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文学】伤痕文学代表、复旦校友卢新华线下见面会将于8月11日在洛杉矶举行

文摘   2024-08-09 06:33   美国  

伤痕文学代表人物卢新华访谈交流会暨《我和八十年代》线下活动、洛杉矶原创作品售书会将于8月11日在Pasadena举行!

诚邀各位文学爱好者与我们一起追忆如烟火般灿烂的八十年代

时间:2024年8月11日下午14:00—18:00

地点:1540 Lincoln Ave, Pasadena, CA91103

活动现场设会有书展,来自多位作者的二十多部作品会展示、售卖作者签名版,还有文学社《美国故事》售卖!展出和售卖作品来自李一诺、卢新华、叶周、潘莉、邱明、杨军、张慈、李姗、黄蓉等。作品数量有限,价格优惠,还有作者亲笔签名,喜欢读书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8月11日线下活动安排:

  1. 卢新华老师专题分享及现场问答

  2. 叶周、蓝鸟、李道极三位老师圆桌会谈

  3. 孙超、孙晓璐两位深情演绎八十年代经典作品

  4. 多位作者签名书籍售卖会


《我和八十年代》作品赏析:


【联盟文学】流浪北京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卢新华《伤痕》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诗歌专题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散文专题(一)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散文专题(二)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散文专题(三)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散文专题(四)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散文专题(五)

【联盟文学】我和八十年代散文专题(六)


本期作品包含发表于1978年的《伤痕》,作者卢新华,以及来自作家张慈的《流浪北京》。







作者简介卢新华 ,1954年生人,1982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一年级时,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的“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并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等十几国文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曾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上海作协理事。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后于1986年自费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往返于中美两地,主要从事创作和讲学活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伤痕》、《典型》、《表叔》、《梦中人》等,中篇小说《魔 》,长篇小说《森林之梦》、《细节》、《紫禁女》、《伤魂》,《米勒》,长篇思想、文化随笔《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等。


卢新华现为国务院扶贫办所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高级顾问,澳中文化基金名誉主席。


《伤痕》


卢新华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淡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颏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的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放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省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的陌生: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么热切的期望: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的。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瑜式的人物。而戴瑜,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怎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

  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撤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像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像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线。她需要立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型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地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

  晓华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座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侬几届?”“六九届。”她抬起头。“六九届?”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看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白皙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苏小林”,“您呢?”“王晓华。”她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他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看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他脸上现出一副苦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个人。外面,迎春的二踢脚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的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欢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鼓励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质朴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嚓”地扑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你怎么问起这些?”小苏低下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忿忿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分论,而又不要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他不由低下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擦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已积压着的话儿吞吞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咱们做朋友吧……”“真的,你不——?”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小苏肯定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教育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我感到很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

  看到这里,她竟像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房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洗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痛,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早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

  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疼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奉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型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轻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了下去——

      晓华儿:

      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利用叛徒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孩子,感谢党,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

      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真的吗?”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蹦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直到除夕前两天,她又收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她才匆匆收拾了一下,买上当天的车票,离开了学校。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心情又怎能平静呢?她激动,她喜悦,但她也苦痛和难过……

  清晨六点多钟,列车冲过春节的晨曦,长嘶一声昂然驶进了上海站。

  下车后,晓华帮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出站台并送上了公共汽车,这才背着黄挎包,拎着旅行袋,赶乘18路电车回家。

  在车上,她望着小时候常走常见的马路和楼房,心跳得异常快,重踏故土时那种难以形容的特殊的喜悦布满了她的全身。今天是春节,妈妈在家里干什么呢?妈妈是不爱睡懒觉的,她一定已经起了床,当她突然地出现在门口时,也许妈妈正背着门吃早饭呢。于是,她便轻轻地喊一声“妈!”妈妈一定会吃惊地转过头来,“呀!晓华!”而惊喜的眼泪一定涌在妈妈脸上。

  她这样兴奋地想着,下车拐进了954弄。她数着门牌号码,16号,18号,20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近那记忆犹新的暗霭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哒哒”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砰砰”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你找谁啊?阿姨!”忽然一个小女孩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蛋糕,边吃边瞪着大眼问她。“哦,小妹妹,这屋里的人呢?”“搬走了。大前天才搬的。”小女孩顺着薄薄的嘴唇说。“搬到哪儿去了?”晓华紧接着问。“嗯……”小女孩眼睛朝上翻了翻,忽然扭身跑进了屋里。片刻,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

