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周报，作者：冯群星

“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1960年，宋庆龄去信中央，婉言謝绝了迁居安排。

此时她居住的前海西街18号，是来京后的第二处正式寓所。由于当初施工时间紧张，屋内有些阴冷潮湿，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常常发作。周恩来总理一直想为她安排更合适的住所。收到信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并物色了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花园作为新居的修建地址。宋庆龄总算同意了，于1963年春天迁居于此。这便是如今的宋庆龄故居。

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寓所竣工后，周恩来陪同宋庆龄参观。宋庆龄觉得客厅太大，周恩来笑着说，需要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应该大一些。

“正如周恩来所说，宋庆龄在家中宴请了许多来宾，其中既有国家元首、议会领导人和军政要员，也有世界和平组织、中外友协、妇女团体、各类进步机构和民间访华团体负责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宋庆龄故居原主任何大章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封锁，正是宋庆龄凭借其崇高的国际声望、独特的魅力和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突出重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和平外交、人民外交活动。

许多国家元首或政要是宋庆龄的故交，如印度总理尼赫鲁。他们相识于1927年的苏联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此后便长期保持通信往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发声支持中国，派出援华医疗队。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盟时，他也是保盟的外籍发起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已是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正式访华。他抵达北京时，宋庆龄陪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国宴招待会前，她又陪同毛泽东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自己家共进午餐。次年12月，宋庆龄率团访问印度。

1955年夏天，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一年前，在中国的支援下，越南重创法国殖民军，取得奠边府大捷。这使越南赢得了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宋庆龄同胡志明也早有情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她曾帮助胡志明逃离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1956年，宋庆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尼，受到隆重欢迎。

宋庆龄曾经说过：“永远和党在一起”。自投身革命事业以来，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着多少坎坷不平，她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她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体现出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深厚的革命友谊。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1949年9月，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这段发言中，可以感受到她激动澎湃的心绪。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

“很多人有一种印象：宋庆龄担任的都是象征性的名誉职位，没有实质的工作内容，与上海的血雨腥风、香港的跌宕起伏相比，到了解放后的北京，她的生活似乎略显平淡。这绝对是误解。”何大章说。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始终将依法行政和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何大章讲到一个例子：1951年，宋庆龄听到群众反映，江苏某县在处理案件时存在不当做法，随便打人、押人，拿无根据的材料处理人。她立即致函该县县长，强调“切不可如此玩弄手段，否则对国家有不利和民间的大大反应”。后来，宋庆龄到江苏另一地视察工作，还不忘找来此前致函的县长，询问事情的处理情况。

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付出巨大心血。1954年宪法草案起草工作开始时，她不巧在下楼时失足，左脚遭遇骨折。她自嘲“像螃蟹式地缓慢行动”，但仍花大量时间阅读研究中外的制宪书籍和文件，积极参与草案的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通过时，宋庆龄在会上带头发言表示拥护。

作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民主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宋庆龄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4位副委员长中唯一的女性。

当选后不久，她就先后视察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江苏松江专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地，详细调查工农业生产情况，访问职工和农户家庭，和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与青年学生广交朋友，还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考察、个别走访，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宋庆龄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每逢国庆节，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活动。在这样的场合，她与其他领导人相聚，可以非正式地就党和国家的事务交换意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在北京之行结束后写下对人民的关切：“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走上这进步之路。我们必须全体为这目标而努力。”

“不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宋庆龄对民生的关注始终不改。这使她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公益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她的实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救济，一是福利。”何大章解释说，对于社会而言，救济是“急诊”，福利是“保健”。救济只针对有特殊或紧急困难的人群，一旦情况转入正常，救济就结束了；福利则是永久的，使社会上所有需要照顾的人群都得到必要帮助。

宋庆龄的公益实践有个重要的对象：女性。调研时不论走到哪里，她都要询问妇女的状况。

她号召新中国的妇女参加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重建工作，同时要巩固和保卫她们的平等地位——男女平等虽已载入法律，但仍有待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具体实现。她主张女性在家庭财产继承上获得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劳动中与男子同工同酬。

另一个让宋庆龄格外关注的群体是少年儿童。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在转移途中因过度劳累和紧张流产。这是她一生的遗憾。后来的岁月里，她把满腔的母爱献给了普天下千千万万的孩子们。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和将士子女需要抚育。宋庆龄通过洛杉矶的国际友人和华侨华人募集到一批物资和款项并设法运到延安，在窑洞里建立了“洛杉矶托儿所”。后来，当北上的宋庆龄抵达前门火车站时，这些孩子们也在车站迎接，为她献上鲜花。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把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继续全力开展救济工作的同时，开始思考建立全民福利体系的问题。1950年，她又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把工作重心彻底转向社会福利事业。

1951年初，宋庆龄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喜讯：她被授予1950年度“巩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金。在收到10万卢布奖金后，她在支票背面写道，将全部奖金赠予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在宋庆龄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福利会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儿童剧团、第一座少年宫、第一本儿童刊物、第一所妇幼保健院……

儿童剧团（后更名为儿童艺术剧院）设在上海，许多小演员曾是街上的流浪儿。到北京工作后，宋庆龄虽然事务繁忙，仍不时找机会回去探望他们。孩子们都知道，宋庆龄不是“夫人”，而是“宋妈妈”。                

宋庆龄曾在1957年正式提出过一次入党申请。但中共中央讨论研究后认为，宋庆龄留在党外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在转达中央的这一意见时，刘少奇告诉宋庆龄：“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表达了仍想入党的愿望。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次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她的党龄只有15天，是党龄最短的党员之一，但邓小平称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何大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