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谈到，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已经连续七个季度处于负增长，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
为此，刘世锦提出一个建议，即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
这一建议很快引起了广泛讨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出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合适？当下的经济问题，是否能靠经济刺激来解决？即便真的推出了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具体执行时又该秉持哪些原则？这些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所在。
针对上述讨论，我们特此刊发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稻葵两位专家对该话题的看法。
刘世锦、滕泰、李稻葵，几位专家普遍意识到经济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则不尽相同，我们呈现各方意见，期待能够“越辩越明”。
对如此重要的大话题，各位方家怎么看，也欢迎留言或投稿。
作 者：刘世锦、滕泰、李稻葵
来 源：万博新经济观察、New Economist
10万亿元刺激计划，能否换来持续繁荣？
作者：滕泰
近期刘世锦主任提出了10万亿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扩大内需方案，我认为这个融合了消费刺激、投资刺激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既是当前经济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较符合当前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智慧、有很强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议。但是，从结构上，我建议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还是应集中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否则，如果在体制惯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后大部分用于继续扩大投资支出，结果不但宏观乘数较低，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供给过剩，不利于确保取得持续的经济繁荣效果。首先，当前经济的形势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严峻。面对2007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2008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是，由于彼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而伴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和积极货币政策的持续扩张，2009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就开始逐步企稳回升。相对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们这次面临的经济挑战不是外部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已过，投资已经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消费不足。这种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物价低迷并有通货紧缩风险，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投资负增长，股市长期下跌，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缺口扩大，这些情况带来的挑战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冲击更严峻。受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当前的有些指标如房价、股市指数、物价指数、失业率、地方财政赤字等有的还不及2020年。对于这些情况，决策部门越是认识深刻，企业家和投资者反而会越有信心，因为客观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因此，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为了提振消费、让经济能够畅通循环，让企业的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为了化解房地产风险、提振股市信心，让家庭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扭转企业盈利下滑甚至亏损的状况；为了改变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趋势，为了尽快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我们都应尽快推出大规模的扩大内需计划。从以上角度，我认为世锦主任提出的10万亿经济刺激加改革方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之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设备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正在对内需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能够充分重视、系统规划，尽快出台一个10万亿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对于提振企业信心、繁荣消费、畅通内循环的效果，可能比挤牙膏式的扩大内需行动更好。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到15%。根据我们现在将近130万亿元的GDP的规模。考虑到这次经济挑战比2008年更严峻，如果刺激计划达到GDP的10-15%左右，总规模应该达到15万亿元左右。从2020年各国疫情冲击下各国扩大需求的规模来看，大部分刺激计划也达到GDP的15%。以美国为例，疫情前后美国GDP大约21万亿美元，累计向美国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接近3万亿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大幅降息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从实施效果看，虽然承受了两年通货膨胀，但这些政策的确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实现了美国历史上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参照美国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们的刺激计划规模也应该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总之按照以上两个方面的参照，10万亿刺激计划略显保守。当然，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够不够，关键不仅仅是总规模，还要看用在什么方向，有没有货币政策配合，以及产生多大的宏观乘数效应。以货币政策配合为例，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欧洲，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都大幅降低利率，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多国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经济史上有哪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还伴随着严重的货币紧缩，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虽然当时美联储实际上有能力改变货币紧缩的局面，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市场对此并未察觉和重视，二来是那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个时代的宏观管理者对逆周期调控毫无经验。在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一旦遭遇经济衰退，降息和宽松就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标配，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与货币紧缩同时出现的情况，就再没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上演过。我们如果推出10万亿刺激计划，有没有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配合？这也是十分关键的。世锦主任说，“不能简单效仿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没必要简单排斥量化宽松政策，只要对中国经济繁荣有好处，任何国家的经验都可以学，当然具体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且有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因为相对于几十年前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业能力，以及芯片、工业软件等从无到有的经济困难而言，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在之前没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都有了之后，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只要开启迈向需求繁荣的正向循环，将来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荣的消费市场。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以及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实际情况，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再扩大投资，而是应该主要以各种方式向居民发放消费补贴。首先，向居民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其效果并非像某些学者讲的那样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续的，恰恰相反，在消费不足、经济循环不畅的情况下，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不但带来3倍以上的宏观需求乘数，而且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一旦经济循环畅通了，其繁荣经济的效果是长期持续的。其次，消费既是生产、流通的目的和终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新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十九大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实现？就是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所以，消费不是浪费，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过剩产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当然，任何经济发展继续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就如同世锦主任所说，“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然而，毕竟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还是要有个合适的比例，比如中国长期每年五、六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3%左右的投资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国家高20个百分点，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太高了？当然，任何阶段都需要基础设施、新基建、厂房设备和房地产投资，那按照各国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资率，中国每年三、四十万亿元投资是不是就够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几万亿低效投、无效投资，如果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是不是更好？