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父辈长征踪迹之四：北上成功与南下失败：1.跨越险阻 2.巧过六盘山 3.利令智昏的南下

寻觅父辈长征的战斗踪迹之一：从黄平至刀靶水

四、北上成功与南下失败

恋恋不舍地离开成都后，怀着难言的复杂心情乘高铁赶往西安。笔者此行的目的是陕北的吴起，由于不通火车，只能西安转车去延安，然后才能到吴起。

从成都到西安，直线距离只有六百多公里，但需要横越整个秦岭才能到达。一路上，高铁不知过了多少个隧道，耳边时不时传来过隧道时产生的轰鸣。

由于时间紧迫，抵达西安北站后马不停蹄，立刻搭乘地铁赶往西安站。还好，一路顺利，提前近一个小时到达，顺利登上前往延安的火车。随后火车又是钻隧道，差不多穿过了整个子午岭，这才来到延安。出了火车站已是下午五点，好在距离汽车站不远。原以为是大巴车，但因去吴起的旅客不多，早已换为八座的面包车——凑齐人数便可启程。

没想到汽车恰好路过坐落在延河畔的宝塔山，山上的宝塔虽说不上有多高大雄伟，但曾经却是中国革命圣地的标志！望着一闪而过的宝塔山，顿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耳边似乎响起李双江唱的那首《战士歌唱毛主席》：延河流水光闪闪，战士饮马走河边。仰望着宝塔唱赞歌，想起当年毛主席在延安！……。

一路上，望着车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岭，不由得想到：以今天的交通便利，这数千里不过只用了八个多小时。可当年的红军呢？他们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与奋斗！？

其时据守岷县一带的，是国民党军半嫡系部队唐淮源第十二师和土著军阀鲁大昌部，可因腊子口之败及情况不明，明知红军就在不远处的麻子川却死活不肯出击！南面的宕昌一带只有少量地方部队，东（正）面从陇西、武山至理县广大地域，几无国民党军正规部队！于是党中央决定，全军进至哈达铺停下来，进行整编及休整。

1935年9月2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步入哈达铺后没有马上休息，而是阅读第一纵队送来的《山西日报》及从镇邮政代办所搜集来的报纸。哈达铺的原名为哈达川，“哈达”为藏族同胞见面时表示敬意和祝贺用的白色长条丝巾或纱巾，故而明代在此设“铺”改称哈达铺。从报纸获得有关陕北红军的讯息，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禁不住喜笑颜开！这如同给单独北上的红军，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当晚政治局即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居住的“义和昌药铺”，开了个小会——重点研讨红军下一步的战略选择。第二天，毛泽东等专门找来贾拓夫，了解有关陕北红军及根据地的信息。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1933年底代表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专程向中共中央报告陕西的工作。

贾拓夫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后，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等的活动以及陕西省革命斗争的情况，向他们做了十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去立足扎根——“

他说：‘陕北是闹革命的好地方，那里群众生活苦，革命要求迫切，穷乡僻壤，可以和敌人周旋。’

毛主席听了以后高兴地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我们先到陕北再说吧！’”（注1）

随后，中央决定让贾拓夫留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以便在前进的途中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

22日下午，党中央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一百九十四人（包括十五位女干部）席地而坐，首先听取张闻天代表中央宣布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定，接着毛泽东同志宣布部队改编并发表激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与会同志听到后，禁不住热血沸腾，纷纷振臂高呼：到陕北去！到陕北去！

据时任第一纵队侦察科长刘忠的回忆：“大家一见面，情绪很不好，同乡同事，交头接耳地说起这个在打什么地方负伤了，那个在什么时候牺牲了。回想中央苏区出发时十万人，现在仅剩下几千人，确有些悲观。有的讲怪话，说这是革命的下场；有的同志愁眉苦脸，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听毛主席一讲，大家的情绪又好了。”（注2）刘忠的这段回忆，基本反映了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

关于部队的缩编，依据的是彭德怀在俄界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团不设营，每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至130人。”（注3）彭德怀的这个建议，显然是根据其时部队的具体情况提出的。但由于红一、三两个军（团）的情况不一样，加上以后作战的需要，实际的改编也不相同。

