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姜晓萍、康传彬｜建构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可能

如何：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逻辑

学科体系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载体。学科设置与定位、专业划分与标准、人才培养工作、学科组织与平台建设等是自主知识体系生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日渐专业化的过程，也是不断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

一是翻译引进阶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公共管理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我国学者翻译出版了《行政纲目》、《行政学总论》和《行政法撮要》等著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才开始独立编写行政学教材，标志着作为公共管理学前身的行政学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江康黎先生的《行政学原理》与张金鉴先生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本教材都对政府的组织结构、人员管理和制度安排进行了系统分析。就阶段特征而言，公共管理学翻译引进阶段虽初步反映出我国早期公共管理学者面向实践、中体西用的理念，但大多局限在对西方思想的单向引入和机械借鉴，尚不具备明显的自主色彩。

二是恢复重建阶段。我国行政学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中断，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恢复重建。周世逑先生和夏书章先生分别发表了重磅文章《一门被忽视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和《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通过强调行政学的现实重要性和研究迫切性，大力呼吁学科恢复重建。终于在1986年，行政学被列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正式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在中国政治学会和国家有关部委的组织下，一批学科交流平台陆续建成，比如举办行政学讲习班、创办《中国行政管理》期刊、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就阶段特征而言，恢复重建阶段公共管理学已经初步具备自主性：我国学界从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动倡导设立行政学学科，扎实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积极推进本土交流平台的建设。

三是独立发展阶段。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将公共管理从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升格为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把分属于不同领域的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列入公共管理学科。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批准设立专业学位，培养对标实践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从2003年到2011年，全国先后有35所高校获得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逐步确立。同时，公共管理学者有选择地引介西方经典作品，独立编制了诸多原创性的教材和专著。就阶段特征而言，独立发展阶段公共管理学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我国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能够在实践驱动下自主调整学科设置、健全培养制度和打造原创力作。

四是调整优化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公共管理相继增设了公共政策、社会组织管理、应急管理、数字公共治理、城乡公共治理、全球治理等新的二级学科，更名为公共管理学。在人才培养上，全国已有300余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规模逐渐扩大。在共同体建设上，全国层面的共同体日渐完善，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全国MPA教指委、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指委、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等组织，同时区域和省区市层面的共同体也陆续成立。此外，学界还定期召开公共管理院长论坛等学术会议，聚焦学科建设开展深度交流。就阶段特征而言，调整优化阶段的自主性又有新的进展：学科设置紧随本土实践的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调适，人才培养和共同体建设也在增量和提质，比以往阶段更具回应力和贡献力。

综上所述，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始终以国家治理需要为基点，扎根中国大地开展教学和研究，其是在本土场景滋养、本土实践驱动和本土学人努力下自主成长起来的，现已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二）从世界到中国：公共管理学术体系的本土化

学术体系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支柱。随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学术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进，而是聚焦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积极开展本土化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重点关注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公共政策、价值与工具、应急管理、研究方法等领域（见表1），各领域在主题设置上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意识，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色彩。

在政府治理领域，学界积极顺应数字时代建设有为政府的迫切需求，大力加强数字政府的专题研究，统筹推进政府行为、绩效、制度、关系的研究，以不断提升行政效率和效能。在国家治理领域，学界把精准扶贫、互联网+、法治化、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的阐释和解读摆在重要位置，同时推进治理制度和民族关系的研究，致力于打造大国善治的东方样板。在社会治理领域，学界高度关注城市、基层、社区等具体场域，将党建引领下的合作共治列为研究重点，从本土治理实践中总结出新型治理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学界自觉对标共同富裕愿景，一体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研究，持续加强对均等化、优质化、标准化的探索，以期形成公共服务的系统知识，助推实践层面的供需适配。

在公共政策领域，学界主动吸收西方相对成熟的政策过程理论，结合本土需要重点关注执行、扩散、创新等环节，探索出从试点到推广的特色机制，同时辅之以政策内容、手段、类型的分析，为政策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价值与工具领域，学界不仅关注国际公认的公共价值和数字工具，而且为公共价值提供了技术向善、普惠共享等新见解，为治理工具提供了项目制、健康码、河长制等新认知。在应急管理领域，学界紧密结合中国场景下应对突发事件及公共危机的需要，强化对于公共卫生、网络舆情、信息安全的研究，同时为编制应急预案和做好危机沟通提供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领域，学界立足于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综合运用定性及定量方法，以提升本土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同时，学界围绕公共管理学研究开展了相对系统的本土化反思。二十余年的反思进程，呈现出辨识身份危机、澄清基本问题、深化理论重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定脉络。

