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共和国 重走长征路】长征前的安排与部署

民生   2024-10-08 22:59   江西  

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 / 1934.10.10

1934年10月10日,由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和由中共中央等机关编成的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梅坑、马道口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一是军事战略的部署安排。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首先是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向东出击福建,然后北上闽浙皖赣边,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余里,血战东南半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其次是安排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7月下旬,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同时,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进行了秘密的“和平谈判”。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并期望陈济棠“移师反蒋”。10月5日,中央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部代表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一致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期顺利突围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是扩大红军,补充兵员。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扩大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名。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204名。这样,从这年5月中旬到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动员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
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9月21日发出命令,在兴国县古龙岗以红军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为基干部队,新组建红军第八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红军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三是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红军转移时要求轻装,每人只带一床被毯、一袋够吃十天的干粮、两双草鞋,还有一个挂包装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卫生队准备四副担架、两担药箱。为此,中央先后多次发出紧急指示,发起“借谷运动”“筹款运动”“节省运动”等,得到苏区群众积极支持。广大民众纷纷表示向先进学习,踊跃借谷给红军,收到良好效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苏区发起退还公债和谷票运动,主动把公债券和谷票无偿退还给政府。妇女们发起剪发运动,把头上的银饰和手上的戒指捐献给政府。此外,通过向地主筹款,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藏的金银窖等形式,仅两个月时间,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筹款 18万余元。到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随军担运了数十担银元,对长征途上红军给养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转移计划的临近,急需赶制大量武器弹药。为了解决生产原料问题,1934年5月16日,中央国民经济委员部发出布告,“号召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将所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子弹壳、铜、锡、旧铁等物品,作价卖与国家以供军用。”中央苏区随即掀起收集军用物资的突击运动,到8月31日,短短3个月,苏区群众共收集铜8.28万余斤、锡4.95万余斤、铁15.95 万余斤、子弹14.09万发、子弹壳1.32万斤、白硝1.53万斤······
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红军的粮食与其他物资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据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凡参加长征的红军都可以领到一份在长征途中使用的装备、粮食和物资,“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袋的步枪子弹”,“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东西”。
四是去留人员的安排。据李维汉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干部走留名单也是保密的。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
中央和省级机关及红军部队中的女同志,由中央妇女部提出了一份随部队长征女同志的名单,然后组织她们体检,身体合格者随部队行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随军转移人员名单,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无须体检。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红色中华》刊载的张闻天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9月29日)
五是舆论上的准备。长征前夕,中央连续发布命令和指示,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与安排。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暗示着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

部分文字来源:《百年潮》2024年第5期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品

 

 审核丨苏春生

编审丨刘俊林 钟林芳

编辑丨钟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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