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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关：
“铁饭碗”夕阳西下，硕博点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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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虽是文科出身，处于所谓学科“鄙视链”的末端，没有理工科博士那么多的就业方向。但是，也并非只能当老师。笔者是教育学方向的，也有学生干部服务的经历，可以选择考公选调，也可以去相较更为轻松的研究机构，或者用比较擅长的自媒体做些事情。但最终，我还是当了一名高校教师，因为也确实觉得其他行业和岗位不太适合自己，或说我缺乏与之匹配的结构性“素养”。
2024年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之年。笔者在相关的文章中谈到，不是每个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是每个教师都应自觉修行教育家精神。对我们而言，愿意选择并坚守这样的一个岗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精神的践行。幸运的是，在求学过程中，我不仅受到了不少好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教育家品质的感染，更是直接受到了教育家、大先生的精神洗礼。我的“师爷”——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潘懋元先生，就是一位甘于奉献、不懈追求的教育老兵、逐梦赤子。先生已于2022年谢世，享年102岁，在近90年的从教生涯中始终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而奔走和努力。他的付出，换来的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繁荣发展和高教后学队伍的持续壮大，他也由此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如今，我们缅怀先生，就是在体味和求索这样的教育家精神。笔者读过很多关于潘先生的书籍和文章，自己也撰写过相关的文章，每次阅读、每次打字，自己的思想与灵魂都会受到震颤，那几句潘先生的话始终烙印心中：
“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假如有第二次生命，我还是愿意当老师”。
扎根中国大地，当一名大学老师，是在认识我国真实国情、明确特色道路优势、认同事业发展理念基础上的一种选择，这样的选择就要对得住这样的国家、这片脚下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学生。当一名老师，并不是笔者自小的追求，我是在后来长期的求学过程中，在身边众多好老师的影响下倾向于这个职业的。为什么呢？一是学到的东西、经历的甘苦，总想着传播出去、传递下去；二是一路走来遇到的好老师投给我一种强大的示范性力量，让我切实感受到投身于这个行业是有成就感的。笔者也认识到，老师是不好当的。实事求是地讲，在我国，恐怕没有哪个职业比对教师的道德要求更高。但是，比教师职业赚得多、有威名的工作可太多了。进言之，恐怕没有哪个历经多年苦读而一心追逐功名富贵的高学历人才会选择教师职业，选择这个工作的人往往是对教书育人、知识创造等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朴素感情和纯然志趣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当老师事情不少，但挣的不多，这是一个很讲情怀的岗位，当然这种情怀自有其乐，如孟子所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样的人生或许是清苦的，是平淡的，是琐碎的，但也绝对是清澈的，是光荣的，是厚重的。
一个没有才华的人，可能不会成为优秀教师，但一个没有道德情感的人，一定是一个坏老师。笔者笃信，人可以权衡利弊，但绝不能做无情之人，否则这样的老师怎么为学生率先垂范呢！你在做人方面都有问题，怎么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呢？在硕博圈、考公考编圈里，流行着这样一个梗：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这对笔者也是一个警训：绝不能这样，这样是于情有亏、于德有缺的。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之中，笔者见过不少夫妻、男女朋友，在一方有了更“有利”的选择，或更“高级”的身份以后，就以各种借口抛弃“原配”，无论这样的人以后多么“成功”，他也得不到我的尊重。笔者的对象是唐山人，在唐山工作了几年了，在小学当班主任，读博延期的好几年，身处异地而没有将我这个穷哈哈的，可能连毕业都成问题的大龄男性“淘汰”，“赌”上了自己作为女性最为宝贵的青春时光而支撑着我们的生活，足以证明她是个讲情、重情之人。所以，笔者的功利考量在道德责任感面前，就是极其次要的了。毫不讳言，笔者来到师院当老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对象的感受和工作，人不能总欠人情，这个东西不好还的。
记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已到浙江大学工作的导师连夜来华科为我“站台”，到宾馆后已经是夜里12点左右了。第二天早起参加答辩，上午答辩结束后匆匆一餐，又要尽快返回杭州，临行前导师嘱咐我：照顾好身体，安排好生活。张老师听我说到自己对象在唐山工作，也在唐山定居了以后，直接说：“那就去唐山师范学院吧。”他给我传递的思想基调便是：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他从潘先生那里得到的，他又传给了我们，成就功名的前提是一定要做个负责任的人，一个讲感情、讲道德的人。所以，我要先做人，否则便不能为师。
