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在《中国文物黑皮书》系列中提出的“文物私生子”概念，已经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
近30年来，通过“三盗”（盗墓、盗捞、盗窃）流失的文物之多难计其数，我称之“每年要流失一座故宫”，绝非危言耸听。而且，这些文物上至远古，下至明清朝，涉及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进化的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其中相当多的珍品堪称真正的国宝重器，远非现时拍卖场上那些天价明清宫廷用具所能相提并论。

由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目前，这些数量巨大的“文物私生子”的去向只有两种：大部分被国内民间收藏者“非法”收藏，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走私出境，流失到国外博物馆和卖场。
顾名思义，制定《文物保护法》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打击犯罪，保护国家的文化文物安全。但面对这几十年疏于法制与行政管理而造成的既成事实，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关闭文物市场，将七八千万收藏者从国家批准的市场上买回的文物强行收缴为国有，还是实事求是地根据现状，寻找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既要打击“三盗”犯罪，又要让数以亿件“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然后加以保护？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三盗者”有罪，“文物私生子”无辜，犹如人类私生子一样，总不能不给他们的生存空间吧？
最近，我协助《羊城晚报》要闻部记者蒋铮对此作了一项专题调查，征集各方面有关人士的观点，现将蒋铮撰写的一篇初步报道转发，以期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文物私生子”亟待大赦
《羊城晚报》记者 蒋  铮
《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法》)，已经成为一部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空中法”!
“近20年，中国经济大飞跃，但文物流失的严重程度远超过去任何时代，比八国联军抢走的还多!”近日，春寒料峭的北京安贞里的一间陋室里，《文物法》起草人之一、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谈及文物保护问题，九旬高龄的谢辰生激昂依旧：“最近10年来积累下的文物"私生子"实在太多了，其中也有很多国宝。”谢辰生建议，不妨进行限期的文物“大赦”，让“私生子”领“户口”，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保护文物。
2012年是《文物法》颁布第10年、修订案颁布第5年。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在北京走访多位文物收藏家和法律界名人，“左中右”派的观点空前一致：《文物法》已经到了必须修订的时候，文物“私生子”亟待合法化。


文物“家底”仍是糊涂账
对于藏家来说，要合法“收养”文物的成本不菲，途径也很少，而相反，文物“私生子”则很容易获得，价格也便宜，而法律惩治力度却很弱。恶性循环之下，藏家收藏“私生子”越来越多，盗墓、盗捞、盗窃猖獗。
曾向全国两会倡导创办“中国文物产权交易所”的彭中天博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如果见到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他会提两个问题中国有多少文物?它们都在哪里?
早在2007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便在公开场合表态：摸清文物资源是当务之急。4年多过去了，中国文物的“家底”仍很模糊。
“家底”不明，文物“私生子”却越来越多，很可能已经突破2亿件大关。
“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作者、著名学者吴树算了一笔账：参照央视2007年发布的数据，国内有文物收藏者大约7000万人，就算每家有三件真品，那就是两亿多件。“在我调查访问的收藏者家里，只要有真品，大部分都是出土文物，仅浙江一位大收藏家的私人博物馆里，就有3000余件高古瓷和古代青铜器、玉器，几乎全部都是出土器物。”
“私生子”为什么那么多?谢辰生的观点是“人心坏了”。而“圆明园兽首追索”首席律师刘洋则有更加理性的解释：“文物保护法看起来排除了很多市场行为，比如交易、买卖、转让等等，但实际上它只给人留下很窄的空间。有人问我怎么拥有文物才合法?我说只有三个途径：一是去有文物拍卖资格的拍卖行竞拍，这个成本非常高;二是去国家文物商店购买，可以开发票，但现在文物商店已经名存实亡;三是不涉及一、二、三级文物的普通文物，可以交换或者赠与，但是不能掏一分钱，一买就违法。所以三条途径几乎都不可行。一个法律如果颁布了却无人遵守，就等于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对于藏家来说，要合法“收养”文物的成本不菲，途径也很少，而相反，文物“私生子”则很容易获得，价格也便宜，而法律惩治力度却很弱。恶性循环之下，藏家收藏“私生子”越来越多，盗墓、盗捞、盗窃猖獗。
不明家底、“私生子”泛滥，让中国的海外文物追索也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谈及2009年追索“兽首”第一个回合便因为“无法确权”而被驳回时，刘洋认为，《文物法》已经保护不了文物，“必须修法，而且到了非修不可的时候。”

