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羽婵，王辉 | 中文国际传播的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溯源、关键要素与应用路径

从语言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语言本身作为媒介所构筑的社会网络,通过媒介化过程自反性地成为自我更新的主要驱动力。口语传播时代,语言的媒介角色因其具身性被遮蔽,但其所连接和维系的社会网络结构却是显在的,只是建立在较小范围的族群部落内。文字传播时代的到来,使语言媒介获得了体外化媒介的优势,其形构的社会网络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得到双重延伸。但这种延伸并不是无序或无限的,而是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加以组织和结构化。步入大众传播时代后,现代媒介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的支撑系统,建构了以民族国家为具体形态的社会网络。语言因其媒介属性成为连接与维系共同体成员的重要载体,而在大众传媒主导背景下的语言传播更多地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机制而存在。

全球化及互联网媒体兴起的背景下,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概念,认为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社会也是以无所不在的社会网络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网络分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的巨大跃迁中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简单来说,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社会各行动者之间结构性关系的视角与方法。由于其内在所具有的关系主义思维,社会网络分析在把握现代社会这种复杂、流动的特质方面,无疑走在了其他社会学取向的前列。也正是在新技术逻辑的渗透下,中文国际传播不再只依赖于国家、学校、家庭等以群体为单位的、单向度、封闭化的传播模式,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以个体为单位的、开放性、流动化的传播网络。满足个体需求,解决自己语言问题,达到自我内部语言管理目的。由此看来,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中文国际传播具有其社会背景的适应性,而深入挖掘其中缘由则要从更为关键的学理层面进行溯源。

传播学研究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勒温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均已展现结构性视角,对后期传播网络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勒温在总结关于“领导方式”的实验时提出“群体动力学”,将群体视为一种心理学的有机整体:其结构特性是由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结构性视角由勒温的学生继承并发展,逐渐与社会网络理论的诞生发展出更直接、紧密的联系。其中,费斯廷格领导开展的“西门”研究,考察了麻省理工西门公寓已婚学生之间的传播网络联系,其采用的提名生成法至今仍作为社会网络分析获取资料数据的主要方法。另一位学生巴弗拉斯对不同网络结构传播模式的研究涉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四大特征中的两项:结构性视角和图形,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社会网络的中心度模型,因而在后来被视为“社会网络结构意义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与同样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默顿开展了结构性视角的一系列研究。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传播是一个“大众传播→意见领袖→受众”的过程。其中,第二级传播,即“意见领袖”到达受众的这层人际关系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到突出强调。无论是将传播过程分级,还是强调人际关系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作用,都凸显了结构性视角。他们同时也培养学生开展关于社会网络的前沿研究:科尔曼、卡茨和门泽尔对药物信息在医生之间传播中的人际关系因素进行了研究;布劳提出“同质性”概念,认为互动更容易出现在拥有相同特征的个体之间;卡杜欣对齐美尔的“社会圈”概念进行推广和限定等。此类研究从结构性模式的角度进行探索,大多建立在网络数据的基础上,并运用图形来展示数据,由此构建数学模型,为社会网络领域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比起上述学科与社会网络分析的交互影响关系,语言传播研究的角色更像是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发展过程中的被影响者。语言传播虽未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但因其处于学科网络的交叉领域,也受到传播学、语言学与社会网络分析交互作用的影响。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1908年出版的《社会学:关于社会形式的探讨》一书中,把社会描述为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关系,以及后来首次提出“网络”的概念,因而被视为“构成现代社会网络分析基础的核心信念”和重要思想源流。受老师齐美尔的影响,帕克开始对美国城市社会尤其是城市移民产生兴趣。1922年,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在描述移民报刊(即外语报刊)的语言历史背景与语言传播活动上。他从语言群体来观察美国城市,认为基于语言的人类交往使得移民群体形成对母语报刊的需要。书中着重探讨了“报刊-语言-移民”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经验材料分析移民报刊的语言特点和移民语言的融合,尤其是移民语言美国化如何“从旧的遗产中培养出了新的忠诚,使移民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1928年,帕克在移民报刊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齐美尔的“社会距离”和“陌生人”的概念,并从中衍生出“边缘人”理论。该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及社会网络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语言传播领域研究弱势语言的“边缘”地位、网络语言“边缘人”等方面仍具有借鉴意义。