张老师是一位已经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知名学者，但他从不托大，永远从学生的立场考虑学生的现实需要与实际水平。记得他曾跟我们说：“你们还是学生，还在成长，不能拿学者的要求来对待你们。”所以，在学生论文写作与修改、毕业求职过程中，张老师从来都是一字一句认真审阅、诚心诚意扶助学生的。简言之，他是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笔者有时极端地设想：如果在师院我申不下课题，发不出论文，那么学生总是需要我的吧，或说我总是可以让学生需要我啊，那么这难道不是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吗！我有太多的话想要去跟他们说，乐教爱生，是一种幸运的事儿。笔者曾在公号文章中提及，真正如德里克·博克所说的“回归大学之道”，恐怕就是让大学的科研成就真正服务于人才培养，让大学老师首先成为老师而不是研究员，让大学老师直面学生而不是实验品，如此道可继，志可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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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可谓现代大学的一对永恒矛盾，重教学、轻科研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地方院校引进博士人才，也主要是考虑到他们的科研能力，能给学校提升一下科研成绩，把学校的层次拉上去。笔者入职地方院校，教学与科研基本上就是核心业务活动了。如领导谈话所说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我要说的是，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那么“理想”。
很多人也说过，科教相长，科教融合，不分轻重、主次，教师双肩挑、两手抓、齐头并进、融于一身不好吗？当然好，但是不现实。“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原则是洪堡理念的一部分，是其在柏林大学的一大“创举”，开发“科学研究”职能也使得大学古老的人才培养职能得以拓展，并推动了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自那以来，这项原则就被奉为圭臬，成为很多院校、管理者及教师理所当然的“道理”。事实上呢，争议一直未曾断绝。很多人研究过教学与科研关系，也分析过教学型人才与科研型人才的禀赋、特点，具体的结果大致有三类：正相关、零相关、负相关，每一种结果似乎都有支撑性材料。有人认为，这项原则可能从来都只是理想，并没有真正落地。就今天来说，能够同时把教学与科研做到极致的人不能说没有，的确是很少的，这是有研究结论支撑的，那些用某些科研成果当讲课材料，利用课堂教学启迪科研思维的片段、案例，也无法说明这两项活动是可以完全融合的。笔者记得曾有某位教授表示，教学科研的融合是两个系统的融合，这在目前来看还很不现实。不仅没有完全融合，且存在愈发明显的分离，乃至对抗之势。笔者认为，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都已经成为体量巨大的活动系统，且各自的专业化程度都在不断提升。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要求一位教师既要把科研做好，又要把教学搞好，使之交相辉映、如鱼得水，是很有难度的，简单加总的负担对教师带来的压力也是极大的。他们真正感受到的往往是时间与精力分配的强烈冲突，经常在两种异质性活动之间来回撕扯。
到底该怎么办呢？笔者认为阎光才教授引用的国外学者的思路较为妥帖；按照组织目标进行分工，教学搞得好的和科研搞得好的人各尽其才，同等激励，在整体上达成组织目标。同时，鉴于教学科研之间存在融通的一面，要在任务分配中留下可能的融合空间。笔者始终认为，院校及其教师致力于把教学搞好、对学生负责，这是最首要的工作，当然这并不说是要弱化或限制科研。这符合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高校使命定位，是国家政策所规定和倡导的，这也符合一直以来的高校合法性要求。有人做过研究，无论是偏向科研的老师，还是偏向教学的老师，其为自己行动进行辩护的理由是一样的：为了教学。前者说做科研是要反哺教学，后者说做好教学良心活儿。这说明，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始终是院校存在的合法依据，是高等教育机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根本标志。《意见》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核心就是要当好一名好教师，把教书育人作为志业和使命。因此，对各级各类高校而言，现在都应该更好地思考一下这个根本问题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其组织成员——教师的业务考核。对青年教师而言，要让其尽快上手教学，但不宜安排过多课程，而是要留出时间空间，使其科研优势得以积累和强化，努力成长为一名学者型教师，为既定的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一些新的改变。
05
