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Chloe，简直是留学生家长的“梦中情娃”：
她前几年在美国Top10名校读完硕士后，进入了某知名咨询公司工作，刚毕业不久就年入百万，还拿到了绿卡，成为了妥妥的高学历精英。
可每次跟Chloe聊天，我都觉得好像在听“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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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e也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不行，打算干两年攒点钱就换个工作，可在投简历和面试时，她却发现市场上的工作两极分化很严重：要么和现在的工作一样，高薪但令人筋疲力尽，要么就清闲但报酬低得养不活自己。没奈何，Chloe只能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她现在常说：
没错，如果说过去的有钱人意味着轻松悠闲的生活，那么现在的精英阶层则是“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焦虑和辛劳似乎和高收入、好工作绑定在了一起。如果想让孩子继续保持精英身份，不要阶层跌落，更是要推着孩子从小就开始高压学习，眼睁睁看着孩子心理问题发生率大幅度提高……难怪有人说现在“手握1000万的爹妈，比10万块的焦虑多了”。最近，一批自己就是“精英”的藤校教授指出，问题的根源，可能就是席卷美国社会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的《精英陷阱》第一个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也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了优绩主义的问题。乍一看，很多人会疑惑：优绩主义究竟有哪里不好？它意味着一个人越有才能、越努力，获得的报酬越多，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择优录取”，“能者多得”啊！难道不是非常公平吗？在新加坡，Meritocracy甚至成了国民价值观。但看完这两本书，你会发现，优绩主义由于自身的“陷阱”，注定无法维持最初的本心，不仅不再能发掘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给所有人，包括精英阶层和中产，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焦虑——如果你想做精英，那么注定要从童年就开始“自我剥削”，一直到死。优绩主义社会的精英，最大的资本就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因此为了维持高薪和精英地位，只能把清醒的每个小时都用于工作，而精英地位的传承方式是“教育”而非“财富”，于是他们的孩子必须通过教育重新赢得精英身份，从小为将来的“996”做准备，在不停学习、考试中度过灰暗的童年；而如果你不想这么卷，就会跌落为“无用”的中产，“绝望而死”。优绩主义社会中的工作，日益分裂为“光鲜亮丽”和“暗淡无光”的两个极端，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越来越少，于是中产阶层（Middle class）成了被“浪费”的人，陷入酗酒、吸毒、犯罪，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他们的预期寿命竟然一直在降低……也正是这群充满绝望和愤怒的人，把精英所不屑的特朗普再次推上了美国总统宝座。最近随着美国社会对优绩主义的讨论日益热烈，美国名校招生官们也开始反思优绩主义的问题，前两年哈佛等精英大学提出的“转变潮流”（turning the tide）就是这一反思的结果。我们将书中优绩主义和精英的理论加以总结，写成本文。不知道中国读者们，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感到有几分像在“照镜子”呢？需要说明的是，《精英陷阱》书中提到的美国中产阶层Middle class和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有差异的，中国一线城市“中产”似乎更接近于美国“精英”，大家阅读时注意分辨。一个精英孩子长到18岁，得到的“投资”比穷孩子多1000万美元……优绩主义诞生之初，看上去十分“根正苗红”，极大改变了社会不平等。1950年代，我们熟悉的那些名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录取还非常“唯血统论”，上流社会、校友的孩子只要提出申请，基本上就会被录取，耶鲁的录取率高达90%。直到当时的教育改革者决心打破僵化衰退的贵族阶层，于是决定采纳优绩主义和相应的选拔标准：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率先在大学招生中启用SAT来筛选奖学金申请者，普林斯顿紧随其后，耶鲁解雇了旧的招生团队，开始致力于以学业成绩而非家世血统作为招生标准……没错，“美国高考”SAT就是优绩主义时代开始的发令枪。这一教育改革成果斐然，到了1970年代，大批来自公立学校、家境一般的聪明孩子进入了“哈耶普”，超越了自己的阶层，成为了领取高薪的新一代精英。到目前为止，优绩主义还是穷孩子跨越阶层的“爽文”，可你猜，当出身中产和下层的孩子们“上车”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后，他们会怎么做？这群人深谙优绩主义的游戏规则，于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继续能进入顶尖大学、维持精英身份，他们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在了孩子的教育上面。