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徒伟智
我的传媒生涯最后一站，是投身编辑《报刊文摘》。
它有分量，我知道的。1980年1月它刚创刊，我就订了。为纸张紧张，初始限印5万份，订上的算幸运儿。往往，报纸看完还没完，很多会转交亲友传阅。我也是因着感觉好，每期看完寄给在北京远郊房山区工作的大哥，让他知晓外面世界。他回信道，“编得好！我是篇篇细看，像咀嚼红烧大排，连缝隙里一丝丝都不舍得漏掉”。
它还分布广。20多年前有一回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组织的体检，住在华东疗养院。没承想惊动了当方土地，无锡市委副书记邀约老编老记聚谈，逐一对话，语及我所在的《报刊文摘》，他称许，说有品位，他和几个同事都是常年订户，下面的干部、教师、市民订阅的也很多。直说得我心里热乎乎。
一张四开小报纸，不胫而走，遍及全国，美誉满满，在同类报纸中发行量居首。巅峰时期，竟是期发300万份哩！外因，诚然有：创刊最早，依托于母报（报业集团）齐全的报刊资料，又是立足于沿海特大城市，交流频繁，得风气之先……但是，毕竟，内因是更重要。这，就是文摘人常常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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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这个集体，第一天听老主编交接工作，他就谆谆叮咛，谈了选文须有“眼光”。何谓“眼光”？渐渐体悟，要旨在依照创刊时确定的“集各家报纸之新，为读者提供方便”方针，用大格局高品位，聚焦时代变革下的政经热点，反映社会演进中的百姓心声，讲述典故要揭示规律，推介美文求富含哲理，总之通过为读者服务达到引导的目的。同行之间自然要虚心学习，要求同；也要求异，其难能者在同中求异。
真佩服同仁们的眼光。尔后，我知悉，不仅办报的，而且读报的，皆有眼光。什么暴力凶杀奇案，什么腕儿明星艳闻，于彼处也许尚容栖身，于此处却大抵碰壁。记得一回，有建议摘登某“土明星”一组多篇报道，我没顶住——回头看，其实主要原因在我，新来乍到的我对本报读者的口味特性认识不足，未能尽述其详以谏服有关人等——结果报纸一发，好多地方的读者来信批评。吃惊之余，晓得了，《报刊文摘》凝聚、甚至可以说发展了一群高端读者；他们需要的是祛俗存雅、舍低就高。
当年，据同仁告知，我们的读者见识品位一般较高，但是林林总总散布各阶层；说是高端读者，却远不等于“高收入阶层”。看看昔时调查，显示订户中既有公务员、实业家、高级白领、教授学者，也含有诸多偏僻边远地区的农户、摊贩、庶务员、村办教师，等等。“收入有限，人家订报纸要挑挑拣拣的”，潜台词就是，被选中不容易，可不能对不起他们啊。办报的，读报的，真是充满理解的同情。
在编辑部内，遂经常感受到同仁们对于读者的敬畏，每一篇短短的文摘稿无不是商议斟酌而后可。“摘这一篇，会叫座”，“摘那一篇更好，更有政经新意”，争来论去，一片赤诚对读者。
离开报刊文摘编辑部，很久了。“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曹丕《与吴质书》），退休后我都没有联系了，连搬迁后新的办公地点、新的同仁名姓都一无所知了。然而，有时候，于不经意间，又仿佛“穿越”般的，眼帘前闪现出同仁聚首一起精心改稿的熟悉场景。
尤其前两天，正好上网查资料，又看到1936年那位租界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回忆鲁迅的名篇（阿累《一面》）。重温他在内山书店避雨，看中的鲁迅译《毁灭》+曹靖华译《铁流》书价共计三元多，然而他却仅有一元多点，还是他跟另一同事几天的饭钱。恰好在店堂与内山老板聊天的鲁迅，见状化解了尴尬——提出曹的书收一元，自己的书奉送。“我费力地从里衫的口袋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店门。”读文至此，联想阵阵，感慨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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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一块钱，竟带着体温，显示藏掖之深，折射读者之贫。一个贫困的，却又好学上进、宁可化用掉饭费也要购好书的青年形象，耸立于前！他们身无长物，袋无余银，却是民族之中坚、社会之希望。有钱的不读书看报，读书看报的没有钱，旧时代如此荒诞不公，恰恰反过来，催促着进步文化人要为读书青年提供最优秀的精神产品。这才对得起他们的付出！
忘不了，今日文化人的肩头责任。时代不同了，家给人足成为大概率。恩格尔系数持续跌降，眼下这些年不需要谁谁格外节衣缩食才能来买两本书订一份报了吧。但是，应该看到百姓挣钱茹苦含辛，钱有也不多，亟待量入为出，慎防“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杜牧《阿房宫赋》）。还该看到，快节奏社会条件下，收入既是有限，时间和精力更是有限。读报看书，业余充电，费心劳神，何其不易。惟此种种，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无论办报的编书的搞传播的，都要精益求精为劳动者提供第一流作品。这才对得起他们的渴盼！
（原载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子孙》 作者为《报刊文摘》老主编司徒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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