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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病的“坏皇帝”倘若讳疾忌医，而且感觉良好，自以为是没病的“好皇帝”；人臣也就决无说出“皇帝有病”的道理，惟有共演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归根结底，之所以会出现有病的“坏皇帝”，症结就在于，集世袭制与终身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一个有病的体制，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坏体制。
本文转自虞云国先生著《从陈桥到厓山》，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原题为读《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
除了禅让、政变或易代，君主专制具有终身制与世袭制两大特点，而君权的独一无二性规定了皇帝实行一人的独裁，即所谓“乾纲独断”“在予一人”。君主政体的命运必然是一人决定天下治乱，也就难怪其治下臣民总期盼能遇上圣君与明主。然而，在世袭制下，圣君明主首先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有幸遇上，也未必确保终其一生的任何决策都是伟大、英明与正确的。倘若结合疾病的论题，不仅君主个人的思想、气质、才略与能力，他本身的心理、性格、健康与智力，也都维系其帝国的安危兴衰，决定其子民的休戚祸福。终身制与世袭制注定了君权的不可分割性与不可转让性，但由于君主的健康原因，君权异化的历史困局却一再重现。皇帝疾病时的君权异化，主要表现为病夫治国、后妃干政、近幸得势、权臣擅朝、传承危机等乱象，而且往往诸症并发。最著名的就是白痴晋惠帝与悍后贾南风胡作非为，新老外戚争权，激成“八王之乱”，西晋短命而终，天下生灵涂炭。宋代皇帝疾病的负面影响虽未如此之甚，但仍具有君主专政的共性，各种症状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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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史大家虞云国教授
自天禧三年（1019）起，宋真宗数度中风，几至“不豫”（皇帝病危专用词）。临死那年，再次中风，宰相无奈朝见于寝殿，他已失语，对上奏只能“颔首数四”，表示赞同。仁宗、英宗与神宗的晚年，这种因严重中风而不能理政的局面一再重演。而宋神宗对西夏仓促用兵终致惨败，与其“切于求治”而“速致太平”的急躁性格也是息息相关的。哲宗晚年，“疾势未退”，“脉气微弱”，竟至不能正常会见宰执与接待辽使。南宋中期后，迂劣之君接二连三，因病误国几成常态。宋光宗以精神病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昏政不断，乱局频现。他召回了初政时亲自放逐的陈源，发还抄没的家产，让其重当宦官班头。自发病后，他怀疑宗戚大臣的讣报都在诓骗自己，四川统帅死了半年，他认定还活着而拒绝派新帅。宋光宗疑惧与妄想太上皇宋孝宗要废黜或加害于他，拒绝前往朝见，一再酿成过宫风波。太上皇去世，他作为儿子竟拒绝出主大丧，酿成人伦闹剧。作为唯一的皇二代，宋宁宗理所当然地承继皇统，史官说他“临朝渊默寡言，于事少所可否”，行事堪称痴騃。他明知东宫老师陈傅良是好人，问今何在，权臣韩侂胄唯恐其起用，托言“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他便不复召用。殿前司属官华岳反对史弥远专政，被逮捕入狱，拟定斩首。复奏时，宁宗久闻其直名，想留他一命，史弥远奏称“那就与减一等”，宁宗不知斩首减一等是杖毙，竟表示同意。史弥远上下其手，将华岳活活杖死。
祖宗家法对宋代后妃乱政有防范作用，但君主身染顽疾，却为其开启方便之门。宋真宗后期深为脑血管病所苦，刘皇后警悟干练，趁机“预政于内”。他让皇太子协理朝政，却依旧“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宋真宗死后，刘皇后干脆走向前台，以皇太后临朝达12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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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娥（真宗刘皇后）
宋光宗患上精神病，也给李皇后乱政开了绿灯。她不仅让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还大肆推恩，连娘家门客都补了官。李皇后还挑唆光宗与太上皇的关系，为过宫事件推波助澜。如果说刘皇后预政，后人还不乏好评，悍后李凤娘干政则让绍熙稗政雪上加霜。宋宁宗先天颟顸，杨皇后与史弥远遂得以内外呼应，策划政变。她代拟御笔，拘押了大臣韩侂胄。宋宁宗得知消息，打算追回韩侂胄，她以死威胁，迫令就范。杨皇后在诛韩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也导致了史弥远的长期专政。宋度宗沉溺酒色而不问朝政，与宋宁宗相比一蟹不如一蟹。他宠幸一大批嫔妃，昭仪王秋儿最受亲近，“批答画闻”，“皆出其手”，连批答文书的大权也拱手交出。
