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夜读名人往事
1976年1月11日下午，刘诗昆去北京医院吊唁。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后院一所小平房里。刘诗昆是坐着叶剑英家的苏联制吉姆牌汽车去的，除司机外就他一人。白色车牌开头号码是“辰3”，这是当时少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专用车牌，到哪都畅通无阻。
当时，刘诗昆有意把车停在了北京医院后门外。等送灵车队一启动，他就让司机跟上去。送灵车共有二、三十辆，其中有不少吉姆车，前面是灵车和几辆大红旗车，没有警卫车压后。他的车跟在最后边，没人问没人管。
车队到八宝山殡仪馆时天色已黑。里面有间大厅，周恩来的遗体移出灵车，就安放在大厅中一个简单的长方形木边框玻璃罩内，周围也没鲜花。
大厅不太大，进去了三、四十人，警卫人员等都候在厅外。刘诗昆随人流进了大厅，谁也搞不清谁是谁，大家都穿着蓝布、灰布制服或绿军装，都一个样，难以辨出身份。
主要送灵人是王洪文、汪东兴和邓颖超。大厅里气氛凝重悲痛，没有司仪，也没有仪式，大家围着遗体作最后告别。邓颖超抚棺边哭边说：“恩来啊，你走吧，你走吧！”说了一遍又一遍。
刘诗昆一直留意王洪文，只见他铁青着脸，面无表情，不言也不动。时任外交部长的喬冠华把头埋在玻璃罩上，嚎啕大哭。哭声之大，引人注目。人们在大厅里停留了约二、三十分钟。来无排序，走也没人招呼。
送灵人群自发离开大厅后，遗体就要被推进紧连大厅的火化室火化了。刘诗昆是最后一个离开大厅的。他出来后，厚厚的两扇大红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然而，1976年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大幕，才刚刚拉开。
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刘诗昆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老师，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接班人”，关押在校内“劳改队”。他右胳膊小臂骨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打成严重骨裂，当时国外媒体盛传他弹琴的手指被打断。实际上，他去医院绑了石膏吊带，因年轻不久自愈，未留下后遗症。
不久，进驻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组撤走，“劳改队”的其他“牛鬼蛇神”因没人管理都自行解放。但他不同，因为他背后的岳父是叶剑英。
文革初期，叶剑英身居要职。1965年12月罗瑞卿被打倒后，他接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位，同时还担任文革初专门成立的“首都工作组”的组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首都的治安等重要工作。
1967年4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专门到刘诗昆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点了刘的名，同时影射点了叶剑英的名。戚本禹说：“刘诗昆是坏人，是赵燕侠式的人物（赵是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京剧名演员），是埋在我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他背后有只很大的黑手。”
4月5日，戚本禹又到刘诗昆妻子叶向真就学的中央戏剧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点了刘和叶向真的名，又影射点了叶帅。4月20日，他又到北京中央乐团作同样讲话。
他三次亲自出马，并特别强调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他讲话后，北京街上到处贴出了“打倒叶剑英”“揪出刘诗昆叶向真背后的黑手叶剑英”等大标语和大字报，一些院校成立了“揪徐叶联络站”（徐为徐向前元帅）的造反组织。
在戚本禹授意下，中央音乐学院各派群众组织随即联合发布了一道所谓“勒令”，限刘诗昆在4月6日午夜零点前回到学校，接受“群众专政”。
当时刘住在北京北长街81号叶帅家里。为了不连累叶帅，已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刘诗昆于4月4日同叶向真匆匆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办理了离婚手续（那时负责北京市婚姻登记事务的单位都受北京卫戍区军管，且都瘫痪了），在4月6日午夜零点前走出了叶家大门。中央音乐学院满载红卫兵的小汽车、大卡车早已一溜排开守在门口。
刘一出门就被押上汽车拉回学校，从此完全失去自由。同年9月2日，他被扭送到公安部，由此开始了五年九个月的监狱生涯。先关进功德林监狱，后转半步桥监狱，最后是秦城监狱。
刘诗昆记得一天半夜，半步桥的“政治犯”集体大转移到秦城。开始他不知去哪里，转移车队开到京郊一处漆黑的荒郊僻野时，不知何故，突然停了许久。当时他以为要在那里被拉出车枪毙了，但也没觉得恐惧，一切听天由命了。
在刘诗昆之后，叶帅的二子、二女 （包括叶向真）、一婿以及刘诗昆与叶向真的一名保姆都被抓了。但对叶剑英本人，始终留有余地。原因之一，大家认为，是叶在红军长征中报信救过毛的命。
在刘诗昆眼中，叶剑英是位胸有丘壑、足智多谋的人。叶和蔡锷、朱德等人都出身于中国最早的军校——云南“讲武堂”。叶是儒将，有旧军人甚至还有些旧文人的风范，护卫过蒋介石，中山舰事件时保护了孙中山，又救过毛泽东。
他有文化，喜欢写诗，还会简单弹奏钢琴和拉二胡。他性情温和，人情味重，懂得中庸之道，在政治权位上宁退一步不抢半步，这一点让人放心。
在狱中审理刘诗昆案的是当时“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简称“二办”，专管军界大案） 一个几十人的庞大专案组。
专案组多次在刘面前指名道姓逼他写揭发叶剑英的材料。他们对刘说：“你只要揭发你的黑后台叶剑英，就算将功赎罪，放你出去。你不要再为叶剑英背黑锅，当牺牲品了。”还欺骗他说，叶剑英已被打倒关押。刘诗昆始终没有揭发，“要揭发也没得可揭发的，逼我我就批判自己”。
