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葬李大钊，他捐款1000大洋：有一种高贵的人格，连敌人都要肃然起敬
1927年4月28日，天地阴暗，日月无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伟大的革命家李大钊在这一天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手下残忍杀害。李大钊去世了，中国革命的巨星陨落了。对她的妻子赵纫兰和5个孩子来说，家彻底倒塌了。
众所周知，当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收入非常高，妥妥的高收入群体，可谓博学又多金。李大钊又是北大的教授，拿的工资足以使一家人过上幸福优渥的生活；然而当他去世后，来慰问的人走进家里，却发现他的居所竟家徒四壁，他和家人穿的衣服都是粗布旧衣。李大钊家人在家里吃的饭和在北大吃的食堂菜无异：窝头、馒头、大葱、大饼、咸菜……
北大的教授们和各界社会名流看着病榻上瘦弱不堪的赵纫兰，泪如泉涌。国学大师梁漱溟流着泪说：“没想到他的家里竟是这样一副光景！他的工资都去哪儿了……”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面抹眼泪一面说：“都用来补贴学生了，要么就是用在党务上……唉！我早说这个人‘知有主义，不知有家’！连他的工资我都要扣一部分给他老婆作家用，不然一分钱都不会剩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的主任时，月薪是280块大洋，由于他经常将自己的薪水补贴给贫困的学生与工人，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曾在他的薪水中扣除30块大洋，交到他的妻子赵纫兰手里，以补贴家用。
看到这一幕，现场的人一边抹眼泪、一边慷慨解囊，将钱尽数交给李大钊的妻儿。有人问：“家里还有多少积蓄？够用几天？““仅剩一块银元而已……”孩子们和赵纫兰的泪水又滑落下来。在场人无不落泪，慨叹这位共产主义者为党做出的伟大贡献与牺牲。
李大钊就义后，他的遗体被草草装殓，停灵于下斜街长椿寺。这一停，就是6年。此后的6年内，时局动荡，他的遗孀的生活也在颠沛流离中。但妻子赵纫兰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将李大钊的遗体入土为安。可是这一等就是整整6年时间。
1933年4月李大钊家人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两个女儿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
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就连汪精卫也捐了1000元，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要知道，汪精卫和陈公博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成为了人民的敌人。在安葬李大钊的这件事情上，他们愿意慷慨解囊，可见李大钊高尚的人格已经折服了很多人，连党的敌人们也肃然起敬。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与李大钊素来政见不合，但为他安葬时，慷慨解囊，可见一代文豪的人格之伟大。
1933年4月23日清晨，北平城的薄雾还未完全散开时，李大钊的年仅10岁的次子李光华摔盆后，其侄李振华便以李大钊“长子”身份着孝服打着幡走到了灵柩前边。
随着哀乐声和《国际歌》的响起，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出发了，今天，李大钊终于要入土为安了。哀乐低回，悲从心来。
当哀乐一阵一阵传到李大钊病重妻子赵纫兰耳边时，她脸上的神情迅速变得极其凝重了。此刻的她正坐在紧随灵柩的第一辆马车上，她的身后还有几辆载着年高体弱亲友的马车。这场葬礼，赵纫兰等了6年，6年，她恰好比丈夫大了6年，或许这就是天意吧。她突然想到，自己49岁了，可丈夫的年岁却停在了38岁，38岁，是一个男人最风华的年月，可因为革命的缘故，他却在38岁这一年被迫害致死了。
自从李大钊去世后，赵纫兰便没算过自己的年岁，她甚至没再过过生日，他走后，她人生最重要的日子就是他的忌日了。每到他忌日那天，她的心就绞痛一次，这次，她终于可以在他第6个忌日前几天看着下入土为安了。
送葬队伍进入下斜街后，人流便越来越大了，无数自发前来送葬的学生、市民、农民、士兵都加入了送葬队伍，赵纫兰中途下车的时候看了，他们全部都臂缠黑纱、胸带纸花，有的还带着花圈和挽联。
看到这一幕，赵纫兰眼里的泪瞬间便滚落了下来。这些年，她从来没因为困难苦难落泪，可每次看到温暖的，她总是忍不住地掉眼泪。或许，这就是老了的象征吧：心看起来越来越坚强，却也越来越柔软。
赵纫兰在送葬队伍中看到了很多挽联，其中一副是北平青年送的，上面的字，女儿念给她听了，上面写着“李大钊先生精神不死”，还有一副挽联也让她特别震撼，上面写着：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这话，赵纫兰写不出来，但当她读到时，她又感觉这正是她心里所想的。
送葬队伍进入宣武门时，队伍中忽然飞出了无数的“纸钱”。这些纸钱不是普通的纸钱，而是印满了各种标语的纸钱，赵纫兰捡起飘进自己马车内的其中几张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
赵纫兰紧紧攥着这标语陷入了沉思，她想起：这些话，是丈夫生前经常和她说的。她想，这样的“纸钱”定是他最想要的吧，真好。
随着“纸钱”的越散越多，送葬队伍也越来越长了，送葬队伍经过的宣内大街被人流淹没，汽车、电动车被迫停驶，交通被迫中断。
赵纫兰和送葬队伍行至西单时，革命群众团体拦灵公祭，到了西四牌楼，又有李大钊生前好友李时教授拦路致祭。
灵柩进入公墓后，一辆骡子车疾驰而来。赵纫兰看到有人从车上慢慢搬下了一块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的石碑，上面的字她不全认得，但丈夫的名字“李大钊”，她是认得的。她知道，这是丈夫的墓碑，碑额上镶刻着丈夫生前无数次给她看过的镰刀斧头图案。
赵纫兰知道，这块墓碑定会是丈夫最喜欢的，它将他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当时这块刻着“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并没有被立在李大钊墓前，大家一致同意：让这块珍贵的墓碑同李大钊烈士同葬于地下。
可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月里，李大钊墓前立什么样的碑竟都得“藏着掖着”。想到这儿， 赵纫兰眼眶里又噙满了泪。1949年后，人民当家做主了，李大钊的墓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立在墓前，接受世人的瞻仰祭奠了。
如今，李大钊已经去世96年了，我们的党即将迎来100岁诞辰。长眠在首都北京的李大钊看到如今的景象应该能含笑九泉，他当年舍命奋斗的那个新中国已经诞生72年。如今的我们真正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能架起几门大炮，就要嚷嚷着割地赔款，五一节将至，于天府之国成都写此文以缅怀先烈。鲜花寄情、薄酒浇土，我们的初心不会忘，我们的信念永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