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别人说‘清华系’，我就感觉压力山大”

“母校光环”的存在又能给投资这份工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自从创投周期进入所谓的“硬”时代，“高校创业”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关键词。热度上升背后的基本逻辑是，模式创新带来的增长已经趋近于饱和，新的增长曲线需要新的技术来带动，而高校作为教研资源最集中的地方，理应在这个时代扮演更高的权重。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开始频繁在标题里看到“清华系”“科大系”“浙大系”“港大系”。通常这类报道的主线不是描述创业者的教育背景，而是借用创业者的教育背景，去切入某高校在某专业领域的发展状况，试着对未来可能潜在的发展进行一个阶段性的前瞻。

不过如果我们把问题反过来，创业者可以用“XX系”来概括，投资人也可以用“XX系”来概括吗？在投资领域里，不同高校背景出身的投资人会有明显的性格特质差异吗？“母校光环”的存在又能给投资这份工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这些问题很关键，也很难回答，但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谈者，他就是清智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煜。张煜清华出身，学习工科，却在读书期间成为了传奇电子产品“文曲星”的区域销冠；毕业后他先后任职华为、微软，主导微软全球“创新杯”大赛，推动微软第一所创新加速器的诞生；他现在专注于人工智能初创团队的孵化与投资，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团队一次确定加速器新区域的装修方案。

在这样的故事线里，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对明确的答案。

1998年之前

同学们还不知道什么叫Startup

（01:10）

蒲凡：您身上有两个我特别感兴趣的“标签”。一个是清华——这个咱们今天的主题，可以放在后面详细展开——另一个是微软，尤其是您在微软期间，推动了微软创新加速器的建立。我个人对创业孵化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这几天来北京出差，也安排了一个下午专门来参观清智在清华科技园的孵化器。

所以开场阶段，我想首先问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您当年为什么会主导推动这件事？第二，当年您是如何理解加速器、孵化器的？

张煜：我对于科技创新与孵化，特别是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萌芽。但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大家还不习惯今天现代意义上讲的创业逻辑。那个时候大家想的还是“下海做生意”，同学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生意。

蒲凡：90年代？

张煜：对，90年代。包括我也是，我在1995年开始代理一款电子产品叫“文曲星”。大家今天可能已经不太熟悉这款产品，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文曲星电子词典”是非常流行，在同类产品中排名第一，远远超过好译通、快译通。

我是文曲星的第一个高校代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商业社会，发现商业社会和我们大学象牙塔，其实遵循着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在这商业方面有一定的灵感和天赋，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业绩非常好，光是在高校里面做代理，能够在所有大省代理中排名前5，赚到了一小桶金。

到1998年，清华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创业大赛。那届创业大赛，我们邀请了很多在硅谷打拼的老学长们回来参加，比如张朝阳。但那个时候，同学们还不知道什么叫Startup，什么叫entrepreneurship，我们都搞不清楚这两个单词是什么含义。而我作为学生会的学生干部和校报记者得到了参与机会，主要负责相关的一些宣传工作，我那个时候也是校报的记者。

现在来看，清华创业大赛也确实成为了很多明星项目的起点，例如有一届的创业大赛冠军叫“视美乐”，是一家做投影的企业。还有百合网。也包括某个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在我印象里，那时候他也在创业大赛的团队里负责宣传工作。所以后来大家有人调侃说，他的企业之所以地推能力很强，都是那个时候创业大赛带着同学们刷海报刷出来的。

清华（在创投氛围）其实挺好的。如果说北大总是能在思想意识走在社会前沿，那么清华往往能够在产业创新方面走在前沿，这是两个学校非常鲜明的特征。而创业大赛也成为了很多人创业的启蒙。我记得那段时间央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级电视媒体都进行了持续报道，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触动。“创业文化”也从那时候开始迅速在中国大地各个高校、各个社会层面上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华清嘉园的“价值”

不仅仅是“离清华近”

（08:02）

蒲凡：所以您的创业情怀，包括您的孵化情怀就是从这一段经历来的？

张煜：是的。我通过做代理，发现外部的世界与校园世界拥有巨大的差异，这让我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我也因为参与了创业大赛，发现未来的世界竟然如此令人期待，是一个新的世界。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还处在包分配和自由择业的一个转折的时期。绝大多数学生毕业以后，从哪来，就要回哪去，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对未来没有太多畅想。