以薛澜、陈振明、张成福为代表的学者较早进行了反思，他们着眼于公共管理学研究对实践的回应性不强、方法的科学性不足等问题，强调研究应瞄准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大实证分析的力度，从而为实践提供可靠的指导。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马骏等明确指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已有研究由于重心非中国化、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缺乏历史意识和学术规范，较难获得实践者和国内外同行的认同。2007年之后，学界围绕身份危机的讨论更加激烈，讨论焦点在于研究的本土化困境和规范化困境，前者指研究如何观照中国复杂的行政实践，后者指研究如何贡献有质量的知识增长。

为化解身份危机，一些学者致力于澄清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过程视角上，何艳玲等尝试回答公共行政始于何处、如何运行和归于何处，对制度层面的合法行政、组织层面的有效行政、价值层面的责任行政进行了反思。在关系视角上，周志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入手，主张重新审视学科定位和评价标准。在综合视角上，丁煌等统筹考虑了研究问题、目标与方法，指出问题应关注中国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目标应兼顾逻辑解释和对策建议、方法应根据行政学特质进行组合。这为化解身份危机提供了初步基础。

2016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出重要指示，公共管理学界的本土化反思掀起了高潮。学界日益重视中国场景下的公共性，致力于以公共性为基点来推进学科理论的重构。例如，姜晓萍等主张回归到公共行政的事实本体，以反思性、主体性、科学性的态度来打造公共性话语；蓝志勇主张以公共价值为轴心，在公共价值的甄别、捍卫、弘扬和创造等环节做出理论化努力；何艳玲等同样指出，公共管理研究议题的锚定点就在于公共特质，政府理论重构理应作为学科理论重构的本质。这为化解公共管理学身份危机进一步提供了助力。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号召，公共管理学界的本土化反思进一步聚焦。《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等期刊举办了自主知识体系专题研讨会，呼吁学界重视中国的典型事实，挖掘背后的底层逻辑，提升概念化和操作化能力。当前研究则是从范式变革、问题驱动、批判思维等视角各抒己见：郁建兴、杨开峰等学者从范式变革的视角出发，指出公共管理研究既需在数据驱动下开展范式重构，也需不断提升范式统一性，以增强对时代的回应力和对政策的贡献力。孙柏瑛、何艳玲等学者从问题驱动的视角出发，主张以中国场景的真问题为基点，据此反思西方理论的解释局限。王亚华、杨立华等学者从批判思维的视角出发，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判式法则，倡导具有批判倾向、行动取向和结果导向的批判性探索。

总体而言，公共管理学术体系的本土化集中体现为研究主题的中国特质与本土学者的自觉反思。研究主题紧密围绕中国场景下的特色经验和特色问题，致力于为人类社会在发展、治理、服务方面的共同关切提出中国方案。本土反思能够自觉观照本土实践的需要和挣脱西方理论的束缚，兼顾了对过往的批判、对当下的回应和对未来的展望。

（三）从借鉴到原创：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自主化

话语体系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标识。在公共管理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学界既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的标识性概念，也对国家战略命题做出了原创性解读。

政府治理领域涌现出以压力型体制和职责同构为代表的标识性概念。压力型体制最早由杨雪冬等学者提出，用于描述中国各级政府在压力传导和驱动下加快治理速度、达成治理目标的状态，现已广泛应用于府际关系、基层运行、考核问责等议题的分析中，使用此概念的文献量已达16000余篇。职责同构最早由朱光磊等学者提出，用来指不同层级政府在职能、职责、机构设置上高度统一的形态，现已广泛应用于府际关系、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等议题的分析中，使用此概念的文献量已达5500余篇。

国家及社会治理领域涌现出了以简约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为代表的标识性概念。就简约治理而言，黄宗智将其理解为以准官员介入和纠纷调解为特征的半正式行政，任剑涛归纳出以简驭繁和删繁就简的治理准则，欧阳静则将其解读为用非科层化方式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模式。目前使用此概念的文献量已达2800余篇。就运动式治理而言，周雪光等学者将其视为对常规治理的整顿和突破，指出该模式以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为依托，致力于集中各方力量来高效完成特定任务。目前使用此概念的文献量已达10000余篇。

