语言交流机制，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促使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并服务于国家发展需求和语言服务需求。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支持语言研究的计划，如资助研究项目、设立国际交流中心、加强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二、以科研项目推动学术研究
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包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及各部委设立的相关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宏观层面上特定学科研究的基本趋势、研究现状及前沿探索的反映，同时也是国家引导学术研究满足应用层面需求的体现。其他项目（省、市级等）也都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结合区域、领域的实际情况对学术研究做出的引导和要求。从科研立项的角度出发，可以深入剖析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语言研究的发展动态，揭示语言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轨迹和动向。“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战略，故本文只讨论国家级科研项目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管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高级别，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又分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冷门绝学、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类别。对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语言研究项目的立项情况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本领域的研究现状，还可以从中研判研究趋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科研项目，相比其他项目更能反映国家的需求和导向。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２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有多个立项课题与“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相关。如２０１６年“环南海国家语言生态研究及语言资源库建设”（邵宜，暨南大学）、２０１８年“西南各民族及‘一带一路’邻国语言文字中汉字音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郑伟，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９年“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郭熙，暨南大学）、２０２１年“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王辉，浙江师范大学）等。这表明，相关语言研究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重大项目为载体，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旨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撑、融通路径和政策建议。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类别项目关于“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项目从２０１５年开始设立，课题立项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立项课题大多针对某一国家或区域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语言文化传播等问题开展研究，如“‘一带一路’沿线中东主要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王辉，宁夏大学，２０１６）、“‘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吴坚，华南师范大学，２０１８）、“湄公河五国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及华语传承研究”（李丽虹，广西大学，２０２１）等。
（二）其他项目的立项情况
教育部、国家语委，以及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等机构，也设立多项与“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相关的课题，探究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华语传承等，促进文化交流和国际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中，国家语委设有“一带一路”语言文字专项，主要研究任务、内容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支撑和服务，以语言互通促进“五通”的实现，开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状况调查、语言保护、语种规划、中文传播、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如２０１５年国家语委设立了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研究”（邢欣，中国传媒大学）、委托项目“‘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王辉，宁夏大学）。２０１９年国家语委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课题８项，其中包括“‘一带一路’背景下南欧国家语言政策的话语视角研究”（郭彬彬，中国传媒大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及我国的语言对策研究”（张宏莉，兰州大学）等。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持续立项，如“非洲主要国家语言使用与语言管理研究”（王辉，浙江师范大学，２０２０）、“东北亚国家语言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刘宏，大连外国语大学，２０２１）、“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地区区域国别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王靓，北京语言大学，２０２２）等。
三、以学术交流促进成果展示和分享
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相关学术活动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通过学术会议、学术讲座、期刊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推动语言研究成果的交流分享和应用转化。
（一）学术会议
例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０日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了国家语委“一带一路”汉语普通话推广培训基地（西北中心）成立仪式暨首届“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战略研讨会；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了“一带一路”语言资源与智能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３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语言文化高峰论坛；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７日在浙江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一带一路”青年汉学家联盟学术研讨会；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亚美尼亚布留索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的举办提升了“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语言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这一话题，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交流、学习、参与的机会，为“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提供了可持续智力支持。
（二）学术专栏专题研讨
学术期刊的专栏是引领特定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和阵地，学术专栏邀约专家学者组织的专题研讨，不仅反映了学术前沿动态，汇聚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还促进了跨学科交流和深入讨论，对推动领域内的知识传播和共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组织策划了多期“一带一路”语言研究专栏专题讨论，成为推动“一带一路”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
例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在“语言国情”专栏中发表３篇“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论文，围绕“一带一路”语言需求、语言互通、语言规划展开探讨。《语言战略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设置了“‘一带一路’的语言问题”专栏，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状况、语言安全战略、语言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此外，《中国外语》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组织了“‘一带一路’话语表征”专题讨论；《外语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组织了“非通用语研究：纪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５周年”专题研讨；《当代外语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组织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大家谈———‘一带一路’外语教育规划”专题研讨；《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语文现代化”专栏组织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汉语教育规划研究”专题研讨，２０２２年第１期该专栏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专题中对世贸组织、欧洲委员会、中亚五国等组织和国家的语言生态、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外语教育研究前沿》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策划了“‘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专题研讨。除了上述学术期刊外，《光明日报》（语言文字版）２０１６年开设“外语传真———‘一带一路’上的语言”专栏，介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语言文字周报》也开设了“一带一路”语言政策相关专栏。这些专栏的开设，专题研讨的组织策划，为研究者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观点和分享最新成果的平台，推动了“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共建国家语言文化知识的传播。
（三）学术报告和讲座
学术报告或讲座是推动知识传播和共享，激发学术兴趣，增强交流互动的重要形式。以“一带一路”语言研究为主题，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组织了多场学术讲座。仅以笔者（王辉）为例，近年来笔者就应邀做了多场有关“一带一路”语言文化方面的学术讲座（见表１），提升了诸多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对“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意义的认识和参与的热情。
四、以平台建设汇聚研究力量
学术研究平台建设对推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平台根据“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的要求，面向“一带一路”丰富的语言资源，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汇聚研究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开展学术交流。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浙江师范大学国家语委“一带一路”语言生态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特色平台再度扩容。中心的获批和建设标志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该中心围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语言交流互鉴、语言生态安全等，努力建设国内“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学术高地，打造集学术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国际传播、文明互鉴五位一体的特色高端智库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此外，泉州师范大学国家语委丝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大连外国语大学国家语委中国东北亚语言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语委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一带一路”青年汉学家联盟、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人文交流专业委员会（挂靠浙江师范大学）等学术平台、组织的先后成立，也都发挥了促进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合作的作用，为深入探讨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持。