是创业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种子，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去开创自己的人生，看到了硅谷创新火花。那个时候，比尔·盖茨成为了我们的英雄。韦尔奇让大象跳舞，这个被我们当做教材的故事，没想到已经离我这么近，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这些都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触动。

蒲凡：我忽然特别理解“华清嘉园”，这个五道口附近的居民小区，为什么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只有清华和华清嘉园形成了这样一组原始的“高校创业载体”的关系，很难在其他高校附近找到一所类似的居民小区进行类比。您的经历告诉我，它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一次文化带动。第一批感受到创投魅力的年轻人，显然会非常渴望延续这样的氛围。

换句话说，华清嘉园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原始的、自由选择的、粗放式的孵化器。

张煜：是的，这也是五道口后来被称为“宇宙中心”的原因。

蒲凡：您当年逛过华清嘉园吗？

张煜：我逛过，很破。华清嘉园刚刚盖好的时候，北京四环刚刚修好了，五环才开始建设，清华的位置还相对偏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几千块钱一平都卖不出去，很多人买了之后也很后悔，只能把它租出去。可以说，那时候的配套环境很差，远不如今天这么完善，到处都是流动的小摊小贩。

蒲凡：所以您有考虑过当时在华清嘉园创业吗？

张煜：那时候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创业，只是觉得自己愿意去推动这件事，愿意参与到其中。

微软遍及全球的创新加速器

起点在中国

（11:37）

蒲凡：咱们把话题收回来，您在微软推动加速器成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景，让您觉得有必要推动这样的一件事情？

张煜：我在微软待了15年，几乎所有的岗位都做过一遍，其中最开始的工作叫UR，也就是University Relations，高校关系部。“高校关系部”在英文的职位通常会被翻译成evangelist，直译过来是“布道者”，类似于教会当中的神父。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出现“创业创新”的萌芽，而微软是最早把一批把这些创业创新萌芽交付实践的企业。并且微软还尝试激活高校领域里的创新，引导大家看世界，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具体到工作中，那个时候我们和很多高校进行合作，建立了很多高校俱乐部，推动同学们在技术上进行创新。例如在应用软件层面，如何去开发更好的应用。或者在创业层面，怎么样去管理公司，怎么样去开发市场，包括创业者自己如何进行时间管理、项目管理、团队管理。这一套在微软，其实有一个成体系的培训方案，最繁荣的时候我们一共在各大高校建立了30多家俱乐部。

那段时期，微软也搞了一个大赛，叫Imagine Cup，微软全球创新杯。我们会从中国各个高校里面去挑选一些团队去参加微软的全球大赛，我负责带队参赛。在这个过程里，我看到了很多不错的创新项目。比如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浏览器，海豚浏览器。

海豚浏览器曾经是安卓平台上的三大浏览器之一，它的研发就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支团队，是我带去参加Imagine Cup最终成功获奖的团队。也就是说，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创新在高校里孕育了。于是微软总部就鼓励我们继续做下去，最好能够向产业方面去发展，而不是仅仅搞一些学生的活动。我们就开始思考，是不是需要成立一只创投基金、成立一个真正的加速器。

再加上那时候IDG在中国的创投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在我和张亚勤院长（微软亚洲研究院）商量、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后，启用总部的一个教育项目，推动成立了“微软创新加速器”。

当然加速器成立的时候，我就调到微软中国去做业务了。加速器方面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微软工程院当时商务负责人高欣欣继续做。她非常有创新精神，也是一个国际化、全能型的人才，很快就把这个加速器撑了起来，也让总部看到我们中国区做的加速器涌现了很多创新，对微软自身研发体系起到了很好的反馈作用。后来微软总部也因此决定将这种加速器模式，扩展到其它的国家——也就是说，微软在全球有六个加速器，但是第一个加速器是从微软中国开始的。

蒲凡：听起来就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故事。没有清华的创业氛围，你不会对高校创新有这样的热情，也不太会有机会在微软高校关系部扮演一个布道者的角色。不过我很好奇，现在您在清智做孵化器，也延续了微软当年的思路吗？