基特勒对于语言传播网络分析更具媒介导向意识。他将“话语网络”定义为“技术和机构网络,使某种特定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以媒介物质性为切入点,基特勒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媒介是如何形塑“话语网络”的。19世纪以语言和文字为主导媒介,但由于其“透明性”导致媒介的物质性被遮蔽。这一时期语言传播所依赖的主要路径是通过词语和声音的自然联系即“母亲之口”(the Mother’s Mouth)。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更具“可见性”的以打字机、留声机和电影为代表的实体媒介。语言传播过程不再遵循自然的路径,而是以强制性甚至暴力的方式将语言印刻在人的大脑中。进入21世纪,数字媒介主导的编程语言构成了话语网络的基础。基特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编程

语言所建构的“后现代巴别塔”的本质就是“竭尽全力将硬件藏在软件背后,将电子能指藏在人机交界背后”。在话语主导权转移到数字媒介之后,人类自然语言反而游移到话语网络的边缘位置。20世纪中期以来,数学模型作为逐渐发展成熟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标志性操作工具也开始进入了语言传播领域研究者的视野。1969年,奥芬德拉斯根据语言传播密度提出了数学式的传播模型,用于描述语言项的传播以及预测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所产生的相关影响。1982年,库珀则在借鉴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语言传播变量”理论,其中包含7个变量因素:语言采纳者、采纳层级、采纳语言(或语言变体)、采纳时间、采纳环境、采纳动机以及采纳行为 (Who, adopts, what, when, where, why, how)。该理论将语言扩散视为一种传播实例,置于语言传播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库珀和奥芬德拉斯的研究一方面都试图突破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与纯社会环境导向研究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队伍保持了距离。他们创新性地采用传播网络的思想,将一种语言视为传播系统中的一个节点,考察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组成的网络关系。

综上所述,无论是相对独立的传播学和语言学,还是作为交叉领域存在的语言传播,均显示出其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强关联性。社会网络分析可视为串联起3个研究领域之间关系网络的主要线索,这为语言传播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依据。

社会网络分析为语言传播研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其理论视角,还在于其具体的分析结构与要素同语言传播具体实例的适配。如果以语言传播为中心网络,“关系”“地位”“网络类型”这3个关键词便构成了该领域社会网络分析的3个次级网络。

处于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是由关系连接的。从区别连接关系的强弱角度出发,格兰诺维特划分出了“时间量”“情感强度”“亲密度”和“互惠行动”4个维度。强连接所聚合的是社会特征相似的人群,由于来往较为密切,关系网重合度较高,因此其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显著。而弱连接则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相异质的人群,其作用在于“充当了沟通不同社群间的关系桥”,能够促使传播内容与信息在不同社群中流通,同时也保证了行动者接触到更加新鲜的、有价值的信息。格兰诺维据此提出了“弱连接优势”假说。

社会语言学家对社会网络分析的早期应用便是依赖这一假说,主要关注新移民如何获得并遵从强势语言规范,以及特定的语言特征如何传播。除强度外,考察语言传播网络的关系特性还需要测量网络结构的规模、密度、复合度等维度。米尔罗伊等人在贝尔法斯特社区研究中便将这些因素纳入网络强度量表中,结果发现受外部影响的易感性与群体的联系强度成反比。具体而言,语言变体和语言传播更容易发生在由弱连接构成的、规模大、密度低、复合度低的社会网络中。而与之相反的强连接网络则具有维护语言规范的效用。因此,弱连接在语言传播和语言变异的理论构建中可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强弱连接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一个现实的语言传播网络必然是两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语言传播由家庭、学校、课堂等强连接关系为主导,由此建构的语言传播网络通常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密集型结构。这种结构特性实现了对学习者的密集输入,也因其高效性在语言传播的深度上发挥着显著作用。而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为语言传播的广度提供了无限可能。由弱连接形成的开放流动的虚拟语言社区,如语言交流论坛、语言学习软件、在线语言社群、线上语言角等,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语言资源,也为二语或多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多样的语言交流渠道。