马科维茨教授计算了一下，假设一名来自全美收入最高1%家庭的孩子与一名中产的孩子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资差额都被取出来投入信托资金，作为父母去世后的遗产，那么这笔钱足足有1000万美元，相当于旧时的贵族父母留给孩子的遗产了。更不用说，精英孩子在与人交谈、阅读、参加文艺活动、参观博物馆，接受体育教练指导等方面，比贫穷孩子要多出5000多小时，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会多花8000小时来看电视或打游戏……试想，就算现在的中产和劳工阶层也有聪明孩子，但他们要聪明到什么程度，才能在大学申请时胜过1000万美元+5000小时的投资差额呀？从此，“寒门再难出贵子”，他们失去了竞争力，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此，虽然现在的美国名校强调“全面评价”，它们还是不知不觉被富人子女占领了。芝大、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学中，来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学生人数竟然比来自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学生人数还要多，哈佛和普林斯顿录取的富裕学生与贫穷学生的比例达到25:1。连作为精英教育代表的牛津剑桥都比美国藤校更“平等”：牛津录取的蓝领家庭学生占比是哈佛4倍。优绩主义本来意图打破贵族血统论的不平等，却无意中“复制”了一套新的不平等。当然，为人父母都希望托举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我们并不能指责精英自己的道德和行为有什么问题，只能说这是优绩主义社会的自身缺陷所导致的。而且，优绩主义难道不是把更聪明、勤奋、有能力的人推上了高位吗？这些人难道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吗？马科维茨教授给出的数据显示：并非如此。优绩主义让精英“自我剥削”，让中产“绝望而死”，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甚至也没有提高社会生产力。优绩主义之下，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输家。自我剥削的精英，“死于绝望”的中产，从童年开始996的不快乐的孩子同样都是不公平，贵族社会的阶层传承非常轻松，然而在优绩主义的社会里，阶层的传承可太费劲了。马科维茨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精英和精英孩子们无法享受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他们需要“以企业的模式来重构家庭，以职场的方式来经营家庭，以生产产品的方式来培育子女”。家庭成了生产人力资本的工厂。因为精英子女无法直接继承爸妈的好工作，只能通过考上顶尖大学来重新赢得精英地位，他们就无法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每一次玩耍都“有目的”，被精心设计，用于学习知识或培养精英所必须的创造性思维。精英学校对学生要求严苛，初中每晚做3小时作业、高中每晚做5小时作业是稀松平常。结果，今天美国富人区高中生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是全美平均水平2~3倍，吸毒酗酒比例比穷孩子还高。硅谷某高中的54%学生表现出了中度至重度抑郁症，80%学生表现出中度至重度焦虑症；“宇宙中心”帕罗奥图的两所公立高中，学生SAT成绩是全美前10%，每年都有40多人入读斯坦福，但近10年来学生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水平4~5倍，其中有的学生会选择卧轨自杀，有一名学生称在教室每20分钟就会听到一次列车警笛声，“就像《饥饿游戏》中每当有小孩死去时传来的隆隆炮声”。孩子从小承受这样的压力，无非是为了将来找到好工作做准备，可进入精英职场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严苛的生活。如今的工作，越来越两极分化，分裂为“光鲜亮丽”和“暗淡无光”的工作。前者需要精心培育，工作内容复杂且报酬高昂，后者需要少量培训，操作简单且报酬低廉。然而光鲜亮丽的工作只是外表光鲜而已，精英工作者“买买买”的时候确实可以一掷千金、享受自由，但他们要付出的劳动，看上去却有些“泯灭人性”。顶尖法学院毕业生进入的律师事务所通常要求一周工作60、80，甚至100小时，很多投资银行业者一天工作17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摩根大通和DLJ的分析师们将自己的工作比作巴丹死亡行军，比作苦奴，甚至比作集中营；- 一位纽约银行业者有一次不顾鼻窦感染，搭飞机去见一位客户，飞行途中耳膜破裂，最后在耳朵半聋又流血的情况下见了客户；
- 一位员工在揭露亚马逊的工作文化时说“我共事过的同事没有一个人不曾躲在桌边痛哭过”；
- 一位女律师在会议时晕倒，后来她因为对工作“够拼”而被升为了合伙人……
作者认为，不管收到多高的薪水，这样的工作都在碾压而非提升精英生而为人的精神。而且，如果你想当精英，就只能选金融、管理、法律、医学等几个狭窄的职业领域，因为只有在这些领域才能获得精英级别的收入。万一你天生兴趣不在这些区域，而是想做老师、记者、工程师、艺术家……那么，如果你真的去“追寻激情”（像美国名牌大学在招生时喜欢强调的那样），或者想要“自我实现”（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这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就要牺牲自己和孩子的精英未来。需要中等技能、压力没那么大、能够取得“工作生活平衡”的工作哪里去了？1998-2009年，对最高技能和最低技能的就业人口需求分别增长了25%和2%，而对较高技能的就业人口需求下降了1%，对中间技能的就业人口需求下降了15%。从1980年以来，大约1/4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消失了。