张煜：是的，我们院叫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这个院有几个特点，第一，我们是一个“创新院”，希望能够面向产业去推动产研融合和创新，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科研型的单位；第二，我们里面大多数招聘的员工都来自产业界，大概超过80%是来自产业界，寻求在产业界当中做创新。

这80%里，有超过一半的人是从微软系来的。有的原来在微软工作过，有的在微软做过实习，有的是微软学者。所以从我们的经历来看，微软号称“AI界的黄埔军校”确实也是实至名归。

当然其中也有一大部分也是清华系的，只不过清华系与微软系又有很多交集。比如说唐杰老师，他既是原来微软的学者，也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也有人管我们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叫MSRA2.0——MSRA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前的MSRA是只为微软服务，现在是2.0，为整个社会服务。

可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说

“孵化器”还有价值吗？

（18:28）

蒲凡：咱们都说创业路径其实有两条，高校创业里尤其明显。一种是学生直接出去创业，拉团队、做产品、对接风险投资，然后成为一个企业家。另一种就是像您现在正在做的事业一样，深入到学校的产投研的条线中，先进入学校的孵化器，通过这个孵化器慢慢成长起来。

您认为哪一种方式现在更适合现在的创业者？

另外我之前也做过很多关于创业孵化的内容，其中有一条对于加速器模式的指责让我印象深刻。评论者说，孵化器这种模式替创业者解决了很多烦心事情，比如提供了共享运营能力、共享财务能力，在精力分配上允许他只聚焦在业务层面，但是也推迟了创业者独自面对市场风险的时间，导致当他进入企业家角色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能力不健全的状况。

张煜：同意。

蒲凡：所以您是怎么看这个批评的？再结合前面的问题，您觉得对于当代高校创业来说，是加速器更合适，还是我自己出去创业更合适呢？

张煜：应该说两者都有道理，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我觉得最牛的创业者和团队不需要加速器或者孵化器，出来之后他就是牛，自己就能干起来。而且这些创业者往往还有感染别人的能力，能够充分地调动周围的资源来服务自己，不必非得寻找一个加速器去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

只是这样的创业者少之又少，这个社会还是靠大多数中坚阶层的企业来推动。那么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讲，在起步阶段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过去经验所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孵化器和加速器就很好去弥补这一块，缩短创业起步的过程，也是很好的方案。

第二，从发展阶段来讲，过去大多数加速器和孵化器，更多是提供一些空间服务，降低创业成本、提供一些财税服务。这些很辅助的功能，在过去一个阶段大家会觉得可有可无，因为它不是创业孵化的核心，起不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但现在不一样，因为目前创业比较集中的领域，尤其是我们目前所在的人工智能领域，它需要的要素很多也很复杂，要求创业者必须要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面临的情况比以前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财税、空间这些同属于创业者素质的部分，变得更烦心更微不足道了，因此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孵化器，我觉得也是有道理。

不过我们清智孵化器给自己的定义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孵化器”，财税辅助和空间不是我们所强调。我们更多强调是对他们产业赋能和科研上的互补性，解决他们在行业上的一些痛点。比如算力，我们的孵化器免费提供算力。提供类似的人工智能领域比较关键的要素支持，我觉得这更符合我心中一个真正孵化器的概念。

蒲凡：您这个回答提前说出了我想追问的问题，您在孵化中的角色是不是已经变了？以前可能是一个导师、老师、领队，现在更像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帮他们弥合产业链里面？

张煜：对，这是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

蒲凡：您觉得这个工作是更复杂了还是更简单了一些？因为从产业出发其实更能发挥你的价值，虽然更累，但是我觉得爽感会多一些。

张煜：对，而且我们希望创业者自己的素质一定要足够强，孵化器的入驻和基金的投资，都需要评审和尽调，要求都很高。这些要求除了一些传统的标准外，我们还明确地将“资源组织能力”放到我们的尽调评审中去。因为今天的创业，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并不是光拍拍脑袋靠一个创意、一个很好的应用或者是一个很好的算法框架就可以做好的。