红一军（团）缩编第一纵队，取消师部，六个建制团缩编为四个大队——红一和红二团缩编为第一和第二大队，将红三团拆散分别补入第一、二两个大队；红四与红五团缩编为第四和第五大队，红六团拆散分补入第四和第五大队。撤销的两个师部及师直部分，大部分下到连队少部分调入纵队部（原军部）。由于第一纵队（原红一军团）部队及兵员较多，故每个大队实际下辖五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

红三军（团）缩编为第二纵队，团部精简、取消营部：原来的四个建制团，分别缩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和第十三大队——其中第十三大队调入第一纵队，原军（团）教导营调给第三（中央）纵队。据王平回忆：“每个大队基本上是原来团的建制，取消了营级建制，每个大队五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团的侦察排、工兵队和卫生队全部集中到纵队。当时十一大队有一千一百人，十大队、十二大队各有六百多人。”（注4）

但据笔者考证，王平关于这三个大队人数的回忆基本正确，但“每个大队五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的回忆就有误。如果第十和第十二分别只有六百多人，若要编成“五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的话，抛去大队部及直属部队，每个连的兵力显然要少于百人！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为加强连队的作战力量，哈达铺改编时我又从机枪连调回四连。其时我们四连还有一百一十人，团里其它八个连缩编成三个步兵连，外加一个重机枪连。”至于第十三大队的编制和人数，判断应该也是编了五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

之所以要将红三军（团）教导营编入第三（中央）纵队，是因为之前在某处担任警戒的中央警卫营（警卫团缩编），不知因何缘故未能跟着大队北上。而将红十三团调拨给原本兵力就较多的第一纵队，则是因为之后作战任务的需要。

那其时红军陕甘支队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按照《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等正规军史的记载，以及聂荣臻、黄克诚等大多数亲历者回忆，红军陕甘支队在哈达铺整编时只剩下七千多人。但这个说法不仅明显与历史的真实不符而且也经不起推敲——依据明确的文献资料显示，陕甘支队打完吴起镇结束长征时还有七千多人，经过一路征战岂不是毫发无损！？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则很肯定地说：“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时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注5）

但笔者经考证认为，彭德怀回忆的，应该是到单独北上俄界时统计的人数。因为“从俄界到腊子口，行程380里，沿途要经过基础栈道和原始森林。……。同时，反动分子在暗处不时地放冷枪，使红军防不胜防，几乎每天都要损失几十名战士。”（注6）另据罗婷《红军长征在藏区》一文，“邻居罗腾的爷爷是离休老干部，他给我们学校讲革命故事的时候说过，当时留在甘南藏区的红军伤员和流落人员共有500多。”再加上打腊子口牺牲，以及一路上的掉队人员，红军陕甘支队哈达铺整编时约有一万二千多人。

依据史料记载，其时这一带的国民党军大部队主要集中在定西、会宁至静宁一线，因此静宁与天水之间没有国民党军大部队。这种态势，显然给拟插向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陕甘支队，留有一道上百公里的口子。但这道隙缝（口子）的前面，横亘着一道天然的屏障——六盘山！而且两侧的国民党军所处位置，均比红军陕甘支队要有利的多——从地图上测量，从哈达铺至六盘山西麓山口的空中直线距离约为五百多华里，但两边国民党军最近的部队到六盘山口的直线距离则只有百十华里。

毛泽东为红军陕甘支队选定的行进方向，是直插东北——经武山、通渭、静宁，从固原与隆德之间翻越天堑六盘山，然后一路挺进至陕北地区。从哈达铺到陕甘宁边区虽然只有一千多里路程，但绝不是一马平川的坦途——除了要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还要跨过横亘前面的一道天然的障碍——平均海拔两千多米的六盘山脉！尽管相对于红军战士一路翻过的高山峻岭而言，相对较为低矮的六盘山可以说不在话下，但国民党军必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设置层层障碍围追堵截红军。