  “噢,你找王校长。她搬到816弄1号去了。”那妇女说完,疑惑地问:“你是她什么人?”晓华顿了一下,含笑对那妇女说:“我找她有点事,谢谢了。”便匆匆走了。

  她找到816弄1号,这是一座新盖的工房。1号房间门口,花盆里栽着一株腊梅花。一看这花,她便知道这是她的家了,因为妈妈是最喜爱腊梅花的。

  黄漆的门也照旧关着。她想起妈妈的身体不好,也许还在休息,便又走近屋门,曲起手指去叩门。还没敲,却听得2号门前一个正在刷牙的中年人扭过头来,闪烁着热情的两眼说:“找新搬来的王校长吗?屋里没人,昨天她发病住到医院去了。”她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科?什么房间?”“还不清楚。”中年人微微摇摇头,她忙说:“同志,这只旅行袋先放您屋里一下。”便急火火地往医院赶去。

  因为是春节,医院走廊里空荡荡的。她跑到值班室,一看没人,扭头见前面走廊拐弯处走来几个穿白衣服的医生,边走边说着什么。她便迎上去问:“医生,王校长在哪个病房?”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下,像想起什么似的,忽然亮着手中的纸条说:“哦,正好,你是王校长学校来的,是吧?那好,麻烦你拍个电报告诉王校长的女儿,这是地址,告诉她,她母亲今天早上刚刚去世了,让她……”

  “什么?什么?”晓华脱口惊叫了一声,瞪直了眼睛。突然,她拔腿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却又猛然站住,回过头来用发直的睛神,有些口吃地问:“什——什么房间?几——号?”仍旧是那个男医生,诧异地朝她挥挥手:“内科2号。往前走,向左拐!”

       她发疯似地奔到2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些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布。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

  ——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落千丈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臂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许久,当她哭干了眼泪后,她才痴呆似地站起来,望着这一屋的人们。——他们也都陪着她在流泪。忽然,她在这人群中竟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沉着稳重但还带着孩子气的秀气的脸和那双显然也哭红了的眼睛,“苏小林!”她差点脱声喊出来。马上,她就听见他那熟悉的嗓音在说:“晓华,不要难过……”

  第二天晚上,妈妈的遗体送龙华火葬场火化了。回家的路上,晓华带着哭得水蜜桃般的眼睛,和小苏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常走的外滩。

  夜已经深了。黄浦江上阵阵吹来冷丝丝的风。她第一次倚持在他的身上走着,让他那青春的深深的呼吸温暖着自己冰凉的沉重得快要窒息的心。她感激他,当他探亲期间,听到妈妈已经平反,还特意去看她;而且,除夕的夜里,他又冒着严寒赶到医院去护理妈妈。想到妈妈逝世前能看到小苏,而且小苏也代她看到了妈妈,她的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他们在路灯下默默无言地走着。忽然,小苏从身边掏出一日记本,他翻到写着字的最后一页,递给晓华说:“晓华,这是妈妈前晚写下的。”她急忙接过来,借着淡白的路灯的光看妈妈的熟悉字迹:

  ……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猛然挣开小苏的胳膊,蹬蹬跑到江边。她伏在江岸边的水泥围墙上,痴痴地望着江面上繁星般的灯火,望着灯光下微隐微现的江面……

  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原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张慈,美国华裔女作家,纪录片制作人。张慈毕业自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成为中国第一代北漂。张慈是1988年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的女主角之一,中国、美国、欧洲、香港所有大学里开中国纪录片课,都要讲这部片子,拍摄这部纪录片电影的导演吴文光,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慈在2014年因拍摄了文学纪录片散文电影《哀牢山的信仰》,从过去的被拍摄者变成了纪录片制作人。她一共拍摄和制作了五部纪录片,分别是《哀牢山的信仰》《硅谷千禧年》《硅谷中国人·力量》《硅谷中国人·凝集》《诗忆米格尔·张》这些纪录片分别获美国“世界独立电影节Twiff 最佳家庭故事奖”,中美电影节“金天使纪录片入围奖”,美国圣地亚哥大学2015年选片放映,并在斯坦福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放映。有关张慈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柏克莱大学图书馆, 太平洋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


  流浪北京

张慈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被信仰和实践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大过天的时代,那是人们于黑暗中朝着心中的光明勇往直前的时代,那是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并身体力行的年代!”