《文物法》成了“空中法”?
在全国各地的古玩城、旧货市场里，战国玉、宋朝瓷、唐三彩、元青花……很多还带着土沁、水沁，被当成真品卖。如果是真的，按照《文物法》，除了极少数的传世品外，都是违法的“三盗文物”;如果是假的，则个个是商业欺诈，同样也是违法。
商人谢根荣找来一堆玉片，请牛福忠串成了“金缕玉衣”。牛福忠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他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5位专家在装着“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便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人民币。谢根荣用这一纸估价说明，骗银行放出7亿元贷款，最终5.4亿元打了水漂。2011年9月东窗事发的“金缕玉衣”案，“成功”入选“2011年度中国十大文物事件”。
作为文物界的权威，谢辰生的观点是：“荒谬!金缕玉衣没有传世(民间流传保存)，只有考古的，而且只有那么几件。这个案件完全就是胡闹!”
文物鉴定专家李彦君则认为，发生“金缕玉衣”案是迟早的事：“鉴定走眼的专家，很多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简称国鉴委)的，其中最早出事的是史树青，捐献"越王剑"被认定为赝品，他是国鉴委常务副主任委员……技术上不过关，眼睛太松，水平有问题。”

但羊城晚报记者却发现，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文物界、收藏界“大佬”在论及“金缕玉衣”案时，都把重点放在真伪上，却忘记了一个根本前提：“金缕玉衣”的估价行为，本来就是纵容违法!正如谢辰生所言，金缕玉衣是墓葬用品，古人不会将它摆到家里，理应没有传世，“真家伙”都是出土的;而这种当年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的珍品，显然是国家保护文物，出土后只能交公、不能贩卖。也就是说，专家们把金缕玉衣鉴定为“真”之后，第一反应该是报案，而不是估价。
实际上，中国土地上，违反《文物法》已经司空见惯。在全国各地的古玩城、旧货市场里，战国玉、宋朝瓷、唐三彩、元青花……很多还带着土沁、水沁，被当成真品卖。如果是真的，按照《文物法》，除了极少数的传世品外，都是违法的“三盗文物”;如果是假的，则个个是商业欺诈，同样也是违法。
但走在北京古玩城里，向记者推销汉代陶罐的刘老板神情泰然：“抓我们?笑话!我们都是给国家纳税的商户，古玩古玩，没有"古"，谁来"玩"?”在广州西关古玩城里，张老板甚至告诉记者;“真的战国玉，你怎么买得到?广州距离香港这么近，有好东西，早就带(走私)出去卖了。违法?反正我没听说过谁被抓起来的。”按照文物法第六十四条，“走私文物的、将国家禁止出境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送给外国人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国家博物馆顾问、瓷杂鉴定专家孙学海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自从2002年文物局退出文物市场管理之后，文物打私就“彻底乱套了”。“1985年我调到国家文物局，让我负责抓盗墓走私，全国各地都去了。我跟着公安部，监督检查各地打私办查抄走私出土文物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的盗墓活动基本被遏制，但2002年文物局不管市场之后，就彻底乱套了。以前我是不可能去买文物的，这是违法行为，滋生“三盗”，但是后来我也开始买，就算我不买，别人也一样买!”
同样是《文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的”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北京资深玉器鉴藏家杜平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所知道的就有两个堪比殷墟级别的古迹被基建挖掘后，被民间毁掉、贱卖、私分。事后也没有听说谁被抓了。我还听说一条高速公路开到一片古墓葬遗址，里面的竹简、龟甲收藏非常丰富，如果上报文物局，可能整个基建就要停好几年，业主还要出考古费用，文物也归国家，业主只有贡献没有收益，他们就直接就把古迹毁掉了。违法的人没有被追究，上缴文物的人同样奖励得不够：待遇好的，也就给献宝的农民发一条毛巾、两块肥皂;待遇差的，还让公安局把农民抓起来，因为怀疑农民把好东西藏起来了!”

　  “大赦"私生子"怎么做?
长期执法不严，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全国超过2亿件不被官方认可的出土文物成了“私生子”。怎样处理这些“私生子”?谢辰生由于在多个场合下大力抨击文物贩卖、捍卫文物，他也认为，应该给“私生子”一条“上户口”的“活路”。
“现在无视文物"私生子"，看起来是宽松，实际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这20年来，文物流失的严重程度超过过去任何时代。(文物"私生子"的问题)就像一个瘤子，必须切除、挖干净之后，再严格执法，阻力也就小了。”
　　 谢辰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今年，全国人大将检查各地文物法的执行情况，“对于文物"私生子"问题，我会在人大检查完之后，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妨划出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允许它有合法化的可能。在严厉地打击“三盗”(盗墓、盗捞、盗窃)的前提下，对于"私生子"，政府既往不咎，用合适的价格回收。其中也有很多的国宝。比如划定一个时间，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的限定时间内，进行国家登记。另外，明晰产权也是一个思路。把这批"私生子"处理妥当后，如果再发现新的出土文物，就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必须两手一起做，一手严厉打击盗墓走私，一手给文物"私生子"出路，疏堵结合。现在文物法执法力度那么弱，就是因为法难责众。不这么办，情况只有越来越糟，而且成为破坏文物的根源之一。但是我要强调，是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因为它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不能当做正常的处理手段。”

对话
文物“私生子”为何要“上户口”?怎么“上户口”?