语言传播研究中的地位取向早期多聚焦于语言本身,这与长期以来“语言本身是独立于语言使用者的系统”这一观点如同“幽灵”一般悬浮于语言学界有关。德·斯旺在其著作《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中将全球语言系统在一般意义上做了边缘语言、中心语言及超中心语言三类划分。此种分类方式虽以数据统计为基础,有利于在庞大的语言系统中定位某个具体的语言集团,但其背后所代表的人类群体面目模糊。也就是说,在德·斯旺所构建的“语言星系”中,行动者以语言集团为单位而存在,而语言集团内部个体行动者在语言传播网络中的主体地位却被忽略了。

社会网络分析则不对行动者主体设定界限,行动者可以是某种语言、某个语言集团,或是使用语言的个人。作为分析社会网络最重要和常用的概念工具之一,“中心性”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居于中心地位的行动者往往拥有更大权力和影响力,而边缘行动者却往往游走在权力的聚光灯外。正是因为居于传播网络中心位置的往往是富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中心性的测量显得尤为重要。中心性指标的衡量于语言传播而言,其功能不仅在于区分语言的地位或是为语言的地位规划提供参考,还在于通过清晰地把握语言传播网络中意见领袖以及边缘群体的分布以改进传播策略。此外,从语言传播网络的动态性考虑,不管是语言传播活动中事前的语言规划,事中的实时反馈,还是事后的总结与调整,中心性的测量与把握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网络研究的框定范围为界,社会网络分析可分为个体网(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研究。个体网络是指通过锚定个体行动者,以其为焦点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往往不是封闭的,也没有固定边界。米尔罗伊在研究中举例说明自我中心网络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处理个体说话者之间差异的程序,而不是根据预先确定的社会类别构建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如上所述,语言传播中的个体网研究最早是由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与传播研究开启的,而今天已经扩散至二语习得领域并得到广泛应用。国外有学者采用个体网研究设计,考察了50名墨西哥学生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如何融入新的学术文化、话语和文学及其社会化情况。其中根据社会关系的强度和密度重点描摹了3位学习者的个体实践网络,并分析其如何受益于网络密度大的其他相关行动者,以及个体之间在情感和学术方面的相互支持,从而论证和阐释了个体实践网络的概念内涵。国内也有研究者在对在华国际学生个体社会网络构建与汉语语用选择的研究中选择了基于个体网的社会网络问卷分析,计算了网络密度和异质性数值。

相较之下,整体网络分析通常需要具备明确的网络界限,它关注在一个既定网络中所有节点及其关系,从而用于考察一个网络的整体结构。拉博夫和埃克特在研究语言行为时采用了整体网络分析方法,在参考社会阶层和社会种族划分的基础上,将社会网络作为分析概念来定义语言中的社会分化。整体网络分析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以与个体网分析相结合,正如有研究以整体网和个体网分析方法为原型,将短期留学项目中的英语为母语的日语者学习者分为封闭型、开放型和离散型这3种社会网络类型。研究通过调查对象与项目内外人群之间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关系,分析不同社会网络类型的形成及变异情况,最终得出留学生构建的社会网络很大程度影响其语言社会化过程这一结论。

今天的社会网络分析更多地作为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一种量化研究的手段,而与社会网络分析质性研究的历史根基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就中文国际传播领域而言,社会网络分析的超强应用性,体现在它作为研究工具能够实时监测中文国际传播效果,也能形成分析反馈以助力于传播手段的优化。文章将在追溯理论关系源流的基础上,从语言传播网络的关键要素出发,同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本身的特点及中文国际传播的现实情况,对社会网络分析在中文国际传播中的应用路径进行探讨。

从关系取向出发,应充分利用强弱连接在中文国际传播中的不同角色功能。社会化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成为拓展泛连接、激活“弱连接优势”的重要动力。例如,中文国际传播可以分两步走:首先自建线上中文交流平台“出海”,或借助国际上成熟的社交媒体平台初步吸引并聚拢以中文学习趣缘为导向的网络虚拟社区。由于虚拟社区的流动性较强,第二步则要考虑通过社群运营及互动传播来维系社群粘性,从而实现在弱连接中培养出强连接。比如线上中文学习平台可以通过将主讲老师“明星化”来构建粉丝社群,而学生们则在“明星-粉丝”关系的想象和课内外的大量互动中获得情感认同。在课堂中完成关于“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后,课后微信社群的运营则进一步延伸了社群的互动价值。班主任和助教承担着激活社群中文学习动力、活跃社群气氛的角色,通过各类活动使社群成员间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并形成情感依赖的路径。中文国际传播机构与组织也可以借鉴这种角色分工明确的运营模式来构建中文学习社群,搭建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库与学术交流平台。