在提升准入门槛标准的同时，很多高校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核心内容就是打破“铁饭碗”，让竞争活力充分释放出来。笔者入职的前两天，听到最多的就是领导关于教师考评和绩效改革的话语，其意很容易理解：要竞争，不要躺平；要争先，不要落后！绩效多奖钱，排名低扣钱。笔者感觉，随着“非升即走”制度在“双一流”高校的全面铺开，地方院校也在强调竞争和考核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重点建设、一流建设政策为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奠定了我国精英大学在世界高教版图上的地位，为后发外生型的高等教育建设模式提供了范本。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一部署的深入实施，作为三大战略汇聚性枢纽的研究型大学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成绩。不过，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重点建设政策可能带来的某些不虞效应。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院校白热化竞争及其同质化发展问题。地方院校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纷纷向研究型大学看齐，致力于院校升格、硕博点申请，对教师而言，就是加大对教师科研的考核与奖励力度。这在以本科教学为主的地方院校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负担，一方面资源平台受限，另一方面教学教研任务繁重。2024年，怀进鹏部长明确释放了“双一流”适度扩容的信息，很多相关的专家学者，如别敦荣教授、周光礼教授等，也对此进行了解读。如此信号释放出来，各高校的竞争力度很可能会加大，教师作为承接竞争压力的终端，或许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片面地用问责的立场来对待教师，单纯地靠奖惩机制来评价教师，本质上是对大学及其成员文化的“误读”与“曲解”。因此，这一套有可能出现“问责失灵”的问题。如张应强教授所说的那样，问责评价一方面加剧了老师们的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很多学术乱象的出现；另一方面，不断加码的评价标准使得部分教师变成患上“习得性无助”的猫，感觉无望后便会“躺平”。进言之，简单地用经济学思维来理解和管理大学教师，是一种很不高明、并不科学的做法。
在笔者的工作选项里，有待遇更好、平台更高的院校，又偏偏赶上师院的福利待遇相较前几年，来了一个明显的降低，原因固然有很多了。两者相权，笔者似乎应该怎么也不会到师院的，事实却是，我来了！面试前，在联系师院教育学院时，院长问我能不能确定最后到师院工作。笔者当时有过犹豫，因为很多事情不确定，具体政策落实也不完全清楚。想了大概半天儿的时间，经过我和对象的充分讨论与意见交换流程，我给院长做了如下回复：虽然师院肯定不是我功利意义上的“最优解”，但我愿意到教育学院工作，一是考虑对象的不易，二是学生永远值得，给他们的老师多好都不够，这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于是，你还能单纯地用奖惩逻辑来管理教师吗？当然不能。事实上，相较问责奖惩、高额激励，大学教师更为需要的可能是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通过发展性评价为自己赋能，当然这也要确保教师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据学者研究，这种对教师禀赋要求比较高的“高门槛”，对教师考评的“弱激励”，也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2024年是持续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之年，《意见》指出，要突出教师教育教学实绩，破除“五唯”顽瘴固疾，推进发展性评价，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学教师、青年博士离世的消息出现在朋友圈，他们40多岁，30多岁，甚至20多岁，正值大好年华。虽然我们或许无法完全肯定他们的事故与考评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也无法完全否定他们令人扼腕的结局与高强度考评工作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在持续推进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当前，如何真正地为教师减负赋能，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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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某知名学者以“我不是学阀”为核心议题的声明信爆火出圈，引起硕博群体广泛议论。在年均二三十篇论文，总发文量超过一千篇的数字背后，学界青年热烈而无奈地讨论着学界资源分配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既是对真实现象的某种说明，也是青年学人群体情绪的集中表达。从笔者及周边师兄师姐入职后的科研成果来看，不仅数量少得可怜，级别也有所下降。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他们普遍表示，发文章还没有读博时容易，那时候学校平台高、导师指导得好，毕业入职后，学校层次比较低，整个学校一年的发文量都没知名高校的一个学者多！普通青年教师得不到像样的资源，就算有些品质较好的资源，往往也会成为领导们的“专属”。