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与理宗，都有近幸弄臣恃恩获宠，而高宗朝的城狐社鼠尤其猖獗，与其寡人之疾大有干系。他自扬州惊变，性病便成心病。约此前后，世代为医的王继先成为御用医官，他“喜谄佞，善亵狎”，不久就以“用药有功”“实有奇效”而让龙心大悦，其拿手戏无非为这位好色之君配制壮阳药。服药以后，宫闱勾当自然少不得贴身内侍，宦官张去为也因缘际会，大获高宗的青睐。秦桧欲擅权而未固宠时，还要巴结王继先在高宗左右打点。史称：继先遭遇绍兴中，富与贵冠绝人臣，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忤。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埒，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而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侵渔财利，则桧所未尝为也。当时人说，宋高宗把国事托付秦桧，家事托付张去为，身子托付王继先。绍兴和议前，有御史弹劾王继先与秦桧，宋高宗力挺道：“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有了这把保护伞，他更无所忌惮，“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
自宋徽宗后，宋朝逐渐转向内在。南宋四大权相，秦桧另作别论，其他三人终成不可撼动之势，都与皇帝的疾病密不可分。宋宁宗材质迂痴，胶柱鼓瑟地认定“台谏者，公论之自出”，还自诩这是“法祖宗”。他认识不到，台谏如受操纵，公朝执法也会沦为私门吠犬。韩侂胄掂出他的斤两，在与赵汝愚的党争中，“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对他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宋宁宗不识贤愚，莫辨正邪，支持韩党，打击赵汝愚、朱熹等正直的士大夫群体，放任韩侂胄一手锻铸了庆元党禁。宋宁宗如此资质，却还经常绕过决策程序，内出御笔，乱下指挥，其后不久，御笔也落为韩侂胄的囊中之物。凭借着私用台谏与假借御笔，韩侂胄顺畅地走通了权臣之路。其后，韩侂胄草率北伐，终致大败，朝臣史弥远与内廷杨皇后联手诛韩。宋宁宗不仅不可能抓住契机，收回权柄，反而“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硬是以自己的驽钝无能目送史弥远再坐权相的交椅。在韩与史先后专权的三十年里，他对权臣唯唯诺诺，对朝政无所可否，“大臣进拟，不过画可”。可以断言，“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拙著《宋光宗 宋宁宗》）宋理宗晚年，贾似道虽已崛起，但未成权相之势。度宗即位后，为抬高身价，要挟朝廷，贾似道一边撂下挑子返回故里，一边教唆亲信谎报蒙古大军南下。宋度宗弱智低能，大惊失色，亲笔草诏，恳请他回朝主政，将军国大事一股脑儿交其处分。贾似道入朝，度宗不顾人君之尊，竟向其答拜，还呼其“师相”以示尊崇。其后，贾似道一再故伎重演而屡试不爽，度宗甚至哭泣流涕，下拜挽留，权相之位终于不可动摇。权相贾似道与愚君宋度宗的关系，完全是韩侂胄、史弥远与宋宁宗关系的升级版。
家天下是君主制的本质，世袭制则是确保家天下的前提。然而，至高无上的皇位，自君主制形成以来，始终是各种力量逐鹿问鼎的禁脔。宋代汲取了前代教训，确立了祖宗家法，有效防范大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各种势力的专权独裁。然而，前文已述，在皇帝缠绵病榻时，祖宗家法往往形同虚设。而皇帝病危淹滞之际，由于君主自身原因，加上权臣与女后的干预，也会催生皇位危机。君权的巨大诱惑，让宋代多位皇帝即便痼疾缠身，依旧死不放手。宋英宗直到病重失语时，对请立皇子的臣下奏议，仍然老大不快。弥留之际，重臣韩琦递上纸笔，请“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这才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请他亲笔注明名字，他吃力添加了“颍王顼”三字。唯恐变生不测，韩琦提醒赵顼“朝夕勿离上左右”，皇位这才顺利传给了宋神宗赵顼。宋哲宗晚年夙疴不起，他明明没有儿子，却始终不立储君。撒手人寰后，向太后听政断事，确定在神宗诸子中遴选新君。她否定了宰相章惇先后提出的两个人选，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太后强调先帝就是让他继位，究竟是哲宗遗言，还是她自作主张，谁都不得而知。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将北宋王朝推向靖康之变的宋徽宗。绍熙末年，宋光宗的精神病越发厉害，宰相奏请立储，他先是斥骂“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继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不表态究竟立储，还是禅位，令宰执无所适从。