-The Seeker


开场


我的80年代分成两半,女朋友的一半,男朋友的一半。1981年4月的一天,云南某大学高校最惹眼的墙上贴了五张开除一个女学生的公告,通常开除学生只用一页公告,这个却用了五页,可见事情的严重性。这个被开除的学生叫李留,她因与一个美国人在酒店开房被抓。《云南日报》《春城晚报》头版整版报导了这条新闻,标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女学生堕落事件。”


新闻细节是:当居委会带着警方人员冲进房间时,地毯上有七、八只避孕套。

同年在上海、北京,一群官二代与社会女青年因为在私人住宅关灯跳舞被抓被关。上海两个二代在家里跳黑灯舞会被枪毙了,陈小蒙,胡晓阳。后来因剧本《霸王别姬》与《活着》成名的剧作家芦苇也因跳舞事件被抓与坐牢。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那时候的官二代都没现在这样跋扈的。


那个在“堕落事件”中被开除的女生后来去了挪威,仅仅七、八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开除她的学院给她写信,希望她能通过挪威官方教育机构,邀请学校领导去挪威参观访学。她做到了,将校领导请到了挪威,全程陪同翻译。


八十年代因个性自由开放,敢于展现自己的性感美丽,不畏流言,与外国人谈恋爱甚至同居被学校开除的女生还包括星星画会女画家李爽(她坐了一年的牢),后去到法国与洋男友结婚,两人育有两子。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张真,她后来成为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与瑞典丈夫育有一子。


她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在矇昧时代的桎梏与伤害,像渴望自由的鸟,放弃学业与父母,飞向西方。


当年李留被学校开除后,她的父亲给学校写了很多信,希望学校手下留情,毕竟李留是革命的后代。他是一个部队的退休老干部,级别很高,那些信是我帮他写的,我是李留最好的发小。最后李留还是被学校开除了,她借钱买了一张80块钱的火车票去了北京。我去送她上车的时候,把我身上的10元人民币也给了她,就这样,她永远地离开了云南,去北京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我和她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是她命运的转折。


我继续在云南念大学。暑假期间,李留来信叫我去找她,她给我寄了钱。我在火车上度过了极度艰难的三天两夜后,才到了北京。我第一次坐进轿车,看到旁边坐着指甲干净的外囯人,闻到了男人香水的味道。我住进了北京丽都饭店,发现李留过着中国人无法想象的生活,可说是人间天堂。她在一个挪威的船运公司工作,给老板做秘书,组织会议,当翻译,打印文件,为出差的人员买机票。她只工作半天,月收入¥300,是我做医生的父母亲工资总和的三倍。因为她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英文专业,在北京简直是如鱼得水,周天上班,周日在各个国家大使馆开派对。


我到北京以后,她把我打扮了一番,穿上了她男朋友的粗毛线大衣和锥子裤,透明高跟鞋,涂上了口红,带着我走进了法国领事馆文化处,一屋子都是外国人,这种派对对我来讲那是太刺激了,几乎都是同龄人,他们也是从欧洲各大学毕业不久来中国工作的年轻人。可洋人们表情丰富,喝啤酒吃奶酪、牛排,酸奶也是那么好吃。从中学到大学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他们讲的话我却一句也听不懂。从他们的脸上,我知道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翁,而我们连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这样,这一天带我走进了我80年代的巨变人生。


1983年我毕业后,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我又分回了老家红河州,在《个旧文艺》编辑部当了一个小说编辑。不甘于那样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反反覆覆地出一本被审查的文学杂志,我终于放弃了体制内铁饭碗,坐上去昆明的长途公共车,8小时后到了昆明火车南站,坐上了去北京的红旗列车,三天两夜后,我又走进了北京,这一次,我正式成为中国的第一代盲流,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北漂。


据说60年代作家沈从文进北京的时候,他对着北京城高呼:“北京啊,我来征服你了!”