就发论文来看，笔者认为，现在的论文发表已经不是某一方的问题了，而是牵涉期刊、作者、管理者等多方主体在内的系统性问题，其核心是评价问题，包括对硕博群体、教师群体的评价。具体来说，学生毕业需要论文，导师有时不得不与之“合作”；教师群体有发表需要，知名学者更有优势；期刊有冲核心、保核心的需要，倾向于向名家约名稿；管理者有绩效考核的需要，论文数量和等级就是最客观的指标……我们都被裹挟进发表的世界里，从读博那刻起，就形成了“发表信念”，以此为日常话语体系和惯用评价标准，走出来谈何容易！于是，将这个板子打在任何一方的身上，似乎都是不够客观的。笔者的观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名学者能写、能发、被约，是很正常的，其每年发表十篇以内也就是上限了，再多的话恐有“水论文”的嫌疑了。其与学生合作的，或学生挂导师为通讯的，则另当别论了，毕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前硕博学业考核制度的结果。此外，对知名学者少发论文的呼吁，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除了可以为青年群体留出宝贵的版面，更是为了利用好大学者的学识与智慧。对著名学者而言，其应将主要精力放在突破学术上限、留下传世经典方面，简单来说，就是写一写有见地的学术专著。
笔者认为，良好的生态一靠制度，二靠自觉。目前，出台限制知名学者发文的制度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逻辑很难完全成立。最大的希望可能还是群体监督、圈子舆论下的自觉吧。事实上，知名学者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每年几十篇论文的真实价值到底如何，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学术层面的意义。导师曾说，对知名学者而言，现在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可能就是个数字，而对学生和青年人的则意义则巨大，所以他很支持年轻人，也在给相关期刊的建议中表明了培养青年作者群体的重要性。笔者深信，以大部分知名学者的眼界、见识和格局，都是知晓这些道理，也愿意做好青年的扶持者的。忘了在哪里看到过陈洪捷教授的话，他表示已经到了“年龄”了，有意识地不怎么发表论文了，把版面留给有成长需要的年轻人。这就是一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自觉！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很多期刊都表示了对年轻人的友好，开辟青年专栏或每期都发博士生文章，甚至还评选了一批“青友型”刊物，虽说入选刊物见仁见智，但也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和方向。笔者曾发表过文章的《高校教育管理》《大学教育科学》等，都是效率很高，不歧视作者身份的，有的期刊虽曾言辞颇为激烈地否决过我、“折腾”过我，但笔者仍认为它们是择优刊发的良心刊物。当然，也遭遇了录用一年多后最终被拒稿的刊物，耽误了笔者很多时间，而其对学术大佬则各种趋附。凡此种种，各有经历。一种感受是：年轻人好好写、认真做，总有人会给你支持的，尤其那些锐意革新、成长快速的期刊。因为编辑们也知道，什么是文章质量的因素，什么是文章以外的因素，失去了年轻人，也就失去了未来。
最近，从国家出台的政策来看，对大学青年教师的资源获取与职业发展也愈发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如增设博士科研项目、青年人才岗位，增加青年群体项目的数量，增加青年科研经费等。我们都乐于见到更好的改变，也希望学界的秩序和生态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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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已然到来，没有人能完全预测未来的事情，但总有迹象供我们展望。未来已来，这是当下的现实，也是你我避无可避的前景。
第一，AI必然重塑高等教育生态。在AI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已经显现出来，关于技术问题，向来就有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争论。笔者应该算是偏向保守的，事实上大部分大学老师都是比较保守的，其教学更是具有强烈的保守性，有明显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倾向，不愿改，不愿动。与中小学改革普遍能够顺利推行不同，高校体量大、学者专家汇聚，院校层面推出的改革往往遭遇底部梗阻，便说明了这种保守性。如学者所言，大学教学历来是教师的“私密领地”，不容别人“染指”，因此他们不少人认为技术是细枝末节，从而由着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去教学。笔者虽然也偏于保守，但我认为技术对教育的“颠覆”恐怕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总是处于后知后觉的状态，技术迟早会重构高教生态和大学秩序的，很多教师机械讲授的工作也很可能被技术取代，这不是我们能阻挡的。如果我们能真正了解与接触一下前沿科技，恐怕我们还会更为惊诧。所以，要做好准备，尝试掌握一些技术工具，即便不去迎接，至少保证不被“冲垮”。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更深入地思考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关于“福音还是诅咒”的灵魂之问。在今天，拒绝新技术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我们也要思考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其一，不是越新越好，或说不是新的完全比旧的好。一些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在教育领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这也造成了一堆新概念的涌现，道理令人心动，实践让人疼痛。如传统讲授法与新近探究法之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讲授法在大学受欢迎程度还是最高的，关键在于怎么讲，前段时间刚上完“最后一课”的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就凭借讲授在网络平台“培养”了一大批听众。当然，这里面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这至少证实了弗莱克斯纳的观点：大学没有独一无二的最佳教学法。所谓最佳，就是马克斯·范梅南笔下的：教师基于教学机智的灵活运用。简言之，用什么方法让学生学得效果最好，那就是好的方法。