更令毛泽东等头痛的是，这支队伍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单独北上的行动过于仓促，虽然拿到了唯一一份甘肃地图——但并非是军用地图，因此在确定行动路线之前必须要调查（侦察）清楚，尽可能避免走错路、多走路。其次是队伍中有近两千非作战人员（包括数百名重伤员），以及辎重、文件档案等——仅担子就有二百多付，这部分人不仅行动较为缓慢，而且还要提供掩护。三是由于长期的艰苦征战，红军战士也同样是虚弱疲劳至极，更何况队伍中还有一些能走动的伤病员。

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决定采取的是声东击西、分段前进的策略：每天晚上根据前方侦察得来的情报信息，在选择路线以及宿营地时，尽可能计算好路程的远近和行走的道路——据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的刘忠回忆：“毛主席交代我左边查清漳县、陇西敌驻军，右边查清礼县、天水敌军情况，而主要调查祁山、马坞间直通会宁、静宁，即通过西（安）、兰（州）的平行路线，……，于当晚十二时将调查的路线图送给主席和彭总。……晚十二时前后，即要下命令给各个大队，规定行军路线和警戒敌人的方向。”（注7）

1935年9月23日一大早，红军陕甘支队向东行进八十余华里，一路经荔川行进到闾井镇停下。红军此行的目的地，实际为武山县的鸳鸯镇——从那渡过渭水后再插向通渭。从哈达铺到鸳鸯镇路程约有二百四十华里之遥，如果红军的意图被国民党军及时发现，肯定会提前在渭水设置防线。因此红军陕甘支队第一步选择的路线是向东，给国民党军造成要向东进攻天水一带的假象。毛泽东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国民党军迅速做出针对性调整。

第二天，红军派出一支小部队，继续向东示形于天水。主力却悄悄掉头向北——天刚亮就快速向北走到岷县的红崖村后离开公路，向东翻山进入漳县黄家河村，然后走捷径抄小路向新寺镇疾进，黄昏前顺利进抵新寺镇。红军陕甘支队这一天的行程足有一百华里，其中一多半还是山间小路，这几乎是第三纵队一天行军的极限了。国民党军以为红军的目标还是天水，于当日下午，匆忙将驻扎在鸳鸯镇大王庙的一个连调走。

红军陕甘支队先头部队经过短暂休息后，连夜向北急行军五十余华里，以突然地动作抢占并控制了鸳鸯镇的丁家门一带。鸳鸯镇地处新寺镇北边约五十华里，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镇子，恰好位于渭水及其支流榜沙河的交汇的地方。渭水又称渭河，发源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鸟鼠山，是黄河上游的最大支流——流经天水至陕西的潼关汇入到黄河。相传，历史上姜子牙直钩钓鱼，就是在渭水河旁。

24日吃完早饭，休息了一整夜的红军陕甘支队第二、三纵队，离开新寺镇向渭水进发。大概是路程较近，红军走的不疾不徐，当日下午顺利抵达渡口附近。为躲避敌机轰炸，当天傍晚第一纵队率先开始渡河，过河后迅疾向南北两个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以掩护后面的中央机关和第三纵队渡河。在第一、二纵队的掩护下，第三纵队顺利涉过渭水河。随后第二纵队开始涉渡，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仅用不到半个小时部队就涉过渭水。

26日，林彪指挥第一纵队进占榜罗镇，随即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以及第三纵队也来到榜罗镇。鉴于两侧的国民党军尚未赶上来，加上这几天部队走的又比较辛苦，毛泽东等决定在这里休整一天。

27日晚，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28日一早，冒着濛濛细雨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和红军长征落脚点放置到陕甘苏区的重大决策。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会后，第一纵队所部立即开始行动，夤夜向东北方向的通渭县城进发。中央机关及第二、第三纵队没有立即跟进，而是在榜罗镇继续休整了一天。