时值23岁的我,对着北京城高呼:“北京,你试试来征服我吧!”


当然,八十年代我所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民族的命运。


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容易,主要是找不到工作。转眼到了1986年,我的男朋友从新疆过来了。他也是云南人,辞职去新疆当老师,签了合同。合同结束后,他也来到了北京,他先是在朝阳剧场守夜,他喜欢这个工作,可以免费看演出,听音乐会。有一天在结束观看菲律宾室内四弦乐队演奏以后,我们在楼上他的房间为他庆祝了29岁的生日,当时还来了一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他说可以为我找临时记者的工作,为《经济日报》第二版采访一些歌唱家和演员。


就这样,在他的安排下,我去采访了李谷一,郁钧剑,还有一些北京的巫医,经常熬夜写稿,爱上了吸烟。最终,我进了《丑小鸭》编辑部,大多数时间都在编稿,也抽时间写作,我写的《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郑洞国采访记》及《美国飞虎队军官收养云南腾冲孤儿的纪实报道》都受到了北京各报刊杂志的转载,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转载也不通知我,也不给我发稿费。


不久,我的男朋友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社会调查研究所做临时调查员,开始在中国的各个省到处跑,他每次回来都带很多礼物回来给我,就是农民送他的米、面粉,还有农村干部送他的土特产蘑菇、大干虾、梨、枣、干笋等。我们在北京大学东门租了一个临时的住所,农民的那种四处漏风的土胚房,我在那里用这些土特产烧饭给北京的朋友们吃。很快地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北漂村,距离大概是从北京大学到圆明园之间。


中国的流浪艺术家铸造了这个“北漂村”,领事馆文化处的那些年轻的洋人们,周末的时候会到这里来找我们玩,一起谈论艺术与时事。我的生活依然很艰难,

但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比如我去买西瓜,卖瓜人问我:“看你这样子不像当地人,你哪儿来的?”


我说我是缅甸记者,他说:“听口音就是那方面人!那这瓜不要你钱了。”


这种北京的文化倾斜跟全国各地都不一样。我交了不少朋友,感到了青春的魅力,西方文化涌来时难以抗拒的力量。很快的,我的男朋友因为出色的调研和写作能力成为社调所主任,在鲍彤手下工作,大家就把自己的户口都拿去挂在他那里,被他拒绝的人还很不高兴……


我常常去建国门那里的一个酒吧玩,陈军开的这个酒吧当时是北京的文艺中心。天花板上画满了星星画派的画家的涂鸦。我没有钱喝酒也没有钱吃饭,主要是去跟一些诗人一起吸烟,当时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是周舵,一个是芒克。北岛偶尔来,我跟他不熟,我是到美国以后在加州戴维斯大学才认识他的。


崔健


1987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我和诗人老木站在朝阳区新开的兆龙饭店门口,等待对面外交公寓的工作人员出来,带我们进去参加瑞典文化处的一个私人生日派对。我们旁边不远处,还站了一个人,他个子有点高,将衣领竖起来挡住脸,显得很神秘。


我跟老木在聊天,聊到了一个叫文丽的女孩,这时那个男人走过来说:“你也认识文丽?”


我说:“我认识呀。”


他说:“我也认识文丽。”


文丽是京城一个少见的貌美、酷毙的女孩,玩摇滚乐的喜欢追她。外交公寓里有人出来了,是英国记者马珍。她把我们带了进去,哨兵只看了一下她的护照,就放我们进去了。


进到了建国门外交大院11号,那个竖起领子的神秘的人问我:“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闲着。”


他说:“闲着好啊,我也闲着。”


我们进了一个瑞典人的私人公寓,主人张真来给我们开门,她给我们介绍:“这是张慈,写情色小说的;这是崔健,玩摇滚乐的。”


我们俩握握手,我就这样认识了偶像崔健。后来他在马克西姆餐厅排练,我也常常会跟文丽一起去看他和乐队在那里排练。崔健和乐队在北大演出的那个晚上,我和我的男朋友激动得站到椅子上,又跳又唱,听众把北大礼堂的椅子都踩坏了。那天晚上我们才知道摇滚乐不能坐着听,刘元的小号、马达加斯加黑人的鼓、鼓三儿的萨克斯和唢呐,崔健的贝斯……疯了!