其二，要时刻警惕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有的专家表示，新技术工具会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可以实现自主的个性化学习。这是可能的，但一定是有条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是很好的学习工具，最近国外某些院校表示学生用这些工具主要不是学习，而是“作弊”，因为在高分数、高绩点的诱惑下，他们往往“铤而走险”，对智能工具提供的更“好”的答案“照搬照抄”。国内会不会呢？笔者认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各高校明确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进行作业、论文的写作。笔者自己长期进行公号文章的创作，近期发现有些其他号利用智能工具直接抄袭、改造我的文章，内容、观点一看就是抄袭，但语言、逻辑有变化，显得有些混乱，也就是网友所说的：一眼AI。如张应强教授在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分析时所说，技术的工具性及其功能的有限性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而其附带的种种风险也是必须要警惕的。相较技术本身，背后的理念、制度与结构因素或许更为根本，它们会使得技术逻辑是一回事儿，而实际上是另一回事儿。如有些高校有很好的智能平台和数据库资源，但职能部门仍是各自为政，信息没有流动起来，还需要老师“挨家挨户”去送表儿。在AI时代，如何与新技术、新工具共存，将是考验教师教学、科研的关键所在。而从目前来看，我们存在两个明显的“不够”：对其力量不够重视，总是不愿用不会用；对其风险不够清醒，总是重治理轻预防。
第二，人口变局势必影响高等教育。对各行各业来说，人口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变量。随着少子化与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教育领域必然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也许也是机遇？从2024年的各项教育数据来看，学前教育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幼儿园大量关停，并且已向上延伸至小学教育阶段。不出意外的话，人口变局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改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影响到高等教育领域。国外已经出现了因生源不足而导致的高校倒闭、关停潮。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做好准备呢？万万不可认为是杞人忧天，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普通青年教师来说，可能我们将无法像现在的退休教师那样实现“平稳着陆”，可能会在时代潮流的震荡中另谋出路。这些或许都会来临，但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让自己具备持续学习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核心业务上有所突破和创造，在其他方面发展兴趣点和“技能包”。
当然，对未来的高等教育前景也不必过于悲观。潘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从危机中看到时机，坚强地走出一条新路。他曾表示，未来的AI时代，机器人也要接受高等教育，也要为人类所教育和引导。这番话乍听起来像是某种想象的童真之语。事实上，这很可能出现在未来的人机共处时代，不要低估老人家的洞察力与智慧，因为潘先生的很多预言都应验了。别敦荣教授在某次讲座中，好像也传达了对未来高等教育的某种设想：少子化固然无可避免，老龄化更是机遇，我们可以让没经历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上大学，让上过大学的人接受新的二次高等教育，这样高等教育的量就能盘活，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因此，青年教师继续前行即可，未来的变局也是新的机遇。
第三，高等教育选择会更“接地气”。这里的“接地气”，指的是在普及化阶段毕业生增加、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人们的高等教育选择会更务实，倾向于在下行空间中谋求出路。张应强教授认为，“高等教育民间质量立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民间主体，如择校的家长、学生，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的革新过程。以往，对于精英大学的追逐，是几乎所有民间主体的共同选择，高等教育质量需求高度同质化，就是“要上985”！按照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严格匹配，自上而下地“选择”高校。这种质量观至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很多人所秉持的。他们认为，分数越高、排名越高的大学，就越是好大学，就更应该去上，几乎不会有“能上更高的，选择较低的”的情况，之所以去了“差”大学，就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
