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闰土，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他是鲁迅先生笔下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实在历史上，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是章闰水。

在鲁迅的眼里，少年的章闰水是一个朴实、活泼、健康、勇敢的农村少年，他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对鲁迅也始终有真挚淳朴的情感；

然而时过境迁，中年的章闰水却是一个木讷、呆滞以及畏手畏脚的庄稼汉，在皇权社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被彻底地奴役成了木头人；

在与鲁迅阔别重逢20年之后，章闰水紧张地喊出了“老爷”，还让自己的儿子给鲁迅下跪磕头，这让鲁迅措手不及。

那章闰水到底有什么遭遇，能让他变化如此之大？

他的后代又过得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小编将为大家娓娓道来。

无忧无虑的玩伴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传统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官至内阁中书，算是进入了皇权社会的权利中心。

1893年，为了给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谋个官做，周福清拿了一万两纹银用于“公关”，却意外卷入了晚清有名的“科举舞弊案”，惨遭革职下狱，被判以斩监候。

为了保周福清一条性命，周家花了大量的资金疏通关系，后来周福清虽然被改判八年监禁，但周家却因此没落了。

不过就算家境不如以前，如果家中事情比较多，周家还是会临时雇一些短工，这也让鲁迅与闰土有了接近的可能。

闰土的父亲是一个竹匠，手艺不错，加上离海住得近，他又种了一些瓜果蔬菜，空闲时也会给鲁迅家里帮忙，家境还算过得去。

有一年的正月，鲁迅家要承办一个盛大的祭祀活动，这个活动很郑重，来拜的人很多，因此需要放很多的贡品和祭祀用具。

为了防止被人偷去，在经过鲁迅家人同意后，闰土被父亲带来看管祭器，这是闰土第一次和鲁迅相识。

闰土比鲁迅大两岁，尽管那时等级森严，但鲁迅仍与闰土都是心思单纯的小孩子，他们直接以兄弟相称。

“闰土哥”，少年鲁迅常常这样叫，闰土也就甜甜地答应，早忘了父亲“见到鲁迅要叫少爷”的嘱咐。

根据鲁迅的描述，初次见面的时候，闰土是意气风发的阳光少年，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银圈，想必是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于是给了一个银圈把他“套上”。

能戴上银圈，可见少年闰土的家庭条件并不差。

因为初次进城，闰土看什么都新鲜，于是鲁迅也陪着这个哥哥到处逛、到处看。

从小在乡下长大的闰土满肚子都是好玩的故事，他常常绘声绘色地讲给鲁迅听，这常常让年少的鲁迅听得十分入迷。

闰土教鲁迅怎么在雪地里捕鸟，先在雪地里扫上一块净地，然后用短棒支起来一个大竹匾，在匾下撒上稻谷，只要鸟下来吃，便将绑在短棒的绳子一拉，就捉到了。

闰土还热情地邀请鲁迅到他家中去玩：

“你夏天去我们那，咱们可以去海边捡贝壳，红的绿的都有，晚上还可以去看瓜，你也来！”

“管贼吗？”

“不是，走路的人渴了在我们地里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就是管獾猪，刺猬，猹。”

可见少年闰土是很善良的，在他的眼里，陌生人摘他家的瓜是不算偷的。

这件事也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还形容过这样的画面：

深蓝色的天空挂着一轮明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上面种着一望无际的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他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向一匹猹用力的刺去，然而那匹猹却十分机灵，扭身从他的胯下逃跑了。

少年的鲁迅直接被闰土的“见多识广”震撼了！

鲁迅感慨的说：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一朋友所不知道的。”

虽然闰土和鲁迅是亲密的玩伴，但放在当时的社会里，鲁迅是士大夫家庭的少爷，而闰土不过是家里繁忙时请的短工儿子而已。

客观的讲，俩人的社会地位却是截然不同的。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随着正月的结束，闰土要走了，鲁迅急得大哭，闰土也躲在厨房呜呜地哭，但是有些事情终究是不会打破的，闰土还是被父亲强行带走了。

而闰土，那时也仅仅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活泼可爱、聪明能干，也没有那些世俗观念的禁锢，并没有因自己跟鲁迅身份地位不同而感到自卑。