时光回转


2015年,一个德籍华裔导演Ronja及纪录片著名导演张伟民合作,拍了一部关于中国八十年代的纪录片。她们以几个大事件来讲述、概括中国的八十年代,这几大事件就是:星星画派、朦胧诗、摇滚乐等,当然,之后就是1990年的出国潮。她们在片子里采访了10个人,这10个人分别就是摇滚乐代表人物崔健、北漂作家张慈、星星画派的代表人物曲磊磊、黄克平、李爽、严厉;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八十年代集音乐和文字于一身的“先锋女性”刘索拉……之后,整个80年代随着出国潮结束。


的确,中国80年代就是以这四大运动浪潮开始和结束的。45年前的今天,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版面上没有什么国内外大事和政要重要活动,党报在认真讨论农民春节该不该休假,能不能自主决定田里种什么庄稼。同一时间和空间里,星星画会诞生了。维基是这样介绍的:星星画会是1970年代末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的一个民间的美术团体,以追求自由与自我表现、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实验作品、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活动而闻名。其举办的两届“星星美展”,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开辟了中国当代美术之路。


星星画会的诞生,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裸体,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裸体雕塑和裸体绘画,我那时候在大学上一年级,简直惊掉下下巴。我到北京后认识了严力、黄克平等人,后来在巴黎结识了李爽,我觉得他们是一些与其他中国艺术家不一样的人,非常有胆量,而且是真实求是的艺术家,而不是道德传统意义上的画家。星星画会被镇压以后,朦胧诗诞生了。


朦胧诗,80年代争议最多、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诗歌流派。由于1978年12月创办于北京的诗刊《今天》的影响,朦胧诗派又称“今天诗派”。它以内在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采用整体形象象征、逐步意象感发的艺术策略和方式来隐示情思,从而使诗歌文本处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呈现为诗境模糊朦胧、主题多义莫明等特征。


北岛、顾城、江河、杨炼、舒婷等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朦胧诗派的诗人,经历过洗礼,面对理想破灭的迷茫现实,既有信念失衡、想超越现实而无法超越的无奈,又有引导社会的激情,即采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思路、感觉方式和传达技巧来作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的朦胧抒情。同时,诗人们不直接表达情感,不直接表达意见,不直接表达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北岛创作于1976年的短诗《回答》,是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作品。《回答》刊载在1979年3月号《诗刊》上,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们站起来歌唱。”也是北岛的著名诗句。


朦胧诗正方兴未艾,摇滚乐诞生了。


1986年的5月9日,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宗旨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跑到了简陋的舞台上,吼出了他那首中国摇滚作品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从此,中国的摇滚乐开始了它的艰难之旅。整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和国门的洞开,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落后就要挨打的前车之鉴,十年内乱之后的痛定思痛,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现代化的诱惑、富民强国的梦想又使人们不得不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于是,新一轮的文化观念、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始运作,激进主义的情绪开始潜滋暗长,种种社会问题也淤积起来并吁请着解决。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除了被刺激和唤醒出了渴望、焦灼、愤怒、无奈等等情绪外,却原来一无所有。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赤贫感与彷徨、苦闷、失落的时代情绪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人们急需要获得一种合理合法的渠道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这时候,崔健适逢其时地出现了。

结尾


八十年代以一部纪录片落幕,即《流浪北京》。《流浪北京》是由我大学同学吴文光执导的纪录片,于1990年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期间五位自由艺术家在北京的生活。这部《流浪北京》所吸纳和释放的,是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众多能量,其中包括非官方出版、民间社团、人才流动等社会因素,涉及先锋诗歌、报告文学、实验戏剧、前卫艺术、民间影像乃至萌芽中的现代舞等诸多文艺领域。通过这部纪录片所积累的传递的,是一个长长的、望不到边的起伏链条。


我,是第一个出镜的女北漂,也是这部独立纪录片电影中第一个离开中国的人。1988年9月我离开了我的男朋友,告别父母与云南,进入了未知与茫然的未来,来到了整个八十年代都在渴望着的所谓的西方。



《流浪北京》张慈剧照




  



主编:北京交通大学校友丨李学

副主编:北京邮电大学| 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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