理清产权健康流通  文保制度期待改革

“私生子”要特赦，但具体如何操作?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备组办公室负责人彭中天的建议是：建立类似“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中国文物产权交易所”，通过政府与持有人共享回报的方式，理清“私生子”产权，为“私生子”上“户口”。
　文物没有产权难有主权
　　羊城晚报：为什么文物要有“产权”?
彭中天：没有产权，中国文物就不是你中国人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权，是在产权基础上的交换。文物在市面或者黑市，已经被作为商品流通，政府不研究市场，不了解市场，对文物市场的管理造成很大困难。我认为，整个文物市场的核心问题，就是厘清产权，没有产权，一定会带来大混乱。因为买卖只能把自己的东西卖掉，如果产权都不明晰，那岂不是可以把埃菲尔铁塔也拿来“卖”?
中国文化产权之和，对内就是代表文化的软实力，对外就构成中国文化主权。产权是主权细化和明晰，文物没有产权，就难有主权。就像如果你不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就没法为你维权。中国在海外流失的文物被拍卖，为什么不能遏止?就是因为产权保护不到位、文物无法追索，这也就是“兽首”拍卖维权的尴尬之根，政府事先都没有做过产权登记、产权保护和产权声明，爱国法律人士出国打官司，第一个回合就被斩落马下。

藏宝于民并非一无是处

　　羊城晚报：文物产权交易所有什么作用?
彭中天：我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就提出要成立中国文物产权交易所，通过国家认同的平台，让文物厘清产权、合理流通、价值提升，让文物“私生子”的市场、产权、交易、转让每个环节都浮出水面，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管理好这些“私生子”，现在都是在水下，看都看不到，怎么管理得好?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文物私生子”本来就是国家所有，现在的拥有者应该无偿还给国家。
彭中天：首先，国家连馆藏文物都没有保护好，大量文物放在条件很差的仓库里，甚至被狸猫换太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展示。连现有文物的保护能力都不足，凭什么还要人把“私生子”上缴国家?
第二，很多藏家是文物流转多次后的购买者，正是国家的纵容才有了这么多次交易的存在，为什么要藏家担负全部责任?
第三，藏宝于民也是很多国家的一种做法，文物放在老百姓那里，不要视之为“私生子”，而应该视之为“孤儿”，只要找到好人家，无所谓由官方还是在民间“领养”，只要不出国门、在监控范围内，都是对文物好。现在土地不也是把70年使用权给了老百姓?这也是“领养关系”。
献宝有奖或是破局之道

　　羊城晚报：房子可以转让增值，文物“养子”也能交易给“养父”创造财富吗?比如我买“私生子”只需1万元，通过拍卖行却要50万元，如果一律合法化，岂非犯法得实惠?

彭中天：我建议民间文物应该允许交易，但分成两类：一，能说明私人产权的，国家免费认定发产权证;二，对于认定不了私人产权的，作为待定产权先明确。今后交易的时候，一半收益归国家，一半收益归持有人。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在交易时，文物持有者是“献宝人”，国家拿出交易额的50%作为奖励金，而不是国家与持有者分成。就好像你丢了一个100万元的钱包，有两种办法可能取回来，一是调动全市警力，这可能花几百万元都找不回来;二是悬赏50万元，给拾获者一半钱，我相信后一种办法更有效率。“私生子”的产权一直都是国家的，但国家给献宝人奖励也是应该的。
国家作为产权所有人，倡导献宝人奖励机制有几个好处：一，文物从黑市浮出水面，列入国家的监管视野;二，献宝人得到一半钱，有献宝的动力;三，国家得到一半钱，充盈保护文物的资金，彻底解决目前文物保护方面资金匮乏的窘境;四，买家买得放心，拿到合法的产权证，从此文物“私生子”的产权关系就理顺了。
一件文物的合法化，不仅国家挣到了钱，还多了一件登记入册的文物，还找到了托管人，还能收到交易税。这才是“硬管理”。
　　总之，我认为，流通是促进体制改革最好的方法，是理顺产权关系最好的良方，是发现文化价值最好的手段，是调动社会资本最好的工具。不流通则流失，简单粗暴的围追堵截于事无补，敢于流转、善于疏通才是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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