公共服务领域涌现出以服务型政府和共同富裕为代表的原创性解读。就服务型政府而言，张康之在讨论政府规模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刘熙瑞将其解读为按照法定程序和公民意志组织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姜晓萍等进一步阐明了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即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兼顾，并且提出了具体建设思路。上述解读代表了学界对服务型政府的主流认知，得到后续公共管理学者的广泛认可，现引用的文献量已达5000余篇。就共同富裕而言，郁建兴等将其解读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强调发展的可持续和共享的可持续。李实将其解读为富裕和共享的有机融合，把权利和机会均等、物质和精神协调作为基本原则。上述虽然为新近的解读，但很快被后续公共管理学者采纳，引用的文献量已超过1000篇。

由此可知，话语体系的自主性集中体现为：学者们不仅提炼出扎根中国场景的标识性概念，也在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命题并给出原创性解读。公共管理学界产出的本土术语对后续研究而言，具有引导作用、分析功能和参考价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助于汇聚公共管理学的中国话语。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分析足以证明，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渐具雏形，正在稳步积累增量和蓄势发展。三大体系仍有待进一步成熟，以持续锻造自主性。

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我们亟须探索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逻辑。这就需要在确定目标和路径的基础上，从打造概念群、聚焦问题域、融通逻辑链、廓清要素场等策略入手，致力于在本土公共管理情景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在全球知识竞合态势下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鉴，从而使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步伐走深走实。

就目标而言，首要目标是探寻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规律。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源泉。要使自主知识体系从实践中获得足够的滋养，达到自主化和体系化的状态，就必须超越“就现象谈现象”的浅层面。探寻生成机理需遵循由果溯因的法则，从复杂的实践情境、多样的实践过程、不同的实践成效入手，找到背后的关键致因，厘清多因素之间的耦合作用，逐步勾勒出因果传导路径。探寻发展规律需遵循由表及里的法则，从特定实践的发展脉络入手，根据历时性的事实来洞悉内在的恒定要素，逐步提炼出可识别、可验证的规律。

重要目标是提高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对实践的回应性和指导性。理论如果失去了对实践的回应和指导，其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就提高回应性而言，理论的生产应紧密围绕实践中急难愁盼的公共需求，根据需求优先顺序来调整研究注意力，做到及时精准地回应。就提高指导性而言，理论的生产不应只重视对学术问题的解释功能，还应多关注对现实难题的解决功能，通过明确理论的适用条件和效用边界，助力实践中困境的突破、约束的消解和短板的补齐，为采取优化行动提供有益的方向和启示。

关键目标是将“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的治理经验向世界传播。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世界公共管理知识网络的重要单元，蕴含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共性经验，这些共性经验理应向世界传播，以更好地促进文明互鉴。我们需聚焦从“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的实践历程，提炼出如何筑牢制度优势和取得治理效能的通约性成分，然后以这些可参考、可借鉴的通约性成分为载体，向世界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在此基础上开展治理经验的常态化交流，使中国经验在其他国别场景中得到灵活应用。

就路径而言，坚持“引进—借鉴—再造”的自外而内式路径，要求我们在本土化视域下对从西方引入的公共管理概念、假设、范畴、理论和方法等进行重新定位、反思和塑造。首先以本土理论完善和实践优化的需要为依据，来选择引进内容和判断引进必要性。其次以辩证批判的态度，在借鉴时剔除带有外域色彩的情境性成分，保留带有共性价值的通约性成分。最后是对通约性成分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再造，将其转化为可用的问题解释工具和解决工具。比如，学界引进了西方主流的治理范式，合理借鉴其倡导的主体多元性、过程互动性、方式灵活性等理念，通过强调党建引领、政府统筹、民主协商等本土要素，对该范式进行深刻的再造，构建出一核与多元相济、秩序与活力平衡、集体与个体共融的新范式。引进、借鉴、再造等环节的紧密衔接，有助于我们以主体意识融入全球公共管理知识网络，从容应对西方先发优势的冲击。

坚持“传承—创新—传播”的自内而外式路径，要求我们从中国公共管理的历史基因和现实特色出发，打造具有原创力和传播力的中国之理。传承是有选择、有重点的继承和发扬，在传承之后，我们不能仅限于进行物理式的提取和机械式的运用，而是要切实推进传承内容的转化和激活。当然，原创性知识最终要向世界传播，在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民本思想为例，学界继承了其重视民意和民权的合理成分，革除了民众弱主体性和被支配性等不合理成分，通过强调民众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公共意识和有效参与来创新民本思想，提炼出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共性经验。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与西方人本主义进行对话，在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处理上找到比较优势。传承、创新、传播等环节的紧密衔接，有助于我们以学术语言来诠释本土元素，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竞争力。

