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给毛主席“告御状”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附视频）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的一封人民来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们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

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员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不平和不安。

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辗转数月，终于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他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他还说，可考虑将李庆霖的信编入中学课本。

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以及对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度重视。其实他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所闻，所以并不以信中揭露的问题为怪。李庆霖的告状，虽有锋芒，并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的大方向。毛泽东主席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老百姓寄钱，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殊荣，生动体现了伟大领袖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

20多年后，李庆霖回顾向毛主席告御状的动机时说：

“当时我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去，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我的孩子回家拿米、拿物、拿钱，我心里难受。当时我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见面就唉声叹气。我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我先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发出后，几个月后没有动静，但孩子们在乡下的情况越来越糟，我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工作没有着落，生活没有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这使我这个父亲产生了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于是只能斗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告御状了。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字的稿纸工楷抄写的，一直不敢寄，怕信被人卡住，回头整我。我担心这封信毛主席收不到，便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的王海容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就寄给她，请她直接送到毛主席手中。”

就在李庆霖将信寄走后，莆田县城里发生一起知青张贴非议上山下乡运动的匿名大字报而被查出，被狠狠批斗的事件，他担心向毛主席告状的信被查出自己将步其后尘，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用了。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向他了解知青下乡状况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还让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说没有底稿。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将信纸展开，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里们闻讯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

李庆霖立刻将300元存入仓后街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到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

县委派出两班人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信访办某负责人将李庆霖的儿子找去大加训斥：“你这二流子，不好好劳动，还欺骗毛主席寄钱！”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同志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啊！”最大的对手是一些有实权的干部，他们说：“李庆霖专门跟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但是，这些人不光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大树”，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负重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组织20人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待，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提出一个要求：1958年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拔掉。韩先楚司令当即表态：“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能拔高，把白旗插在小学教师身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他居住的幽静的居仁巷，一下子热闹起来。除了许多知青和家长来看望他，感谢他外，还有各种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办事，称他为“李大胆”、“李青天”。

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庆霖每天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封。使李庆霖感到沉重和不安的是寄自黑龙江和云南的女知青们哭诉被奸污迫害的遭遇。她们希望通过李庆霖将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党中央，来解救她们。李庆霖悲愤地读完这些信，并且慎重地将这些信转寄给国务院领导。半年后，李庆霖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些奸污女知青案件查处的通报与回复。

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为契机，全国各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抽调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调查，周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做到了家喻户晓。

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央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各地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案件，大开杀戒，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拨付安置经费总数达到33亿元。对插队方式也作了改进，从以往的分散插队发展到适当集中，同时建立知青点。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洲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高达438万人，相当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他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革”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领导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到处表态、作报告，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牢狱埋下了伏笔。

这位迂阔的书生，此时正担任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主任，他在招生工作中严格把关，抵制任何企图利用职权为子女上大学“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在这一点上他严以律己，他的大儿子李良模自毛主席复信后入了党，成了莆田县秋庐公社一名党委委员，李庆霖这时完全可以凭职权，将李良模招生、招工抽调上来，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否则太对不起毛主席了。

1974年大学招生，省招办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某大军区几位将军打了招呼，要为他们的子女留几个大学招生名额。李庆霖断然拒绝，说不能开这个后门，将军的子女和老百姓的子女一样，要通过基层推荐，不能搞特殊化，并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将这件事公开捅出来，让那几位老同志下不了台，他们愤然道：“江山是老子打的，留几个招生名额怎么不行?”李庆霖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并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某军军部，失去了人身自由，并被押到各地批斗，几次昏倒在地。

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反革命”罪判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但他的申诉一直没有下文。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19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路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知青的真诚感动了监管人员，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人。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年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不堪回首！”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他和老伴没有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仅靠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

在劳改期间，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她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达万元，使得他还清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办丧。

这些年赋闲在家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访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

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一本本知青生活纪实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它们高度评价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举，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

刘晓航(右)与李庆霖(左)1998年2月在福建蒲田李庆霖家门口合影

1998年2月，笔者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三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被国内外近30家报刊转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庆霖还挥毫赠送笔者两幅墨宝，其中一幅就是坦诚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的人生最后几年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喘息型气管炎。前者是当代医学无法根治的病，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他在2004年2月19日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天，笔者从他家人处获得这个消息，当即在“华夏知青网“发布了这个信息，海内外许多老知青在网上发唁电，悼念这位老人的去世。

现在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里，今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客当统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