鉴于后期他的经历，此时的他算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后来，少年闰土还托父亲送过来一包很好看的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羽毛。

可见闰土仍然惦记着小伙伴，鲁迅也会寄给闰土一些东西，但两人始终没有见面。

根据鲁迅先生的文章，两人再次见面已经人到中年。

但是小普翻阅了一些资料，在那次离别之后，两人后来还见了一次面。

17岁时，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

放寒假时，闰土和他还一起游玩了绍兴城，他们“边走边谈，漫步街头，观赏闹市”，甚是亲密、也乐得自在。

虽然此时闰土经常陪伴着父亲去做工，但青年的闰土和鲁迅仍保持深厚的友谊，并没有因地位不同而产生隔阂。

可以说，闰土给鲁迅带来的是对自由的向往，而鲁迅也让闰土对另一种生活方式产生的憧憬。

受鲁迅的影响，闰土请求父亲也能送他上学。

当时章家的经济条件还能供得起，闰土的父亲也就答应了。

然而，命运却给闰土开了个玩笑。

就在他即将迈入学堂的大门时，他的父亲一病不起，最终去世。

这不仅打破了他上学的梦想，也强迫他挑起家中的重担，整日挑土、摇船、做农活儿，手脚不能停歇。

鲁迅和闰土的处境颇为相似，都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困境，然而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鲁迅始终没有放弃读书，最终学业有成，成为一代文豪；

而闰土受生活所迫，最终成为了勤快老实的庄稼汉。

对于闰土的处境和地位，绝对没有贬低之意。

但只能说知识、环境和格局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此后，鲁迅和闰土开始了迥然不同的人生，也为以后两人再次见面带来的强烈反差埋下了伏笔。

1919年冬天，时隔20年后，鲁迅回到了家乡，他此次回家是想变卖家产，然后在北京买个房子。

因为小物件收拾起来不方便，卖着也不值钱，鲁迅便想把这些物件送给闰土，这才有了鲁迅与闰土重逢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闰土来之前，鲁迅的对门邻居“豆腐西施”杨二嫂已经闻信儿逛过一圈了。

年轻时，杨二嫂为了能让豆腐卖出去，她每天都悉心打扮。

即使会被流氓无赖调戏也始终如一。

彼时，杨二嫂还是恣意潇洒、为生活奋斗的女强人。

然而时过境迁，那个对生活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女子已经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私、刻薄、爱占小便宜的“圆规”。

见到鲁迅，杨二嫂张嘴便说道：

“迅哥，你家阔了，这些家具、木器太笨重了，让我拿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在被鲁迅拒绝后，杨二嫂反唇相讥，啊呀呀，真是越有钱，越不肯放松啊。

说罢，杨二嫂愤愤地往外走，然后把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顺走了。

后来，鲁迅终于和闰土重逢了，但此时的闰土再也不是那个在阳光下奔跑的少年。

他满身都是被岁月摧残的痕迹，以前紫色的圆脸，早已变得灰黄，而且布满了皱纹。

他的眼睛是红肿着，身材增加了一倍，头顶上顶着一顶破毡帽，身上的棉衣也是极薄，双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还裂着缝。

见面时，鲁迅很激动，他顿时思绪万千，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终用熟悉的口吻说道：“闰土哥，你来了？”

听完鲁迅的话，闰土的脸上露出了欢喜和凄凉的表情，嘴唇微颤，却没有做声，最后叫了一句：“老爷！”

鲁迅打了一个寒颤，他悲痛地感觉到自己和闰土中间已经有了一层可悲的厚墙，然后再也说不出话来。

鲁迅的母亲在一边说道，啊，你怎么这样客气，你们之前不是哥弟相称吗？还是照旧叫吧！

闰土摇头说道，那成什么规矩，那时我还是孩子，不懂事。

说完，闰土把孩子叫过来给鲁迅打躬，然而这个孩子却很害羞，紧紧地贴在他后面。

在被问起近况时，闰土叹气很难，家里总是吃不够，最近附近也不太平，去哪里都要钱。

他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最终沉默了片刻，拿起烟管开始抽烟。

闰土走后，鲁迅的妈妈也同情的说道，多子、饥荒、苛捐杂税、匪、兵都压着他，已经把他折磨得像一个木头人了。

不过闰土仍然保留着老实本分的性格，在所有的家具中，他只挑了几幅桌椅板凳，不同的是他却拿走了香炉和烛台。

鲁迅最初是不解的，因为他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对于这些东西他是断然不会信的。

但在闰土的眼里，这是他能减轻痛苦生活的最后一丝希冀，也是他试图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努力。

