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编者是谢老的儿子谢飞。新出版的“家书”是谢老几十年间写给两位夫人和前后十几个儿女的“万金”之书！除了与家人的通信，《谢觉哉家书》还收入他与家乡干部及友人的不少信件。
1957年、1960年、1961年谢觉哉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除了批评，对待家乡的青年干部，谢觉哉更多是希望他们“吃一堑长一智”，“为什么深入群众而又脱离群众，深入实际而又脱离实际，毛病在哪里？你自己必须也可以找出答案。”在谢觉哉看来，要注意两个字，一是听，二是想。“虚心听取各方的群众的意见，然后想他们是否说了真心话，为什么说这样话。”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叮嘱干部“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全断绝……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敢向你们讲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做过多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摘自《小康》2015年第12期 作者 罗屿）
谢觉哉与原配夫人何敦秀结婚，是1899年在谢觉哉年仅15岁时家里给他娶进门的。何夫人年长谢觉哉5岁。5年后，他们的长子廉伯出世。1920年谢觉哉应何叔衡之邀赴长沙办报，与宁乡老家的妻儿只能靠书信联系。
从1921年致何夫人的书信之后，除一封给岳父的祝寿信之外，再次有家书寄回宁乡，已是1937年的春日了。信中感慨岁月延宕，世事变迁，彼此早已青春不再，同时表达了作为一个丈夫未能履行责任的愧疚。他写道：
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
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
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
在后来从延安寄给何夫人的另一信里，有“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之说明，他深感新的战斗生活已经无法接纳昔日的荆妻了。所以诗中有了这样的句子：
蹉跎三十载，汝妪我已翁。
谓有敝庐在，偃息相与终。
岂知遭世变，地坼复天倾。
我行山川异，南北又西东。
仅仅几个月后，谢老又给何夫人寄回家书，回忆他们41年前的新婚，并用“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来称赞何夫人的不平凡。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了对过去那个家庭的总结和告别。一个月之后，谢觉哉、王定国的婚礼在兰州举行。
谢、王之恋带有戏剧色彩。长征到达延安后，九死一生的谢老担任着重要工作，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而老夫人绝无可能接到边区来。组织上经过研究，找24岁的王定 国 谈话，告诉她谢觉哉是老革命，需要人照顾，希望她与谢觉哉结为伉俪。她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该入洞房了，她不解地问：“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结婚，她犹豫了，原来她在四方面军有个意中人，也是她的引路人，失散后一直没找到。后来查清那位老革命已经牺牲了，王定国才同意了与谢觉哉的婚事。
新中国成立后，何敦秀开始多次要求进北京。可在谢老和整个革命队伍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这两个巨大因素已经使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所以，他在“老太太”提出进京要求后，先是不予回答，待对方由生气而冷静些了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他写道（大意）：
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
这是谢老写给何敦秀的最后一封信。
“家书”还披露，20世纪50年代后期，八十高龄的何敦秀随着自己的小儿子谢放也到了北京居住，但并未提出任何要求，更没有在新的家庭掀起轩然大波。据说谢老和王定国请这位有功于家的老人到自己家里来过，也多次去看望她。何敦秀对王定国说：“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谢胡子这个称呼，全体同事包括毛泽东都是这么叫的。）1967年，88岁的何老太太安详西去。1971年，谢老在京病逝，享年87岁。（摘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 作者 王彦君）
以上文章分别刊登在《报刊文摘》2016年1月13日第2版和2015年9月25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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