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文革受害第一人

百科 2025-01-21 11:26 浙江

来源：三味文

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田家英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中南海内最早死于“文革”的高级干部。

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的是“含冤自尽”这样一个死因。但近年境内外媒体却出现了新的说法，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一时真伪莫辨，议论纷纷。

那么，田家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提供的重要细节，揭开了田家英之死的惊人内幕。

较早提出田家英被人枪杀这一说法的，是香港《争鸣》杂志的资深记者罗冰，此人以“大陆报道权威”出名。他在该杂志2002年2月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奇文，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所以不可忽视。

首先是“档案”的真伪。罗氏用以佐证“他杀”的根据是来自“中央档案”，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这几份“档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61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4—00174号；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80.9—00797号，皆为“顶级”。

且不说有关“文革”的绝密档案当时并没有解密，即便“开禁”，国内研究者非经批准恐怕也难以看到，更何况一个香港的普通记者，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并未说明获取这些文件的渠道,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不免令人生疑。

据一位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并亲自编制过档案的人士说，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编号，显得不伦不类，这是不合规范的。

其次是涉及的内容。任何真实的档案，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准。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那么，罗冰在“密档”中编织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情节呢？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其中写道：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更离奇：“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毛）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

几件档案，几种说法：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汪东兴下令射杀，唯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枪声惊动了警卫”。有知情者描述，乾隆御笔“永福堂”，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

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如果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必然惊动这些地方，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而且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据当时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后来证实，田家英身上既无枪伤，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中办更不存在一个叫朱国华的内卫。因此可以肯定，那天上午，中南海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档案”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是汪东兴“暗示内卫下手”，则汪无疑成为杀人凶犯主谋，可至今尚未听说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况且以汪东兴的政治阅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吗？而事实上，汪东兴那天上午并没有到过出事现场。据查，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决定成立审查组，审查问题。

（三）决定叶剑英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直属机关、各部委负责人。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证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一上午都没有离开。汪东兴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

“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查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可是，后来情况表明，那时的确有人到过中南海永福堂，且不止一人……

田家英一案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首先在于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造出一个另类版本，掩盖了事实真相；其次是关涉部门和个人，没有对这种杜撰行为作出任何回应，这就难免不让人相信，以致谬种流传；

还有一个原因——据当年曾亲自参与处理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国内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出于个人目的，一会儿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一会儿又将他说成“圣人”。其实“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很早就向报刊投稿，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田家英”成了他的笔名。

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自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倚重。他的存折、稿费、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时，重要信件送毛泽东批阅，并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

毛泽东写完诗词后，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田家英总是把这些“废纸”捡起来，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

1963年，在为毛主席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哈哈大笑：“嗬，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现在看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

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毛泽东视为知音，他们常常切磋；有时毛泽东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

熟悉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担任1—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都不分巨细，一丝不苟。这样，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

1964年，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本，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3种版本。田家英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从上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泽东“笔魂”之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

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

开会那天，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

毛泽东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毛泽东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说贾谊“年少峥嵘屈贾才”，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

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曾作一首诗曰：“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

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毛泽东，曾被立案审查。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

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

建国初田家英曾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田家英还打开了一个从未打开过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了起来。

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保存在这只盒子里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

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在难熬的夜晚，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在戚本禹回忆中，这天深夜11时许，田家英给戚本禹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戚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田说，不，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戚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你那里。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

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田家英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这层关系。戚本禹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是田家英的部下。但几天前戚本禹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戚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此次深夜田家英打问消息时，戚也不敢说什么话。

不过，戚本禹分析，“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但据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和当时的秘书逄先知后来说，他们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而是戚主动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去秘书室签字，田很生气，挂断了电话。

中办机要员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虽说她也是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此时此刻，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这使他内心分外痛苦。

田家英与董边

董边当时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因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见上班时间到了，便匆匆走了。

戚本禹后来对这个疏忽检讨了自己。“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作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据曾经采访过董边和何均的王凡撰文说，“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王文称，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工作在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他听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

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

此次永福堂会面，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谁：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

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晓丽有话说

以时代女性的视角关注、品评普通人的情感以及日常生活世界，每天更新，只发精品，拒绝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