此时，国民党军上层根据情报及空军侦察，已大致判断出北上的红军涉过渭水后，大约会经隆德一带翻越六盘山，然后前进至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部会合。随即，蒋介石及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等，急令第十二师沿岷县至通渭一线布防；命令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进驻平凉、静宁一带；李英的第二十四师，则由平凉向隆德、静宁、定西推进；陶峙岳的第八师向定西、马家河、通安驿之线推进；东北军的何柱国部迅速前往瓦亭、六盘山一带设置防线，全力阻止红军北进。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巧妙指挥红军陕甘支队飞跃六盘山的呢？

注1：见《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区的引路人——贾拓夫》一文，网址：西北革命历史网 

http://www.htqly.org/index/info/wenzi/id/1021.shtml。

注2：见《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回忆录》，第79页。

注3：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第一版，第383页。

注4：见《王平回忆录》，第119页。

注5：见《彭德怀自传》，第212页。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09-01，第154页。

注7：见《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回忆录》，第80页。

由于红军飘忽不定的快速行动，此时的通渭城基本是座空城——只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少量鲁大昌的部队。29日，通渭被第一纵队顺利拿下——这是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后，夺取的第一个县城。因此毛泽东等决定在这里休整三天，为下一步翻越六盘山，进行精神和物质准备。1935年10月1日晚上，红军陕甘支队全体在通渭城外的河滩上召开大会，并举行了精彩文艺演出会，会后集体会餐打牙祭。

2日，国民党军大部队开始逼近。毛泽东与彭德怀命令红军陕甘支队主力，于3日凌晨时分踏上北进的路程——部队分成左中右三路行进：第一纵队在右（南侧）、第二纵队在左（北侧），第三纵队及中央机关居中，向东北急行军六十余华里。在义岗川休息十几个小时后，全军又于凌晨三时继续分成三路，向九十里开外静宁县的界石铺疾进。

这天最为辛苦的，是担任后卫的第二纵队第十大队！本来就被部署在通渭城外担任掩护任务，结果还未赶到通渭县城就接到命令：立刻赶往界石铺西北约四十里处的公易镇，占据该镇并控制周边的要点。从3日下午至4日凌晨，第十大队整整赶了一百四十多里山路，不少人脚上都打了血泡还掉了队。

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这天下午，很多同志开始掉队，越往前走越多。他们大部分都是伤病员，三个一群、五个一帮，相互搀扶咬着牙往前赶。看到他们走的如此艰难，我们心里说不出有多难过！但我们要掩护第三纵队，不能停下来帮助他们。后来第三纵队不得不从干部团抽出一个连，专门跟在这些掉队同志的后面，掩护他们的行进。

界石铺又称高界，向东眺望，高耸入云的六盘山脉历历在目，但实际还有近百公里路程。毛泽东命令陕甘支队在这里停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选择翻越六盘山的路线和适当时机。再是考虑到不断有人掉队等实际情况——尤其是还有大批行动不便的伤病员，毛泽东不得不硬着头皮，下令全军在界石铺休整两天。

根据情报及侦察：南边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已占据隆德、静宁一线；北面马鸿宾的骑兵师与步兵团也已进至会宁、固原一线；而在红军陕甘支队的背后，陶峙岳第八师所部跟在二十余里远的地方，唐淮源的第十二师也从岷县赶来；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正从东面赶来，尽管尚未推进至六盘山，但计划沿六盘山谷道设置封锁线。

10月4日下午16时30分许，在蒋介石及朱绍良等国民党上层高压之下，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所部，从北、西、南三个方向追了过来——第二十二旅向超中部首先由北边向界石铺一带压下来；其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率领三个团也开始由西面，一步步向界石铺逼过来。红军经过短时间阻击后，天黑时分南撤至界石铺北侧附近。敌向超中部占领青江驿至公义镇一线后，见天色已晚怕中埋伏，未敢继续向界石铺方向继续推进。

红军陕甘支队北路第二纵队4日晚的迅速回收，造成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等的错觉，立刻命令其所部加紧向红军发动攻势。