（一）打造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概念群

概念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我们应以本质属性、特有属性、形式属性为抓手创立本土概念，打造具有标识性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概念群。

创立本土概念时，既要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进行长时段追踪和多角度观察，也要主动反思历史概念和西方概念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本质属性、特有属性和形式属性，即反复推敲概念本质上可归纳为怎样的抽象实体、概念凭借怎样的特质才能与其他概念相区分、概念通过何种形式表达为可观察的事实。整合三重属性，可使概念逐渐成形。找寻概念间的连接纽带，可从概念所属领域的基本问题入手，以此为连接纽带串联概念。分析不同概念为回答基本问题作出了哪些贡献，以及概念在基本问题上可进行怎样的对话，据此发现比较优势和挖掘整合潜力。在研究领域之上，学科特质中的公共性和公共组织可作为更宏观的连接纽带，分析不同领域的概念对于理解公共性和公共组织带来了哪些启发，可进一步探索聚类的可能，助力学科概念群的打造。

以基层治理领域为例，其基本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从双轨政治到乡政村治再到简约治理，三者的共性在于对基层自主性的重视。那么从特性来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其中蕴含的国家角色从无为而治转向了积极有为，整体样态也从国家与社会各司其职转向了有机融合。在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上，秩序要素从乡绅塑造的消极秩序转向了群众自治组织塑造的积极秩序，活力要素从形式上的集体活力转向了实质上的集体活力与个体活力相结合。这些概念能使我们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理解公共组织，认识行政组织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复杂互动，也能使我们从秩序与活力关系的视角理解公共性，把握公共性在秩序与活力作用下的实现机制。据此可将概念串联，与学科特质有机关联，使其成为学科概念群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聚焦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域

问题是驱动学科知识体系发展的重要引擎。只有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使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保持自主性、通约性、公共性和创新性。

回答好中国之问重点要回答“中国之治”何以成功，可归纳为中国式发展何以实现高质量、中国式治理何以实现高效能、中国式服务何以实现高品质等问题。公共管理学者应深入发展、治理和服务的田野现场，主动感知正在进行的鲜活实践，积极与实践者接触和互动，广泛收集一手资料，发现本土实践在哪些方面超出了理论预设，进而总结中国经验和探索中国方案。总结中国经验，即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特色机制和规律，阐释特色之处的学理价值，在对话中挑战和重构既有理论。探索中国方案，即从本土实践中归纳行之有效的典型举措，分析举措的借鉴意义和推广潜力，为进一步补短板和强弱项提供积极助力。

回答好世界之问重点要回答“文明互鉴”何以可能，可归纳为中国向世界提供哪些借鉴、世界向中国提供哪些启发、如何应对全球性治理挑战等问题。公共管理学者应有意识地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中提取共性内容，为全球治理的优化提供中国智慧，也应主动了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从中汲取有益成分。而应对全球性治理挑战，亟须学者们增强互鉴思维，在全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机制设计、治理结果改善等方面协同发力。

回答好人民之问重点要回答“美好生活”何以实现，可归纳为公共服务如何均衡可及、公共政策如何维护民权、社会治理如何尊重民意等问题。公共管理学者可从整体、群体、个体等层面展开思考：在整体层面上，优先关注受众范围广、需求强度高的民生事项，分析其中的结构性矛盾，寻找共性诉求的回应之策；在群体层面上，积极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困难群体，把急难愁盼声音纳入研究视野，寻求群体间利益的平衡之策；在个体层面上，自觉关注身边个体的喜怒哀乐，在进行共情的同时理解其诉求的异质性，探索个体间差异的兼顾之策。深化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才能了解真实且具体的诉求，得出有效度、有温度的结论。

时代之问重点回答“未来已来”何以应对，可归纳为数字化和风险化的时代趋势如何影响公共性和公共组织、公共组织与全社会如何促进数字向善和化解耦合风险等问题。公共管理学者需开展跨学科攻关，分析时代趋势与学科特质之间的互构逻辑。从时代趋势入手，关注数字化和风险化的叠加效应，理清二者对公共性和公共组织的复杂影响，进而分析其内在机理和调适规制策略。从学科特质入手，阐明公共性在数字化和风险化情境下的新内涵，探索公共组织的结构调适和跨界合作之法，进而重申价值理念和设计行动方案。