当时，监狱每天下午向每名在押人员发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 作为政治学习材料，傍晚收回。但刘诗昆发现，常有一些天不发给他，他开始有所怀疑了。
1969年中共“九大”过后大半年的一天，一名监狱新看守一时疏忽，把当日报纸扔给他，又急着回来，一边喊“不准看！”一边将报纸从他手里夺回。可他已经看到报纸上叶剑英的名字了。专案组对他说叶剑英已被打倒关押的谎言完全穿帮了。
这之后，他开始冥思苦想怎么向叶帅和外界送出自己的消息。有一天更换监室，新监室地上有一页残留的旧《人民日报》，他灵机一动，立即收藏起来。他从监室内的扫把上撅下一根小尖棍，用它从每天发的《人民日报》 抠下十余个小字，用发的又馊又黏的玉米窝头做浆糊，将一个个小字贴在那页旧报纸上，花了几个月时间拼贴出一封信。
在信中他写了专案组怎样采用各种卑劣手段甚至残酷的变相刑讯，指名道姓逼他揭发叶帅，但他坚决不从，未写有关叶帅的只言片语。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决定，叶剑英复出，取代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职位更高了。叶家人都被释放了，但就是不放刘诗昆。
1973年4月，叶向真终于获准来监狱探视他，这是他入狱5年多首次有人探监。他从接见室的桌子底下悄悄把那封信塞给了叶向真，她不动声色地收进裤子口袋，回去后立刻交给了叶帅。
刘诗昆曾在苏联得过国际钢琴比赛大奖，受过赫鲁晓夫接见，并曾留学苏联，因此他的案子是以“苏联间谍”为名批捕的，叶剑英也无法介入。现在有了这封信，叶可以有所动作了，他立即将信交给汪东兴。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立即释放。
送出信后约半月，刘诗昆获释。这期间，他发病被送进当时专为重要人物治病的解放军304医院。
当时，他身体已完全摧垮。入狱前几年，顿顿饭吃不饱，水都不给喝够，冬天监室无取暖设备，不发冬衣，他穿着刚入狱的夏衣挨过一个个寒冬。有时几个月不“放风”，见不到阳光，加上营养极缺，他头发全白了。五年九个月的监禁中，他一直一人独关一室。
开始还有人提审，后来审讯都没了，最后两年他几乎没跟任何人接触或说过话。这导致他的身体在狱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症状，整日昏天黑地，语言和行动极为困难，痛苦异常，但查不出任何身体的器质性毛病。
刘诗昆获释后，1973年9月，根据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公安部给他做了平反结论，又给他补发了工资。他那时工资很高，每月89元5角，而大学毕业生才40多块钱。从进中央音乐学院“劳改队”那天起算，约7年的工资，一下补发了8000多元。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当时全国的“首富”了。
他领着8岁的儿子一起去存钱。如此巨款，哪敢都存到一家储蓄所，那不吓死人啊？一家储蓄所只存400元，一张存单200，存两张单，已令储蓄员眼睛都睁大了。那天他跟儿子提着包走了北京差不多20家储蓄所，才把钱存完。
9月的一天，叶帅办公室接到江青办公室电话：“江青同志要接见刘诗昆。”对此，叶帅只对刘说了一句话：“看来这回是好意了！”刘诗昆被接到釣鱼台江青住地。在场的还有姚文元、王洪文，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文化组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以及音乐家李德伦、殷承宗。
江青一见他，就显得很热情地站起来说：“刘诗昆，坐这儿坐这儿！”又握手等一连串热络的动作。开场白是：“刘诗昆，主席很关心你，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算是传达了最高指示。
接着又说：“‘中央二办很坏，他们整你，给你搞专案，实际上是搞叶帅的专案。他们还给我搞了两个专案呢，我不怕！这都是林彪和四条汉子（指‘黄吴李邱）搞的。”还说：“去年我到叶帅家，看到牛妞（叶向真的小名），都怪我，当时就是忘了问起你。”
当晚放映了一部叫 《红袖倾城》 的美国影片。片中有许多弹钢琴的镜头，江青说是专为刘诗昆放的。看电影时，他作为主宾被安排坐在江青身旁。江青很不见外地把自己的白色亮皮塑胶大皮包放在他腿上：“你给我拿着！”他就抱着她的皮包看了两小时的电影。
有半年多时间，江青多次接见他，或看“样板戏”时叫他陪同。
1974年至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紧密。刘诗昆听叶帅说过：“他（指邓） 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刘诗昆获释后，调入当时作为“革命样板戏”单位的中央乐团，从事钢琴演奏和作曲。
1975年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后，形势急转。刘诗昆心里打鼓，因为据他所知，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就因写了一份反映江青问题的材料（内容还没有他写的重）发现后即被打成反革命。然而，他这里却一直没有动静。
后来才知道，刘诗昆写的揭发材料，没有人透露给江青。这让他躲过一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帅也请病假在家休养。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但叶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并未撤消，影响力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大了。
1976年10月6日晚，叶剑英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全家人一句话：“四害已除。”在抓捕四人这一行动上，刘诗昆的看法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缺一不可，多一不必”。
据刘所知，起初华、叶、汪三人间也经历了相互揣摩、试探、摸底的微妙过程。过去叶与华并不熟悉，华属三八式干部，资历不深，二人没有历史关系。叶与汪也无特殊关系，汪本人没有“山头”，只是毛的总管。
粉碎四人后，刘诗昆问过叶帅，抓捕行动事前除他们三人外，还有没有其他同级别的人知情，叶说：“没有，就我们三个人，已经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