5日一大早5时30分许，从静宁出动的国民党军新十一旅位于显神庙右侧高地的警戒部队，遭到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聂荣臻、陈光带领的两个大队打击！聂、陈部是遵照上级指令，前去侦调隆德一带的敌情并相机袭取之，为红军陕甘支队下一步翻越六盘山做准备。击退这股敌军后，聂、陈指挥部队跨过西兰公路，从玉桥乡的西面趟过葫芦河，进入隆德县境。

聂、陈发现敌二十四师主力尚驻扎在这一带，只好放弃相机夺取隆德城的企图，掉头向北经单家集进抵兴隆镇。兴隆镇位于隆德县的西北端，地处三县交界之处——北接宁夏西吉县的将台和什字乡，西邻甘肃静宁县的原安、灵芝乡，南与隆德县的联财镇接壤，又恰好坐落在葫芦河谷的好水河、什字河与葫芦河交汇之处。依据其时摆出的态势不难看出，红军陕甘支队显然是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聂荣臻、陈光部能拿下隆德城，则沿西兰公路之隆德处翻越六盘山；如拿不下隆德城，则转道向北从固原一带翻越六盘山。

依据史料记载，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根据态势，于5日下午电令：“尊致陶黄两师长电令要旨：1、毛彭股匪，现已窜至小家川、杨家坪、马家川之线。2、本军奉令跟踪穷追，期在静宁、海源、固原间，协同友军歼灭该匪。3、我陶黄两师追剿部队，应不失时机，努力觅匪经路线，分途截剿。”

同时“致李副师长电：毛彭饥疲匪众北窜，未予重挫，不胜愧恨。现奉令穷追，贵部刘团在静宁已休息数日，着飞饬振初，挑选精壮官兵，组织挺击队，觅匪猛追。大队续进，必能一鼓荡平。”（注1）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红军陕甘支队势必不能在这一带长时间的停留——6日凌晨4时，第二纵队率先出发——北进至将台堡后折向东面的马莲乡，掩护第一、三纵队到张易堡及附近地域集结。一小时后第一纵队主力开始出发，出了兴隆镇一路经新店子、什字乡、黄湾等地，进抵马莲乡以东约三十华里、六盘山西麓脚下的张易堡。随后第三纵队离开公易镇过葫芦河，经兴隆镇、北堡子、红城子、什字路，当晚进至张易堡以南地区宿营。最晚出发的是毛泽东等及中央机关，早6时方从单家集出发，经陈田玉村、马家嘴、杨家磨，当天下午到达张易堡东南约六华里远的毛家庄驻下。

6日下午16时，毛泽东等电告彭德怀等：“我军以从固原、镇原之间向环县方向转进，选择适当时机、地点与追敌作战之目的，明七日一纵队以陈光率十三大队在张义铺西南十五里之黄父子湾扼阻迫敌，掩护二、三纵队通过张义铺作为后卫跟进，主力经固原城附近进至固原南端四十里之青石咀宿营(如固原敌小则袭取之)。第二、第三纵队明日应经张义铺向青石咀方向前进，里程及宿营地查明即告。”（注2）

关于红军陕甘支队主力到底是由何处翻越六盘山的，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经莲花沟附近的“长征梁子”翻越六盘山的；而另一种说法则是由张易堡向南经隆德县境，沿小水沟一带翻越六盘山的。前一种说法的理由是红军不会也不应该舍近求远，因此肯定是从莲花沟附近的“长征梁子”翻越六盘山的。而这后一种说法，则是依据相关史料经分析研究后得出的。

这后一种说法，可从国民党军方面的史料记载中得到确证：“据陶师长详报：……。至午后4时，追至张易堡东端王家套子附近，同时我王骑兵团及许旅之一四三团，将王家套子之匪截为两股，一股窜六盘山，一股窜（向）骆驼巷方向逃窜。”南面的第二十四师也向上级“报捷”——“据李副师长虞申电称：本师尊令迂回截击，本午经隆德到达野鸡岘、马家、后新庄及隆德沟之线。同时据王骑团报称，匪大股已到张易堡、王家套子附近。……。未刻，协同王骑团，将匪截为两股。一窜六盘山，一股向香炉山北窜。”（注3）