处于中文传播网络中心位置的意见领袖往往能够吸引更多行动者进入网络并与其建立联系。以往,国际中文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通常由汉学家、中文教师、语言学家等专业型意见领袖占据,但其影响力囿于有限规模的传播网络。当前线上中文国际传播已经逐渐往主流化、常态化方向发展,由此产生了一批中文泛传播意见领袖。其传播内容不限于专业教学,还包括生活化、娱乐化的中文内容。近年来, YouTube、Twitter、TikTok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中已孵化出一批以英语教学与传播为主的语言自媒体,而相较之下中文传播频道较少,传播覆盖面也较为狭窄。目前,资本以其敏锐性已经率先捕捉到国际社会的中文学习需求,因而催生了一批流量驱动的中文教学账号。但这些自媒体不管是在教学专业能力,还是视频制作、媒体运营方面都尚欠火候。因此,为适应中文国际传播的线上化趋势,必须及时征集与培养国际中文教师作为意见领袖,提升其传播影响力,同时也应增强已有粉丝基础的中文自媒体的专业性,并鼓励其持续进行创作。

从中心——边缘结构进行分析,中文国际传播还必须关照到弱势语言、语言边缘人群的境况。目前已有研究者在社会网络的基础上构建语言竞争模型,试图唤起人们对弱势语言、濒危语言的关注。

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源于个体所在的社会结构,拥有资本意味着连通更广泛的信息源。林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中的连接而获得或改变。中文国际传播活动可借鉴舒尔茨关于“传播即营销,营销即传播”的理念,树立打造中文精品意识,以优质的中文产品资源,包括中文教育产品、中文文创产品、中文语言艺术产品(脱口秀、相声)等作为社会资本,吸引更多有中文学习和使用需求的行动者进入相应的中文传播网络。同时,还可针对具体形式、种类的中文产品投放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分析比较什么样的产品在网络中更具传递性,以实现中文产品的优化迭代。

社会网络分析的优势在于共时层面上的静态描写,但因其动态分析不足无法适应处于动态发展的语言传播过程。因此,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借助大数据及可视化技术建立中文国际传播网络的动态模型,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动态呈现。哈米尔等人基于Agent的社会圈子网络理论,提出构建具有现实社会网络统计特征的人工网络模型。其中,社会圈子网络中的个体网络参数可以随时间变化,更加贴合实际,而Agent技术则可以通过断开、移动、重建社会网络以描述现实网络的流动性。米内特等则通过个体之间的语言传播模型,研究复杂现实社会网络条件下的语言竞争和保护问题。国内有学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社会圈子的语言传播模型,以研究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的动态语言传播网络。对动态因素加以考察能够使中文传播模型更加贴近现实中的社会网络,也能为目前以静态为主的中文传播网络研究提供借鉴。

语言从来不是孤立的社会元素,其本身也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教育可有效推动理念的传播。若将语言传播视为一张整体网,那么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二语或多语习得等方面都包括在内。它们目前在各自领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诸如基于语言变异和二语习得的交叉研究。现实网络与虚拟网络不断融合、交叠的社会背景则为中文国际传播领域的社会网络应用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除研究中文国际传播范围内特定的、有边界的整体网络以外,也可以借鉴个体网研究视角,通过以自我为关系网络的中心节点探寻并开拓与中文国际传播关系较为密切的其他领域。未来,可在中国文化传播、旅游传播、国际贸易等相关领域布控更多通往中文传播的渠道,以拓展中文国际传播网络的边界。在突破学科壁垒、行业壁垒及虚实网络界限的前提下,中文国际传播才能适应本身处于动态变化的社会网络的发展规律。

得益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若仅仅以方法为主导考察学科内部现象,既容易落入普适性方法论“千人一面”的困境,又难以对适配具体学科的理论做进一步发展。面对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方法论的“袪魅”以及学理的进一步探索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网络分析是贯穿于语言传播研究之树生长脉络的应用工具,它本身作为理论之树也生发延伸至语言传播领域的枝干与茎叶。文章在扫描语言传播中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溯源、关键要素的基础上,对中文国际传播的应用路径进行了探讨,希望从学科交叉的新视角对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和能力提升带来新启发。

终审：黄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