当我们发明了一个很好的算法，想验证它、想优化它；当我们开发了一套生成式模型，要调优，做很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工作，这时候就对数据有大量的需求。那你怎么能获得优质的数据呢？比方做智慧交通要对接交通部门，比如做医疗数据对接医院，作为一个小的创业公司，这些资源方别人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这都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你的情商、智商、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情绪控制能力。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六边形战士”，其实仅仅“六个边”还不够。

优秀的人工智能团队，从哪里来？

（25:28）

蒲凡：这好像再次印证我们之前很多人的观点，Open AI的出现它不是一个巨大的科研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胜利。

张煜：是的，它是一个工程能力的体现。

蒲凡：那这些符合您要求的项目从哪里来？

张煜：大概有这样几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团队自己sourcing。既然做一个孵化器，还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孵化器，那你就要去跟各个高校、科研单位去沟通、去了解。

并且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平台，有很多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的教授、研究员，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研究，我们跟他们关系很好，交流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创新的火花，也是我们项目很重要的来源。我们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孵化器来，我们懂产业，他们懂科研，看看能不能结合一块把变成一个实际的项目落地，孵化出来之后未来我们还有投资，就变成一个真正实际的项目。

第二，因为我们团队有很多成员是从微软系出来的，所以微软系肯定是特别庞大的一个的来源。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微软院友会，简称“希玛会”，因为这个组织是在知春路的希格玛大厦成立。“希玛会”有很多特别牛的人，每年这里面有大量创新的项目诞生。

我们的基金清智资本，也会称自己是微软系的family fund，微软系创业我们都愿意优先去支持。当然这也是因为微软系创业本身它的质量非常好。

第三就是清华系，清华的理工科创业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的挑战杯、每年的三创大赛，到现在仍然有不错的影响力。近几年生成式AI、大模型的发展，清华之所以能占到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

另外因为我们在业界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一些创业创新的团队看到我们的能力，主动找到我们这边来的也越来越多。基本上是在这几个方面。

做投资人，比在华为工作还要忙

（29:51）

蒲凡：刚才听下来这一套逻辑都特别顺，那么迄今为止，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什么难点？

张煜：讲困难的话就太多了。首先我们发展时间还是很短，第二由于我们发展的时间不长，也意味着经验还不足。

我从2000年左右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一直都很忙，大家也都知道在华为、微软这些业界顶级公司，都会很辛苦。但是我认为我最忙的阶段可能就是最近这两年。我大概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以来，没有休过任何一个完整的周末，每个周末都在工作当中，未来的一两个月的周末甚至都已经排满了，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挑战。

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整体上有一定的压力，你需要兼顾的事情很多，本身自己的团队建设也需要提高，你只有到达一个高水平阶段才有能力去指导别人。

其次现在社会发展很快，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得更快，你不仅需要通过学习提升自身能力，还需要跟上整个知识图谱的发展，同时还要应对市场竞争的有压力。这几个压力放在一块，就变成了很多现实问题需要面对。

相对而言我们还有一些限制条件，比如无论是孵化器还是基金，我们资金都是社会化、市场化的，都是以商业的方式去运营。大家也知道五道口既然叫宇宙中心，那也是寸土寸金，我们的成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找到最好的创业者？把他吸引进来之后，能不能很好地去支持他？对于创业者的赋能这方面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每个创业团队它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你想把它做好，就需要更深入地往前走一步，深入到产业领域，是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而不是简单的联系，这件事情也是比较难的。

另外我们成立的时间短，不管是创投还是做孵化，一个新品牌需要争取社会的认可，大家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审视你，这样也增加了很多沟通的压力。比如说我们认为YC是硅谷比较成功的孵化器案例，那我们将自己的目标锁定为“做成中国的YC”，这就会遇到有很多人质疑，说你们现在刚刚起步，你们能比得上YC吗？

但是创新是觉得不会停止，我们要坚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坚定地往前走，因为困难永远都会存在，但机会也永远是存在的。

做孵化要避免自己成为co-founder

（34:33）

蒲凡：这里延伸出来好几个小问题，比如您提到了YC，您觉得YC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张煜：我之前也拜访过YC，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总体上来讲，YC给我的一个直观的印象有两点，第一是说希望做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然后第二要坚持做正确的事。