如今，在这种主流观念之外，有了越来越多的“异类”。受客观环境影响，一些家长和学生宁愿“牺牲”一部分分数优势，放弃某些老牌本科院校或民办本科院校，选择更为“实惠”的职业本科高校或专科院校。2024年，出现了一些本科院校完不成招生指标的现象。当然，这种选择也带有较强的“被动性”，根本原因还是分数不够高，但相较我国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以政策驱动观念变革”的过程，现在的选择明显具有了“主动性”，即在一定的分数空间内做决策。这种变化，既受到民间主体质量观念演进的影响，也受到信息时代高等教育信息媒介的影响，如张雪峰等，打破了一些信息壁垒，使得高等教育世界的透明度得以增强，民众由此拉近了与高校的距离，增强了理性判断与决策的可能性。对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这种变化使得职业教育的教师更受欢迎，博士到职业高校任职也成为不错的选择，还可能免除过多的科研压力。不过，最新的职教新闻显示，博士入职，估计要先去企业学一年技术。
第四，博士入职高校会越来越难。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现在招收的大量博士，还没有毕业，在未来的几年内，博士求职会愈发困难。对此，笔者认为，时代就是时代，很难说什么就一定好，什么就一定不好，一句话：赶上了，我们赶上这个时候了。一方面，会有越来越多的博士“下行”就业，选择层次不那么高、待遇不那么好的高校；另一方面，博士入职竞争会更加激烈，可能会有更多的新闻出现在我们眼前，如原985高校博士被专科拒绝，本科院校只要博士后，等等。
对大部分博士来说，也要学会转变观念，放下身段。即便你不愿意，形势会让你接受的。其一，博士就业的方向会越来越多元。以往博士就是进高校、搞科研的想法会逐渐得到改变，会有很多博士选择高校以外的非科研岗，笔者认为这未必不是一种进步。这说明，我们对博士经历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对博士的就业选择有了更为包容的态度。读博本身就是一种经历，未必与功名、工作挂钩，期间获得的各种能力在任何工作岗位和生活中都会有其价值的。其二，博士就业的决策会越来越理性。与以往片面追求高层次、大平台不同，博士供给量大的客观事实也会让博士重新思考自己的个人偏好和职业兴趣，会有人“逃离”科研，也会有人发现“教学”，等等。
第五，高校教师评价问题会更加突出。就目前来看，头部高校落实“非升即走”，地方院校争创一流、强化考核的状况一时很难得到改变，博士教师的供给量还在持续走高。在这样的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的考核与竞争压力可想而知。对此，笔者认为，我们是否应该从整体上思考一下评价理念和制度设计的问题了呢？如果说追求规模效应、量化指标是过去积累阶段的必要，那么在如今追求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阶段，我们要产出的应该是优质的东西，具有引领性的成果。然而，现实中的我们似乎仍束缚在量产思维之中，产出大量“精致的平庸”——看似光鲜实则无物。就像有些学者所反思的，我们的“平均值”高，“方差”不够，看上去人人都还不错，但就是没有拔尖创新人才，老师们也都有成果，但就是没太高价值，万字论文，洋洋洒洒，图表精美，模型玄奥，除了编辑和作者看，别人都不看。对所有人都要卷，让所有人都不能闲下来，就怕他不出力、不出成绩，这启发我们，或许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做得太多了。
如学者评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样，拔尖人才其实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这意味着，想要出人才，出好东西，就一定要舍得少做点儿，少管点儿，做该做的，管能管的，那就是创造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资源。此外，就是让他们自己成长，会不会有人掉队、有人畏难，有就有呗，那说明他不适合。如果拔尖创新人才仍是选苗子、挂牌子、压模子、出样子的套路，那还是没有跳出量产思维的局限。高校教师与此同理，以往我们总是持怀疑论的，是不信任他们的，觉得不管这群人，不给点儿压力，他们就不干活儿，学院和学校就没成绩。事实上也是，压一压，确实能出一些东西，但这种办法适合量产阶段，却出不来最好的东西。因此，我们或许应该有点儿“舍得”的气魄，与其让所有人都有平庸的成果在那儿当任务指标摆着，何不让一部分人真坐下来、搞一搞呢！会不会有偷懒的、躺平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但这种“代价”难道还不值得哪怕一个革命性成果吗？这就要看我们秉持什么样的理念了，是想让教师尽快地高量产出，还是想让教师十年磨一剑地成长。当然，这不是说要完全取消问责评价，而是要使发展性评价成为主流，在二者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再者，涉及青年教师评价及其发展的问题，国家投入了青年博士发展专项资源，如何更公平地评价申请人，使之落实到真正有能力的人手中，而不是在头部高校、强势团队内部“分蛋糕”，并最终异化和固化为“新帽子”，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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