（三）融通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逻辑链

逻辑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机纽带。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切实融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才能维持自身的解释力和解决力。

融通公共管理学的历史逻辑，应把公共管理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其中的治国理政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比如，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邦本、重义轻利、家国一体为代表的公共价值观，对当前正确处理民与邦的关系、义与利的关系、家与国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启示我们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公共责任、涵养家国情怀，使国家与民众携手增进公共利益。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儒法交融、求同存异、知行合一为代表的治理工具观，为当前如何实施有效治理提供了借鉴，启示我们坚持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借助民主协商达成决策共识、在实践中检验和改进治理方案，使多种工具融合互补和协同发力。只有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探源和寻根，才能形成有深厚底蕴和坚实根基的本土公共管理思想。

融通公共管理学的理论逻辑，应及时调适本土理论体系的内部张力与外部张力。内部张力是指不同理论观点对于同一问题的解释存在竞争性。比如，学界针对基层治理的实践形态提出了简约治理、科层治理等不同理论解读，围绕简约的基础是否存在、何种解释更为有效、何种解释成为主流等焦点展开了争论。细究上述张力，可发现不同解读所依托的事实证据存在较大差异。鉴于事实图景的多样性，理论基于怎样的图景提出，其适用范围即应限定于此类图景之内。充分认识各理论在适用范围上的比较优势，克制特定理论的普适化追求，更多寻求互补而非互替，才可有效处理内部张力。外部张力是指研究对象的新特征超越了理论原有的解释逻辑。以晋升锦标赛为例，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高速度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奇迹。随着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提出者不仅将单目标的锦标赛拓展为多目标的锦标赛，还纳入了印象政绩、社会声誉、人岗匹配等组织因素。理论只有从研究对象的新特征中吸纳新要素，才能定向弥补薄弱之处，从而处理外部张力。

融通公共管理学的实践逻辑，应坚持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从实践中来，即以实践中亟须解决的公共难题为观照，从该难题困扰的受众入手，进行访谈、观察和追踪，把握难题的具体表征和现实影响，探究其形成机理和解决路径。到实践中去，即用实践标尺来客观评价研究发现的信度和效度，促使思路启示转化为具体对策，切实带动实践优化。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学者们需关注在服务享有上处于困境的人群，例如农民工群体和数字失能群体，识别其在服务享有“最后一公里”面临的可及性障碍，阐释障碍的形成机理，给出精准的破除策略。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我们也需及时评估障碍的破除程度，为行动方案的更新提供智力支持。

（四）廓清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要素场

要素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必备组件。着眼于中国场景、中国道路与中国效能等特色要素，有助于培育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是扎根中国场景。我们要以中国场景为基准，判断研究问题是否契合了中国场景的真实需求，研究过程是否深入到中国场景的田野现场，研究结论是否构建出适配中国场景的解释和方案。我们也要以中国场景为基点，客观比较中西方在公共利益界定、公共组织运行、府际关系及社会关系样态上的共性和差异，由此审视西方主流理论的适用边界，找到本土理论的竞争力。知识生产应紧密结合中国场景的共性需要、迫切需要和新生需要，根据不同需要的优先序，自主地设定研究议程和调整研究重心。

二是服务中国道路。通过回溯过往的路和比较他国的路，可发现制度优势是中国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走得稳的关键密码。这就需要阐释好中国道路在发展、治理和服务上的制度优势：从制度体系入手，探索制度之间的衔接与耦合机制，明确制度体系如何在横向比较中打造特色，如何在纵向传承中守正创新；从学科特质入手，分析中国道路如何通过制度体系来增进公共性，如何有机调整公共组织的结构，如何充分发挥公共组织的功能。服务中国道路不仅要提炼实践经验，还应兼顾实践难点的归因和化解，以更好地总结过去、优化当下和助力未来。

三是解码中国效能。中国之治彰显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独特经验，兼顾了作为高线的发展目标和作为底线的安全目标。因而公共管理学者首先应解释中国之治何以创造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效能，找寻其关键因素和生成规律，据此提炼本土概念和生产本土理论。其次应分析中国效能何以持续积累、何以保持韧性，探寻效能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机制，分析效能在常态情境和非常态情境之间的转化逻辑。最后应阐释中国效能对全球公共治理的示范作用和传播价值，围绕效能创造过程提炼共性经验和识别推广潜力，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借鉴，增强我国在世界公共管理知识网络中的认可度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