蒲凡：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外界对于您现在的产业形态有怀疑、有误解，那么您觉得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张煜：其实我也有一段孵化器里创业的经历，大概两三年时间，做的是一个消费推荐产品，通过人工智能去做消费推荐，确实不是那么愉快。因为我们认为孵化器应该是对于整个创业创新，对于团队成长是有推动作用，但是后来发现可能只是简单的财税相关的辅助和空间费用的减免，但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自己做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孵化器，一定是要做产业赋能，提供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基础要素，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免费的算力，也提供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支持，背靠智能产业研究院，拥有很多专家进行指导。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寻求在孵化器里形成生态，比方我们有一家公司是做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我们就帮它对接了一些孵化器自己的企业做数据的一些服务，那么它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生态。还有一些做智能体的，我们有一些做行业模型和做智能体很好地自己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现在在我们的孵化器里有几十家的企业，包括我们投资的一些企业，它们正在自己形成了一个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蒲凡：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连着，您有没有觉得您现在的角色是一个co-funder？入驻团队的co-funder？你觉得一个孵化器主理人或者产业方的投资人，需要偏向co-founder这个角色？

张煜：我们其实是尽量避免成为co-founder，而且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在起步那几年就发现，如果你过多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识与创业团队结合，就会出现一些不太和谐的碰撞。

最常见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情况是说人家创业团队本来是这样想的，你是那样想的，大家就不一致，最后导致双方不愉快，又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因为都是在发展当中确实谈不上对错问题。第二种情况是，你确实很有经验，他确实经验不足，他应该是听你的，然后他也觉得自己经验不足，就逐渐靠到你的身上，最后发现你不仅是co-founder，你还变成一个founder了。

蒲凡：变成leader。

张煜：对。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个企业服务，我们应该是一个支持方，所以这样的话是的反而创业团队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创新思维，失去自己独立的执行能力，我觉得这也不行。

所以经过一些摸索，我们自我总结要避免成为co-funder，在你决策了之后提供一些支持、一些辅助，决策还是你自己要做，而且告诉你这有一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你必须要出去面对市场，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理念。

蒲凡：您不觉得聊下来这才是最难的难点。如何与项目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距离，如何找到这个中间点，我觉得太难了。

“清华系”这个标签

可以用来概括投资人吗？

（41:59）

蒲凡：您看刚才咱们对话的过程中，都默认“清华系”一般是指代清华出身的创业者，您介意别人说您是“清华系”的投资人吗？

张煜：对，创业者按学校分系由来已久的，清华系有清华系的特征，北大有北大的特征，人大有人大的特征，科大有科大的特征，斯坦福有斯坦福的特征。但是投资人“分系”，这个概念是近几年才产生，确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我不介意这样去形容自己，但不必要过度解读。实际上不管是哪个系的投资团队，其实它投的项目是广泛，不会只投自己这个系派的项目，因为投资人有LP，都是要投资回报，你肯定要找投资回报最高的，而不是从哪出来，这不是我们考量的要素。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个系呢？可能因为创业者分的系，最后导致行业的一体两面，投资人现在也有了这个标记或者烙印。

蒲凡：我也认同这种原因。包括您的经历也是，大量的投资人都曾经是一名企业家，所以带着这个标签完成转型，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清华系。

张煜：是的。

蒲凡：不过刚才我们说的是教育背景出身上的系，有没有精神特质上的“系”？清华系的投资人他们集体的性格会有哪些跟其它学校，譬如说北大、科大、港大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张煜：我也没有了解其它学校出来的投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但从我自身的投资角度来讲，可能清华系的投资人总体上的特质就是理性、踏实、讲逻辑。

我们其实是比较符合“清华系”的投资的逻辑和标准。更早一些溯源的话，我觉得北极光邓锋师兄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清华系”投资人具体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是“亲力亲为”，就像你问我为什么还要看看装修方案什么的。“清华系”习惯一切都要看到事实然后才去做判断，更多愿意去亲力亲为而不是道听途说。