五、以研究成果服务学科发展
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中，研究者以学术成果作为推动知识体系不断更新的引擎，不断拓宽知识领域的边界，为语言研究带来积极的发展动能。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分为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两类。
（一）学术论文发表概况
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一带一路”ｏｒ题名＝“一带一路”）ａｎｄ（主题＝“语言”ｏｒ题名＝“语言”）为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２１９８篇期刊论文（时间范围未设定上限，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９月４日）。各年度发文量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的统计结果来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始于２０１４年。随着研究人员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资源、语言状况等的逐渐重视和掌握，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上升趋势，并于２０１８年达到最高值（年发文４５１篇）。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逐渐走向纵深，成果数量有所回落，尽管如此，仍保持较高的年发文量。对比２０１８年前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发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逐步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虽然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年发文量呈下降趋势，但并未影响“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推进，表现为研究方法更为科学，探讨的问题更具前瞻性，理论建构更具创新性，实证研究调查更扎实，结论更科学，策略更具指导意义。此外，大多数高质量研究论文出自知名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使学术成果的传播更为广泛，对语言研究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考察成果的研究主题，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经过十年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已经形成明确稳定的研究主题，学者们紧扣“一带一路”建设这一主线，聚焦语言政策、语言人才培养、语言服务、留学生教育、非通用语教育等主题展开研究。
通过被引频次可以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趋势和热点，利于确定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通过数据对比，我们从本研究检索出来的论文中筛选出高被引论文若干篇，排名前十者见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高被引论文文献的话题包括了语言教育、文化传播、语言人才培养、语言政策、中文国际传播等内容，涵盖了从人才培养到文化交流再到政策制定等多个方面，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对语言教育、文化交流和语言政策研究的广泛影响。
（二）学术专著出版概况
学术专著反映了学者在特定领域或问题上的深入研究和思考，通常代表了学术界的最新思考和理论观点，也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在“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数据库中以“一带一路”“语言”为关键词对库中图书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３０本相关学术专著。通过对上述专著进行分析，发现研究内容涵盖了语言政策与语言状况、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国别与区域研究、语言翻译教学研究、文化传播现状分析、媒体报道与媒体语言等方面。
系列丛书《“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王辉主编，目前已出版四卷）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丛书以语言政策研究为切入点，着重介绍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情、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并结合中国的语言现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以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建议，尝试用语言政策研究解决社会中的语言问题。该系列丛书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其一，丛书提供了反映诸多国家语言状况的重要数据，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二，丛书多维观照、多层面考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全面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情、语情和文化习俗，并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其三，丛书提供了诸多国家有关语言、文化和社会的详细信息，有助于促进民间交流和商业发展，为各种实际应用提供了帮助。
总结与展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语言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学界已很快认识到位并达成共识。“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语言研究在发展语言教育、推动文化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对多语能力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语言研究为多样化的语言教育奠定了基础。通过深入研究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各国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和信任。此外，“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各国在“五通”建设中消除语言壁垒，提高沟通效率，构建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
第二，促动了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需要深入了解彼此的语言政策，以实现政策沟通和有效对接。正因为这一需求，研究者积极参与研究区域国别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基本信息和对策建议。通过对不同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揭示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和差异，推动了共建国家之间语言政策的互鉴与协调。这有助于构建更开放、包容和互惠的语言政策框架，为各方提供更多合作机会，密切各方的合作。
第三，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和非通用语教育。其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和专业人士对学习中文表现出浓厚兴趣，各国中文学校和中文教育得以蓬勃发展，中文教育体系逐渐完善。“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助推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区域国别研究。其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资源，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促进了国内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
第四，助推了语言研究方法创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新的课题，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任务。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和手段的应用，促进了“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科学化，同时，推动了语言政策、语言资源等数据库的共建和共享。
十年的共商、共建和共享，“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项目已经成为带有强烈发展效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不断拓展我国与外界的合作深度和广度。站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新方位，蓄势再发，仍要充分发挥语言先行的作用，持续加大语言研究力度。
首先，扩宽研究范围，覆盖更多国家和区域。王辉、史官圣（２０２２）指出，我国对９６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进行了语言政策研究，但仍有４９个国家尚未开展研究。例如，非洲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方，面临着语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对非洲各国的语言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非洲多语言地区的人文特点，为我国与非洲国家的教育和经贸合作提供更好的语言支持。拉丁美洲地区拥有众多潜在的合作伙伴，该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差异也需要深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其语言状况、语言政策和语言需求，为未来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等的合作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其次，加强实证研究，拓展语言研究深度。鉴于客观条件限制等原因，当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为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语言研究需要扎根对象国的语言生活，广泛开展实地语情调查。通过与当地居民、专业人士和政府机构的交流，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实时、可信的数据和材料支撑。此外，需要加强对具体语言问题的研究，深入挖掘语言问题产生的根本动因，包括对语言政策的深入分析，探讨语言政策的背后逻辑，以及研究语言问题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为国际合作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准确的参考数据和更科学的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一带一路”语言治理、文化交流和全方位合作。
最后，探索研究新路径，开展语言生态研究。加强“一带一路”语言生态研究是今后语言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关乎语言、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借助数字化时代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如何保障各国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需要着力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生态安全、语言生态治理及语言生态文明，切实构建共生共荣、多元和谐的全球语言生态，促进语言文化多样性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语言研究只有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大需求和历史使命中才能彰显其更大价值，做出更大贡献。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不仅仅具有语言学价值和实用价值，长远来看，更具有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全面互动，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本文来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４ 卷 第６期 1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