综合红军方面的史料记载，7日早在马莲川附近阻击国民党军向超中所部的第二纵队，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阻击数小时后突然撤向张易堡镇。此后，在张易堡、王家套子一带阻击国民党军向超中所部的是陈光率领的第十三大队，通过逐步后撤的战术将其吸引至王家套子一带。战至下午16时左右——估计陕甘支队主力已翻过六盘山，向东经莲花沟附近的“长征梁子”，翻越六盘山向青石嘴前进。

7日凌晨天还未亮，毛泽东亲自带领第一纵队率先出发。据刘忠回忆：“在这紧张情况下，军团长走在前卫部队的位置，亲自掌握情况以利及时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我带着军团便衣侦察队、侦察连走在部队前头，向六盘山搜索前进。由于我军行动敏捷，敌人没有来得及占据控制要隘，我部队以急行军顺利控制和通过了六盘山。”（注4）由于林彪指挥的第一纵队提前控制了要冲，为第二、三纵队顺利翻越六盘山提供了可靠保障。

紧接着，中央机关及第三纵队离开张易堡，一路经东南方的骆驼巷、隆德沟、野鸡岘，行进约四十里后南下至杨家店附近停下休息。大约两个多小时后，见彭德怀指挥第二纵队逐渐抵近，毛泽东指挥部队分三路翻越六盘山。中央机关及第三纵队等部，是经现今被称之为“红军小道”，翻越六盘山的。此时天已大亮，隆德城内仅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国民党军，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红军大队人马登山不敢出动。

为了争取时间，担任警戒任务的第十一大队见山下没有敌军动静，便撤离阵地跟在第十大队后面开始翻山。没想到就在这时，山下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追上来了！骑兵的行进速度要比步兵快得多，第十一大队走了不到两里路，敌骑兵就追上来了。步兵最怕的，是在行进期间遭到骑兵的冲击——因为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幸好国民党军这个骑兵团追过来时，第十一大队正离开公路开始爬山。

已爬上山坡的第十大队发现敌骑兵追上来后，立刻停下开枪射击！在危急时刻，山上突然响起了数挺重机枪的咆哮，国民党骑兵立刻人仰马翻！没被打倒的骑兵，立刻调转马头，向山下跑去。第十一大队随即起身，“噌噌噌”，很快登上了山岗！走到高处时发现，彭德怀正拿着望远镜向山下观望，看来那几挺重机枪是他亲自部署的。山下的国民党骑兵，只能远远地放着枪，但却奈何不了正在攀上的红军。

红军陕甘支队行走的路线，是绕过香炉山的南端然后北行，一上一下三十多里山路，第二纵队只用了四个来小时，便来到山脚下的和尚铺村。看到第二纵队主力赶到后，第二大队立刻起身在前边开路，紧接着第三纵队也开始跟随出发。第二纵队休息了约半小时，与第三纵队尾部拉开五百米的距离后，第十二大队继续担任前卫，纵队部和第十一大队居中，第十大队则改为后卫——行走在最后。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国民党军第七骑兵师也是于7日一早，由平凉向固原南侧的开城镇进发。按照上面的军事部署，敌骑七师的任务是沿六盘山谷瓦亭至开城设置防线，以阻止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从平凉西至开城镇的路程，约有七十五公里。依据先头团是于十二时之前进抵开城镇推断，敌骑十九团胡竞先部应是早七时开始出发，大概嫌麻烦不愿在中途打尖，以每小时十五公里的速步前进的。路过要点青石嘴时，胡竞先留下两个骑兵连驻守并负责警戒，团主力则进至约十公里开外的目的地——开城镇。

巧的是进驻牛营子的敌骑二十团，当日上午也未出发——按照其时的骑兵操典，应在前卫团出发两小时后开始启程。但平凉西距离该部目的地牛营子约有五十公里之遥，大概也是为了省却在半道上打尖，敌骑二十团用了午饭后才开始上路的。至于敌骑二十一团及门炳岳骑七师师部及其直属部队，肯定是按正常行军次序和时间，于当日下午离开平凉向北瓦亭一带推进的。于是，下午出发的敌骑二十团张植豫所部，傍晚时分才进抵牛营子；几乎与此同时，敌骑二十一团及门炳岳骑七师师部进驻北瓦亭一带。