“卷不动”的中产，由此无事可做，变得十分清闲。但他们的清闲是失业的结果，他们的收入降低或增长很慢，和贫困阶层越来越接近，付不起医疗和教育费用，只能用酒精和毒品来麻痹自己……如今的中产“被迫清闲”的程度，就和20世纪中叶由于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力“被迫清闲”的程度差不多。《精英陷阱》成书时间是2019年的疫情前，然而此时美国中年人的死亡率已连续2年呈上升趋势，过去，一般只有大规模战争、经济崩溃或瘟疫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这是由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导致的死亡率已与艾滋病死亡率大致相当，造成了总体死亡率上升。美国曾经因为其人口众多且丰裕的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国家羡慕的对象，也是社会经济相对平等的象征，但过去50年来，美国经济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从0.38上升到了0.49，不平等程度从原本与挪威水平相当，到今天已经和印度差不多了。最后，非常讽刺的是，虽然精英拥有高技能，拼命工作，但他们除了给自己带来了高收益，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经济增速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金融业可以说是优绩主义的“旗舰行业”，但它的诸多创新并没有降低金融中介的总交易成本或普通家庭所承担的经济风险，现代管理技能也没有提高美国公司的整体表现。1950~1973年，美国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2.5%，优绩主义统治社会的1973~2007年，每年仅增长1.93%。1950~1969年，美国劳动生产力平均年增长2.4%，1980~2009年每年只增长2%……令人羞愧的是，在众人都感受到科技革命为我们的生产带来改变的同时，生产力增速却不增反降。”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产的“被迫闲置”抵消了精英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也可能是精英的努力工作并没有带来实际的结果。那么，优绩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精英和中产之间的矛盾和撕裂，还有办法改变吗？精英“自我剥削”和中产“绝望而死”的命运，还有办法改变吗？👉第一，美国名牌大学应该“扩招”，把优质教育带给更多的普罗大众，否则就应该对他们收税。美国名校都是作为服务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在交税，享受很多免税和优惠措施，在如今富人子女占领名校的情况下，无疑成了“富人避税天堂”，有人指责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其实都是“对冲基金”，只不过附设了大学。最近一年普林斯顿的免税额度，相当于给每个学生补贴了10.5万美元，相较而言，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的公共教育支出只有每位学生1.23万美元，而纽瓦克的埃塞克斯县学院，对每位学生的支出是2400美元。而且，在全美最富有的10%的大学里，花在学生（基本都是富人子女）身上的每一美元教育费用，学生实际上只需支付20美分，而在最贫穷的10%的大学里花在贫困和中产学生的身上的每一美元教育费用，学生需要支付78美分。最大规模的补贴反而流向了最富有的学生。因此，如果学校和大学想要继续享有税收减免政策，他们就应该像真正的慈善公益机构那样运作。哈佛的桑德尔教授在《精英的傲慢》中甚至提出，藤校招生可以“摇号”，也即抽签录取；而马科维茨教授则希望藤校能够“扩招”，也即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教育大众，降低入学申请的竞争程度和教育培训的投入。这样，可以在不减少精英学生名额的情况下让穷人子女也有机会就读名校，而精英孩子也可以得到喘息之机，童年不必再过得那么卷。👉第二，改变目前的经济政策，推行最有利于中等技能劳动力和服务的生产方式。美国的现行税收政策使中产及聘用中产的企业成了赋税最重的群体，比如：- 一个工资10万美元的中产家庭会面临最高的总联邦边际税率，而上层劳动者的税率却只有前者一半；
- 如果一家银行招收20名中等技能信贷员，要交30.6万刀工资税，如果只招收1名年薪200万美元的华尔街交易员，则只需交9万刀工资税，哪个更划算不言而喻。
因此，马科维茨教授认为，需要改革现有的工资税制度，不要让中产来“补贴”精英。还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比如德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人口超5000万、人均GDP超5万美元的国家，但它教育和职场的发展方向和美国相反：美国教育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群体和大学教育，实际上消除了职业培训；德国却在提供大学精英教育同时，也提供了高强度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美国公司在对待投资和创新时大幅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力，德国公司却更注重投资给中等技能劳动力所主导的行业。因此，德国就没有出现美国这样的“优绩主义暴政”。《精英陷阱》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为了推翻优绩主义的暴政，全世界的劳动者——如今意味着精英和中产，应该联合起来。精英会在仍然富裕的同时重获自由，中产的能力不再会被浪费，恢复往日的繁荣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