如果10万亿元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不是通过压缩低效、无效投资节省出来，而是通过发长期国债的方式所筹集的扩大内需的资金，那这些钱是主要花在扩大基建投资上，还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补贴居民消费上，效果会有天壤之别。当然，企业自担风险的投资，该投的还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这样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可以自筹资金投资，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万亿扩大内需资金，那就必须确保把钢用到刀刃上，确保扩大内需的效果，确保能够提振信心、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局面。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都要经历从短缺经济，到供需两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转型——与这个转型相匹配的，就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型，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转换。在短缺经济阶段政府，用财政资金搞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两旺的阶段，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后基建时代，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阶段，如果继续搞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反而加剧总需求不足。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几次经济衰退，彼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1990年代以后，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连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对比较稳定之后，再遇到经济危机就只能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了。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经济衰退年份，冲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们，美国财政部虽然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发钱，但是其救济和发放现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美联储认购国债，本质上也可以视为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结合经济史和各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为什么说我们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可能饮鸩止渴呢？回顾下2020年我们面对疫情所采取的重生产、扩大投资政策效果，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而消费贡献为负，虽然短期看投资拉动了内需，但过一两年后这些投资就形成新增供给，形成了更严重的供给过剩。虽然在2021年、2022年，这些过剩供给恰好被旺盛的欧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盖，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后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这样的循环，还要再重复一轮吗？从扩大内需的总体效果来看，扩大投资是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少部分相关人受益；而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则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范围更广，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的效果更佳。至于有人说大家都发钱就相当于不发钱，担心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观点，其观念显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短缺经济年代，而且对中国供给过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理解不够深刻。短缺经济防通胀，过剩经济防通缩，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更难战胜，伤害更大。假设以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长期国债或循环发短期国债的方式筹集到10万亿扩大内需的资金，如果从收入端入手，给居民发放消费补贴，宏观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长期可以衍生出30万亿元以上的总需求，自然可以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反之，如果用这些资金继续以各种理由扩大投资，宏观乘数效应大约为1左右，不但不能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繁荣，而且这些投资长期还会变成新的供给过剩，未来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10万元亿刺激计划，是按照体制惯性、决策习惯，顺应相关利益部门的诉求继续搞基建投资，陷入“过度投资陷阱”？还是彻底转变观念、排除利益部门干扰、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之痛？这才是10万亿元计划能否确保换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关键、最困难的抉择。
作者：李稻葵
关于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办？经济学界有很多讨论。近日，李稻葵视频号发布视频，讨论了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解决办法。
中国经济下一步会怎么样？会有什么调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跟大家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来讨论一下。我首先告诉大家，中国经济目前是两个大周期的因素叠加在一块，相互影响、互相交织所产生的一个经济过冷的一个结果，一叫基建周期。过去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在大规模的搞基建，这些基建是非常好的，非常必要的修桥修路、机场高速，它拉火了经济。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基建一完成，各种需求就会下降，所以一下子出现了经济过冷。更重要的是在基建火爆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大家都很乐观，实体经济投资者也愿意去找银行借钱，但是他借的钱大部分是不超过10年的短期资金。现在搞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基建，很多短期的资金到期了，实体经济下滑，但是到期的短债还期的压力是上升，这两个东西一碰到一块，现在就碰到了资金的困难了，然而银行里面堆了一大堆的现金贷不出去，于是形成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趋势大周期。这个大周期在美国、在英国等等国家都发生过，比如说在美国1837年之前搞了一大轮的基建，修运河，修各种各样的道路，但是到了1837年，美国出现了它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长达5年的经济衰退，就跟咱们这个情况非常像，GDP下降了30%，比咱们厉害多了。第二个大周期是什么？是地产周期，就是说过去这二十多年以来老百姓买房，城镇化在推进，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里，或者从小城市搬大城市，拉动了房地产建设的高涨，但是现在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的房地产的建筑量，还有销售量下降了40%以上。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房地产周期也好，基建周期也好，都是长周期，都会回来的。2、需要发行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债对冲周期影响，打通堵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只有50%的老百姓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生活，在城里面买房子安家了，还有50%或者没进城，或者在城里面没有安家。讲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咱们就来谈该怎么应对，既然是一个大周期，唯一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对冲的是谁？地方政府做不了，他没这个能力，他没这个号召力，企业更没有号召力，百姓更不用说了。国家要发行长期债，不是银行里的钱很多吗？没人投资吗？国家发债、银行拿钱买国家的长期债，20年30年的长期债之后，替地方政府先把一部分债给还了，地方政府才能恢复他应有的经济活力。而且国家发行的长期国债，在资本市场上极受欢迎的，这种长期的、低风险的、很容易流动的资产现在是严重短缺，我们现在存量的国债也就占GDP的25%左右，经济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国家都是在70、80、100%以上，日本是220%以上。所以，现在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国家站出来，来应对、来对冲这两个长期的周期。这个道理我们学者包括我在内已经讲了很久，总体上讲我还是有信心的，绝对不像很多人那么悲观，
那么现在给中国经济一些强刺激是否可取呢？恐怕未必。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也经受不了强刺激，这就好比一个虚弱的病人身体很虚的时候吃很多补药，反而发挥不了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新的问题。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基建方面已经搞得相当完善了，继续搞基建肯定不是出路，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当然需要提高，但这是一个细活，如果突然一下子花大量的钱去搞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话，会形成一个不一定可持续的预期，后续的财力就跟不上了，会埋下长期隐患！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不需要也不能进行强刺激的。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是流转不通、堵点不通，类似人体的经络不通，就是一边是实体经济现金流极其短缺，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资金大量囤积。发行长期国债由这些金融机构来购买长期国债，既安全流动性又强。中央政府拿的长期国债去通过某种方式去置换地方债，这是打通冰火两重天的这个困境的办法，本质上是打通循环。有朋友们讲，为什么不能由央行发行钞票直接购买地方债呢？我认为这个办法不是不行，救火可以，比什么都不干要好的多！但央行直接买地方债远远不如发行长期国债好，因为作为中央银行，它手里持有的资产必须是流动性很强的，随时可以变现的。这样在未来，货币政策需要收缩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些标准化的金融产品给卖掉。国债恰恰是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如果央行印了钞票，买了大量的地方债，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央银行要通过卖资产收回货币，到那时，这些地方债是很难及时出售的，更不用说地方债放在央行的手里，央行完全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些地方债。
中国需要在一到两年时间内，推出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本文为刘世锦在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演讲的全文，正和岛经New Economist授权发布本文。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2、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
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5、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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