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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电话中，陈红不愿多谈家族往事，“我们都是很普通、过着平常日子的人。”

　　陈独秀的这位孙女温文尔雅，言谈间透着知识女性的学养。陈红原名陈祯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她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幼子。

　　通电话时，陈红在收拾行李，当晚她将搭乘航班去外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每年有一两个月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对于这一份职责，她非常认真。

　　等完成手头的工作，她要去香港看望母亲和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在“文革”后，陆续去香港定居的。

　　“家族里的人吃过很多苦，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她颇为动容。

　　缺失的父爱

　　在安庆陈家的老宅院里，“父亲”的角色是长期缺失的。

　　陈独秀自幼丧父，由脾气暴躁的祖父抚养长大，从不知父爱为何物。待到几个子女出生，他又长年在外留学、闹革命，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到家后又忙着和友人联络，父子之间非常陌生。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相爱，私奔结合。这对原配高晓岚伤害很深。子女们“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陈延年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长大后他埋头于工作，不愿恋爱，不想结婚。

　　1915年，陈独秀参与“讨袁”运动，被袁世凯派来的都督倪嗣冲追捕，陈家被抄。两兄弟逃到怀宁乡下避难，无法读书。不久，他们接到父亲让他们去上海的书信，随后辞别祖母和母亲，从此再也没回过怀宁老家。

　　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带着高君曼与一儿一女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他对高君曼说：“我想写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情做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陈乔年十三四岁。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据潘赞化回忆，陈延年因不满父亲抛弃母亲、与姨母同居，常常和父亲发生矛盾。儿子们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并不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兄弟俩晚上睡在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以饼为食，喝自来水，冬着单衣，夏日无被，“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高君曼怕人说闲话，加之对姐姐心存愧疚，想让两个孩子到家中食宿。她找潘赞化哭诉，央他向陈独秀说情。陈独秀的回答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良，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

　　兄弟俩后来考上震旦大学法语系，勤工俭学，度过艰难时日。1917年，陈独秀被聘到北京大学，他托汪孟邹每月支付弟兄俩5元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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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父子间长期疏离，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不要家庭、不要国家，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成为吴稚晖的门徒。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成为全国无数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和偶像。17岁的陈延年颇不以为然，“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新，不能为万民主命，与文盲何异？”

　　兄弟俩当时想赴法勤工俭学，没有保证金。吴稚晖不但给他们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解决了船票。他设法让这兄弟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直接读书，无须半工半读。

　　陈氏兄弟赴法前，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潘赞化在街上遇到陈延年，说起他父亲被捕一事。潘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

　　让潘赞化非常震惊的是，陈延年的回答是：“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兄弟俩在法国时，陈独秀曾托陈公培带给他们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非常惊诧，他没想到陈独秀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他儿子却直呼其名，言谈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然而，陈氏兄弟最后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留法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的团结争取下，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与吴稚晖分道扬镳。1922年6月，陈延年出席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后被选为执委。他和赵世炎负责编印该组织机关刊物——《少年》杂志。

　　由胡志明等人介绍，陈延年、赵世炎、萧三等加入“法共”。是年冬，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3月，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据当年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表现得很活跃、非常较真，常常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

　　从此，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小列宁”。

　　“ 一门三中委”

　　1924年秋到1925春，因国共合作需要，陈氏兄弟陆续回国。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则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工作。

　　据长期跟随陈独秀的郑超麟回忆，有一次他陪陈延年去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人，但爷俩见了面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开始谈工作。

　　在郑超麟的记忆中，“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被认为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陈延年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革命干部的才干。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陈延年受命重建党组织。6月26日，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他和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这时，他们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当天下午3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叛变的交通员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26军以为陈延年只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将其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他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

　　汪孟邹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立刻去找胡适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谁知，胡适的“好心”反而坏了大事。1921年秋，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与吴稚晖等闹矛盾，后被押送回国。之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这让吴稚晖一直耿耿于怀。

　　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杀害。

　　7月4日，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因为不肯下跪，被强按在地上，乱刀砍死。

　　次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地点是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陈乔年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由于叛徒告密，军警突然包围会场，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当时，陈乔年化名王某，来沪不久，叛变的唐瑞林不认识他。军警动用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因为他没暴露真实身份，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一同入狱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周之楚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不料，周之楚的父亲也四处托人营救他。陈乔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不必再为他花钱。

　　遇害前，他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陈乔年结过婚，有一女，下落不明。

　　1936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当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祭给两个儿子，喊着“延年，乔年”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安庆仅存的血脉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

　　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随后，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1933年，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看到父亲后，一下子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却让他欣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在江津，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对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79年，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熟悉他们的“陈独秀研究网”主编万多胜说：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沉重的遗产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子美，以及陈红的父亲陈鹤年。

　　陈独秀入狱时，姐弟俩曾去南京探监。陈子美劝说父亲和潘兰珍尽快结婚，以杜绝别人的闲话。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

　　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其余的3位是祯祥、祯庆、祯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后，陈鹤年的子女陆续落实了政策。除陈红留在北京外，其他几位都移居到香港。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读，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学过妇产科，还跑过单帮。

　　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1991年，陈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卷走，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

　　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听闻此事，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9000美元汇给陈子美老人。

　　江泽民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曾派人探望过老人，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次日，陈子美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松年之女长璞在纽约探访了姑姑陈子美，她评价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时，她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寂寞离世。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陈红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故事不重要。”

　　和三伯父家的长璞不同的是，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他当年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当初说的，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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