可见，无论是杨二嫂还是闰土，他们后来的变化都是那个社会奴役的产物。

无论人与人之间曾经的情感有多么亲切、多么真挚，在阶层壁垒面前，它终将戛然而止。

玩伴之死

闰土家里只有六亩薄地，收获的粮食并不多，还要面对各种苛捐杂税和天灾人祸，虽然闰土每天早出晚归、手脚不停，但还是不能养活一家人。

等到1934年，一场旱灾席卷了浙江全境，有些地方百天滴雨未下，旱灾过后水灾接踵而至。

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下，闰土的地颗粒未收，逼债的、收租的找上门来，没办法，他只能忍痛把六亩地卖了。

当时的税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统计，在1935年的浙江嘉兴县，当地农民每年收入为183元，但支出达到了301元；

同年的平湖县，农民收入141元，支出达到了171元，也就是说一年白干了不说，还要倒贴钱。

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冷冰冰的数字，但这些造成了多少个像闰土一样的平民家庭走向破产。

因为贫困加上积劳成疾，不久后闰土便病倒了，他的背上长了一个毒疮，因为无钱医治，57岁的闰土最终撒手人寰。

生病时，闰土的后背一直流着脓血，全靠他的女儿章阿花帮他擦拭，即使这样，闰土也一声不吭。

病危时，闰土仍不忘千里之外的鲁迅，他嘱咐着孩子们说道：

“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一些干青豆去，他是一个好人。”

然而此时鲁迅的身体也不好，在闰土去世后不久，鲁迅也在同年病故了。

鲁迅去世追悼会的照片

闰土的后代

闰土死后，他的大儿子启生挑起了家里的大梁。

根据启生五妹章阿花的回忆，大哥和父亲闰土一样都是心灵手巧的人，每次村里搞活动，他都是挑大梁的。

可是启生的命运同样很悲惨，在1940年时染上了瘟疫，不幸去世，年仅36岁。

闰土其他孩子的经历并没有详细记载，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衣食裹腹，做一个安稳的平头百姓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早逝的启生留下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做章贵，他去世时小儿子才三岁，只能被寄养到本族亲戚家里。

就在大家会以为章贵会过上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时，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机，那就是新政权成立了。

49后，章贵走出了苦海，他励志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是他参加了扫盲学校，还卖掉了身上的棉裤腰带，用这个钱买了书。

章贵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去速成班读书，为了能把学习的东西记住，章贵十分刻苦，他白天读，晚上读，上课读，下课读，有时候嗓子都读哑了，但是他心里却甜的很。

章贵学习时的老照片

1954年2月，刻苦的章贵被党组织看中，被安排到鲁迅纪念馆工作，他紧接着又报名参加了职工夜校，开始了更系统、正规的学习。

章贵如饥似渴的学习，疯狂的读书，他读了古今中外的很多名书，也认真学习研究鲁迅的文章，力争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不负组织交代的任务。

1982年，章贵被提升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1993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之后，章贵仍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在谈起现在的生活时，章贵满足的说道：

“我现在生活很好，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绍兴弹力丝厂工作，女儿从事幼教工作，现在我的孙子都19岁了。

和我的祖父、父亲相比，我现在过得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

我的老家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叔叔们也都过上了好日子，成为了富起来的中国农民。

我们现在和周家的关系仍然十分亲密，我和周海婴（鲁迅的儿子）经常书信来往，他们只要回绍兴，我们就像团聚了的家人一样，我去北京时，也一定要去周家，我们这真叫世交啊！

我还要我的儿孙和周海婴的后代继续交往下去，为什么呢？

这叫一往情深，源远流长啊！”

回顾闰土的一生，他的经历令人心酸，但这不是个例，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例子。

只有理解他们的经历的苦难，才能理解鲁迅和闰土最后一次重逢时的惊讶；

只有理解了衰老、麻木的闰土，才能看懂那个民生艰难的时代。

闰土的命里命外，未必没有牵连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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