但是这一点也有缺陷，比如可能会错过创意创新项目，就像“头条”这样的项目。从逻辑上来讲不会投，那如果让我投也许我也不会投，这确实也是有遗憾的地方。

第二是比较“长线”。我们的基金就是长线基金，8+2，一共10年。我们愿意以一个更长远、更趋势的方式去看待投资创业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获利。

第三特别看中人的落地能力、执行能力。创业因为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罗永浩创业也是一种执行能力的体现。但研发出芯片来、研究出一个算法框架来，研究出一个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是符合我们的标的。那种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建立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未必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当然这也是一个缺陷。

蒲凡：我想起一本书里的一句话，这本书叫《创新中的资本主义》。它说“在理想的状况下，所谓的前沿创新的基金，它的领导者应该是一名逆向的投资人”。所以您刚才描述的清华系投资人的精神特质，似乎很呼应这句话，这三个关键词背后似乎隐含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冷静，一个是克制。

“清华系”+“投资人”

注定背负太多外界期待

（48:30）

蒲凡：但是这里又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

一旦提到清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就会很快联想到“天之骄子”，全国最好的高校，默认我们把很多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倾向于它，所以又自然而然对它的期待是高于所有其它同类学校的。所以当我用“清华系”这一个title去形容您、形容邓锋、形容英诺的时候，其实我对他们饱有期待的，期待他们应该和市场上其它的“妖艳货色”画风不同。

第二，“投资人”也是一个备受期待的标签。跟欧美那种成熟的资本市场观念完全不同的是，在欧美大家会“投资人”，认为这就是一份职业，默认他的工作就是做金融游戏、玩虚拟经济。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大部分老百姓的观点认为，投资人代表着你是高知、占有信息差，并且更靠近舞台中央的一群人，你需要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

包括很多投资人群体其实也接受这个观点。我以前采访过一位资深的消费投资人，他曾经向我强调，他要求每一位员工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一个社会经济工作，所以你做出来的每一个决策都要背负到社会责任

这些观点的存在，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社会预期。于是“清华系”和“投资人”，这两个title加起来，更是无形的压力和社会预期的累加。我不知道您怎么处理这种压力？

张煜：所以刚才咱们俩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也是小心翼翼。你一说“清华系”，搞得我压力很大。

说实话，我的清华系标签还是比较重，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清华学生。但另一方面，其实我在微软又做了很长时间的销售，当了四五年的top sales，还因为销售得好，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进行销售，拿了比尔·盖茨奖。

蒲凡：这个故事很传奇，一个工科男进微软然后做销售还拿了销冠。

张煜：而且在我的推动下，通过我们本地销售的配合，拿下应该说是微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订单。所以也不是说完全冷静理性，我们还是有很多销售需要的社交能力，有你对于市场的战略判断，有你对于整个国家政策的认知的理解。当然今天我们不讲销售的故事，那也是非常传奇的故事，很有趣。

蒲凡：我今天在这里预约下一次对谈了，销售的故事。

张煜：对，也包括我在大学里面卖文曲星的经历也同样。我发现，人就是有自己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如果你想改变一点自己的人生，希望有更高的一个目标，想跨越一步跳出自己的舒适圈，首先要有思维的转变。所以今天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人，在我看来大多数其实都思维分裂一些。

所以对于刚才的问题，社会对清华有一个定调，你作为清华人，又自然地背负上了清华的光环以及清华本身社会对它定位的约束，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只是相对来讲大家要更宽容一些，哪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优秀毕业生，哪个学校也都会有失败者。我们更多是从结果上，会看到某个群体整体出来的成绩多一些，我们认可的是学校的一套培养体系是优秀的，值得学习。

当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清华系”也有一些限制。再先进的思维也要包容并蓄，还是要吸收各方面的优点。所以我们的孵化器和创投有一个不太成文的规则，就是我们的孵化和投资的项目，清华系比例尽量不要超过一半。

能不能都投清华系呢？肯定可以投，本来投资清华系的成功比例高，但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而且对于长期的创投发展和创业发展肯定都没有好处，我们更希望找社会上的一些优秀项目，这个可能会更难，但是也必须这样做，这样的话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生态创新。特别是对我们资本和孵化器来讲，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相互交流、碰撞的平台，在太固化的一个体系当中，不管这个体系有多先进、多优秀肯定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危机感”或许才是“清华系”真正的底色？