太上皇驾崩，他拒绝出主大丧，政局变乱迫在眉睫。万不得已，在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赞同下，才拥立了宋宁宗。为了遮丑，还将这次皇位传承危机标榜成“绍熙内禅”。在位君主宿疾在身仍不立储，自然容易伏下传位危机，但即便预立了储君，在老皇帝淹病滞疾之际，皇位之争仍会在内廷外朝暗流涌动。宋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箭染疾年年必发，至道元年（995）更见严重，为防诸子日后争位，便册立第三子赵元侃为皇太子。两年后，太宗病危，李皇后打算谋立其长子赵元佐（即前文论及的精神病患者），宦官王继恩与外朝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结成了拥立赵元佐的联盟，有意隔开皇太子与宋太宗。重臣吕端入宫探疾，见太子不在，便密派亲信让他即刻进宫。太宗撒手，李皇后主张“立嗣以长，顺理成章”，吕端反驳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在吕端的坚持下，奉皇太子登位，他就是宋真宗。宋神宗病笃，其同母弟雍王赵颢有觊觎皇位的迹象，与异母弟曹王赵頵经常出入宫禁，甚至要求留宿大内。神宗“疾不能言，但怒目之而已”。宰相王珪、蔡确与朝臣邢恕也与二王暗通声气。宋神宗忧虑长子年仅10岁，担心身后“皇位须得长君继为之”，尽管打算自立皇太子，却已说不出话，写不成文。临死前四天，宰执在病榻前奏立其长子为皇太子（即宋哲宗），他只能“闻言首肯泣下”。这才使夺位之战大局砥定。北宋重臣恪守祖宗家法，多次化解了皇位危机。及至南宋，权相替代重臣，传承危局在中后期一再重现。而宋宁宗病危之际，权相史弥远李代桃僵，最让人扼腕叹息。宋宁宗膝下无子，晚年立太祖十世孙赵竑为皇子，自以为就算完成了国本大计。他的昏昧在于，分不清皇子与皇太子的根本区别：皇太子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而皇子不是唯一的，未必就是当然的储君。得知赵竑不满自己专断朝政，史弥远别有用心提议为宁宗已故堂弟沂王立嗣，推荐了太祖另一位十世孙赵贵诚。眼看宋宁宗病得危在旦夕，史弥远矫诏改立赵贵诚为宁宗皇子，赐名赵昀，让他的地位与赵竑在伯仲之间。然后，一边宣召赵昀入宫，一边胁迫宁宗杨皇后配合其废立。安排停当，这才宣赵竑上朝，听预先炮制的“遗诏”，宣布赵昀即皇帝位，他就是宋理宗。史弥远从此完全拿捏住新君，继续稳坐他的权相，继而赵竑迫害致死，南宋历史进一步跌入了深渊。史弥远利用宋宁宗智力驽骀，出于一己的权欲，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梁换柱，变易储君。就皇帝疾病影响政局而言，这也许是两宋史上最怵目惊心的案例，而凸显的却是君主专制与生俱来的制度弊病。这一先天弊病的症结在于，既然君主专政的历史命运最终取决于君主一人，如果这“在予一人”沉疴不起，王朝的前途就可能岌岌乎危哉！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倘以现代政治学而论，“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然而，在他看来，“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转引自刘瑜《重新带回国家：重读福山（下）》）对他的“坏皇帝”概念，不妨作广义的理解，即既指政治品质，也指治国才能，当然，还指本文重点讨论的健康状况。他以为，中国政治传统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政治问责不足”。结合中国史上的君主政体来说，也就意味着皇帝所代表的君权掌控着超强的国家能力，但对其政治问责机制却明显薄弱。平心而论，在王朝阶段，宋朝的问责机制也许堪称完善。但这种相对完善的问责机制毕竟受制于君主专制政体，一旦出现了“坏皇帝”，问责机制也往往一筹莫展。仍举宋光宗为例，他以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危象频生，乱局已成，朝臣叶适建议宰相留正“播告”皇帝病状，免得“臣下轻议君父”，留正回答：“上实有疾，然讳言疾，日御朝自如，兹所以为疾也。且人臣无自以疾名上身之理。”这番话揭示了君主专制荒谬绝伦的那一侧面：有病的“坏皇帝”倘若讳疾忌医，而且感觉良好，自以为是没病的“好皇帝”；人臣也就决无说出“皇帝有病”的道理，惟有共演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叶适问责宰相，蕴含了宋代制度的合理成分；但留正不敢也不可能最终彻底问责“坏皇帝”，却代表了君主专政下最真实的臣民心态，这种心态正是专制政体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之所以会出现有病的“坏皇帝”，症结就在于，集世袭制与终身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一个有病的体制，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坏体制。主编：明清 ；编辑：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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