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的四重奏：对科研生命的深沉叩问
学术
科学
2024-12-31 08:08
北京
科学探索注重独立思考和挑战权威，这样的传统是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好年代一路走来的文明传统，而不是八股和科举的传统。科学的繁荣和艺术的繁荣总在一起发生不是巧合，它们都被同样的创造性传统所孕育。科学工作者叩问自己科研生命时遵从哪个传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是乐圣一生最后的作品，形式复杂、内涵深邃，因为过于超前，当时没有受到评论家和听众的赏识，需要一代一代的爱乐者去体会艺术家悲天悯人的心灵。艾略特晚期的四首长诗组成《四个四重奏》，是诗人对于时间和生命的本质的追问，是在混乱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个人面对精神困境自我救赎的尝试。这音乐和诗歌的四重奏，都不是昂扬欢快的作品，但都是人类创造性精神珍贵和深沉的结晶。贝多芬晚年6部弦乐四重奏之一：升c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Op.131，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创作于1826年。翻检旧作，发现最近写了四篇送别性质的文字，包括给毕业的博士研究生（PhD student）和完成研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员 (Postdoctoral fellow) 写下的寄语，也包括给师辈写下的同游记录。这些文字施予的对象和情景虽然不同，但是表露的心态却有相似的地方，遂想整理到一起做为送别的四重奏，为自己也为朋友们做一下对于混乱和复杂的2023-2024年的心迹梳理。这里面最近的例子是2024年夏天与毕业离组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们一起唱的一出双簧，早一些的是对2023年夏天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和师辈同游的记录，更早的是2023年春天借着会稽的优秀青年的离组，对于历史和个人内心成长过程的追怀。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拉扯，其实都在表露着共同心态，表达笔者对于当下的科研环境，还有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思考。如果借用最近的两篇文章的意思，那就是，在我们自然科学研究的行业里，顺利拿到到博士学位，顺利完成一届博士后研究员工作，都是进入行业和开始在行业中为人所知，开始从学生走向独立的、以科研为职业的研究人员的必经之路。在博士生和博士后本人来说，不应该有十年寒窗一朝登第的酸腐气；在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导师来说，也不应该有表面上桃李满门，内心中门生故吏满天下将来好大搞学阀裙带关系的鸡贼气。我们培养的是具有理性思维方式，具有创造精神，敢于质疑权威和发扬真理的科学家，不是在科举的环境中只知道如下这般的名利阶梯的徒子徒孙和学者型官僚：秀才（种种五湖四海优秀青年）
举人（种种杰出、百千万人、各路奖项）
当然，现实的环境，我们历史文化基因中顽固的积习，正在十分不幸地把自然科学研究——这个以创造力和个人兴趣探索为推动力的领域——中的从小到老的从业人员都推向科举化和官僚化的境地。最近有一个行业内的笑话，颇为传神地刻画出我们身在的氛围。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年轻得主，John M. Jumper，运用人工智能在预测蛋白质结构方面取得杰出的成果。大家事后分析得出结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科研环境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从他的年龄段来看，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环境中，做得最好也正在忙于写八股的本子和打磨种种帽子的答辩PPT，忙于反复“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忙于张罗让各路评审专家各路大佬进士们参加的会议（好去干谒、喝酒、打招呼和送署名文章）。做得不好，连参与这样表面上求学问实际上求功名——国粹的假道学和真八股——的份都没有。长期浸淫在这样的科举文化里，长期忙于这样的八股文创新，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呢？这样看来，能够给毕业离组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写下送别的文字，给同辈和师辈写下同游的记录，还算是幸运和有意义的事，即是鼓励大家，更是提醒自己，不要加入到科举大潮之中。科学探索注重独立思考和挑战权威，需要允许不同于所谓“权威”的价值判断和追求，需要发扬人的自证、人的觉醒和对人的创造性精神的尊重。这样的传统是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好年代一路走来的文明传统，不是八股和科举的传统。说得再明白一些，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希腊是悲剧和思辨哲学的开端，也是代数和几何学的开端；文艺复兴中涌现出但丁、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也滋养了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好年代即是电气革命和量子力学革命的时代，也是人文学科中总提到的Belle Époque （美好年代）——福楼拜、印象派诸画家、哈代、波德莱尔、乔伊斯、弗洛伊德、里尔克、茨威格等等文化、艺术群星中闪耀的人物出现的年代。科学的繁荣和艺术的繁荣总在一起发生看来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都需要同样的创造性传统。艺术家和科学家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有一致的地方，当然也因为如此，他们也要经历类似的磨难。那么他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其实也不过是大家都知道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或者不想实践的大白话：“反对权威，崇尚自由，绝对个人自由”。不幸的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选择在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基因中，其实一直都是昙花一现般短暂和珍贵，我们身在的环境并不鼓励发乎天性的以自尊自强为旨归的个人主义的追求，我们的文化历史基因中也没有这段体现着创造性传统的 DNA，最近的50年或者100年来才勉强培育出了稚嫩的片段，还在历史的强大惯性的笼罩下时刻有倒退和消失的可能。要守住这样的创造性传统，守住这段来之不易的 DNA。眼前还有一件值得记录的小事，催促着笔者来梳理本文开头所说的送别的四重奏。一段时间以来，笔者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培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已经有不少独立地参与到我们的科研环境中，都在当下的科举制度中摸爬滚打。经常地，笔者需要给去不同科研机构入职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写推荐信。几年之前笔者还是会很乐意地认真完成这样的工作，毕竟培养后备人才，然后送到国外机构做博士后，做出一些优秀的研究工作，再回国服务，这样的模式一直以来就是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对于行业和社会的贡献。但这几年情况恶化地如此快，现在再给学生们写推荐信，笔者的内心中其实是十分矛盾和不安的，因为知道他们要去的环境和我们觉得应该鼓励科学发现、鼓励创造的环境正在渐行渐远。用人单位看重的不过是朝廷设置的科举功名，至于学术发展本身，从业人员个性和禀赋的培养，都是第二位，甚至是第 n 位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卷”或者“不卷”的问题，而是制度和文化历史基因的问题。我们的环境中只有单一的价值判断，不允许有不同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和封建时代的科举是没有区别的。这样只有国家没有社会（a state without a society）的环境很难产生原创性的思路和科学。在这几篇文章中反复呼唤的“人的自证、人的觉醒、对人创造性精神的尊重”，就是这个意思。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带着沉重顾虑的思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才会有这些略带着忧伤的文字，笔者才会想到要告诉自己和朋友们，要记得世界还不都是科举的天下，还有想跳出我们文化历史基因中可怕惯性的人，还有想进入美好年代的人类群星之列的人。
如此看来，这四篇文字当然无法比拟贝多芬或者艾略特的四重奏，但是它们与艺术家的音乐和诗歌一样，都是个体生命在寻找真理过程中面对精神困境自我救赎的尝试，都是对于行业和人生并不乐观但深沉的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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