（55:33）

蒲凡：听起来感觉你们危机感很重？

张煜：对，我们天天生活在危机当中。

蒲凡：甚至有一点，用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叫……

张煜：自虐。

蒲凡：没苦硬吃。

张煜：对的，没苦硬吃。关于未来的发展，我们经常跟同事们一块讨论，我的一个观点是世界已经向两极化发展，你要么成功，要么就……

蒲凡：一事无成？

张煜：不是一事无成，是要么就不存在生存的理由。换句话说，你想生存下来你就必须是成功的，要么的话就生存不下来。

蒲凡：你这个比我的“一事无成”还极端一些。

张煜：确实极端，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孵化器不是体量最大的，我们不是受资金支持最多的，也不是政府关注的，你就是市场当中的沧海一粟。创投也是一样，我们也不是历史最悠久，也不是背景最强，也不是基因最好的，也不是资金最多，那你凭什么能够占据一定的地位还能够生存下来？为什么行业里要有你的地位？就是你必须要做到最好，你做不到最好就生存不下来。

蒲凡：这是刚才您总结清华精神特质没有提到的一点，这个“危机感”是您的个人气质还是可以归纳到清华系投资人整体气质？

张煜：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清华和“华为系”的气质。

蒲凡：又多了一个“华为系”。

张煜：对，虽然我只在华为工作了一年，但是它给我带来的烙印应该说是一生的。在华为一定要做到极致，一定要做到最好。不能只追求行业的前三名，一定要做到第一——华为有几个特质这里稍微提一下，第一就是做最好，第二是要坚持做好，第三就是团队高于一切，团队的成功高于一切。所以华为可能没有特别牛的科学家，但是华为的产品都是业界最优秀。

蒲凡：这么说的话，微软反而是在你整个投资性格成型过程中，起到一个柔化的作用。

张煜：也不是，大多数人没有同时在华为和微软工作的经历，潜意识里会认为华为里是一个最严苛，纪律最严格的一个公司，而微软代表硅谷文化，牛仔裤文化、车库文化，貌似是一个世界上最宽松、最自由的、最开放的这样的公司。

但是我认为，它们两个公司外表是迥然不同，但是精神内核是高度一致的。我从华为到微软，后来在微软的时候我又跟华为合作，我觉得非常顺畅，就两个公司思想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高度一致。

蒲凡：所以另一位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微软晃了一年就走了，他身上也没有那么浓重的微软气质。我记得在一些采访中，他表示自己是去微软学习，学习一些工程管理、项目管理能力。因为他当时刚从酷讯到房讯网，几段创业经历不是特别成功，他觉得可能需要某种能力，于是他去了微软，但是似乎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张煜：对，我觉得他可能有失有得、微软肯定是牛人特别多，在微软跟在清华的体感可能会有点类似，就感觉周围全是大牛，都是既比我聪明又比我勤奋的一群人，自己好像每天都处在绝望当中。

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处在绝望当中，你再怎么努力都总有一些牛人，他牛得一塌糊涂，真的是智商超常，你完全不懂的一些逻辑理论、四大力学什么的，他看一遍就懂了。这些人真的很让自己绝望。微软也是这样的，一帮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一起，也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

但从他自己的访谈里面，可以看到他首先在微软待得少，待得少就不受微软的限制——“微软的限制”就是每个人都想像微软一样做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来，有几亿人在用——这个目标过于宏大，所以导致很多微软系的员工出来创业，过于把自己的目标定得理想化和过高了，反而就不容易成功。

当然现在的大模型来了，因为微软号称“AI的黄埔军校”AI的能力就是很强，基础也很强，所以这边创业的人成功比例也很高。我在想，他未来也可能受到微软理念，至少是微软AI和技术理念的一些影响，进而成为未来影响他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但总体而言，他在微软待过，但待得时间短，可能是他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蒲凡：所以特别适合董师傅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来收尾，这句话是黑格尔说的，“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未来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

您刚才说的一系列故事，很能诠释这句话。您现在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某个理性推导出来的结果，而是里面包含很强烈的情绪冲动。而您正是在这个情绪冲动下，逐渐慢慢规划出了自己的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