如此一来，恰好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陕甘支队进入六盘山谷中的大道，安然北进至青石嘴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空档）！根据史料记载，红军陕甘支队主力是由和尚铺以东约五公里的三岔路口，进入六盘山谷大道向青石嘴行进的，全程二十余公里——红军陕甘支队主力（主要是第三纵队）至少需要五个小时方能通过！根据杨成武回忆的红四团下午两点还未走到青石嘴推断，红军陕甘支队主力应该是中午时分开始从和尚铺出发的。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这个三岔路口位于瓦亭南侧不远处，距离平凉西三十余公里。推测敌骑十九团约为上午9时半左右经过此处，而敌骑二十团则是大约下午16时前后方经过此处，中间恰好出现近六个小时的空挡！而红军陕甘支队主力从三岔路口行进至牛营子，满打满算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推算敌骑二十团行进到三岔路口的时间，大约在下午16点至17点之间。此时，红军陕甘支队的大队人马早已由三岔路口进入谷道（公路），越过牛营子进抵青石嘴南侧不远处。

据时任第一纵队侦察科长刘忠回忆，他率领的侦察分队大约中午时分，在青石嘴以南二里多地的坡上，发现有两名便衣人员正从坡底向上走来。刘忠立刻命令侦察分队隐蔽在道路两旁，当这两名便衣人员走到坡顶时被抓了起来！经审讯得知，这两人是敌骑十九团团长胡竞先，派往瓦亭与敌师部及后续部队建立通讯联络的。林彪审讯完俘虏后，又同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一起来到青石嘴对面的小山上，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和青石嘴的地形及道路等情况。大约下午15时左右，毛泽东等也来到这个小山头。

占据青石嘴的，是国民党军骑十九团的两个骑兵连及一个有十几挂骡马大车的运输队，两部加在一起共有三百多人。此时国民党军这两个骑兵连，并未察觉红军大队人马已经到来，用完午餐后没有急于设置防御阵地，所有的马匹都卸下了鞍子——有些马匹被拴在村外，也有些被散在周边的山坡上吃草。士兵们有的忙乎着打水、铡草喂马，还有的三三两两在随处走动，似乎正在准备晚饭。那十几辆运送给养辎重的骡马大车，也早就给拉车的牲口解了套，大车的车辕则被高高架起。

大约下午15时左右，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第一、四、五等三个大队，终于全部赶到。林彪立即布置作战任务：第一大队向青石嘴北面迂回，切断其与开城之敌的联系；第五大队从侧面迂回攻击，堵住敌军向东的退路；第四大队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随着第一大队发起攻击的枪声响起，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从北、南、东三面冲向青石嘴的敌军。突遭打击的国民党军骑兵立刻乱成一团，红军前后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就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这两个骑兵连的大部，俘虏了一百多敌军士兵，缴获10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装以及100多匹战马，只有少数人乘马逃走或藏匿。

随后林彪指挥第一纵队，乘夜杀向位于开城的敌骑十九团主力，第二纵队则埋伏青石嘴以南，准备伏击可能由南面刚来的援敌。没想到敌胡竞先的骑十九团如同惊弓之鸟，发现红军围过来之后，立刻逃向固原城。而已进驻牛营子的敌骑二十团以黑夜骑兵不宜出动为由，根本就未打算前去支援！就这样，红军陕甘支队是于次（8）日凌晨3时，从容离开青石嘴一带，踏上翻越六盘山东麓前往陕甘宁边区的征途。

注1：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407页。

注2：见《红军长征·文献》，第714页。

注3：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409页。

注4：见《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回忆录》，第82页。

就在毛泽东与彭德怀殚精竭虑，指挥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之时，张国焘这边也开始行动！

10月7日，张国焘以自封的“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正式下达南下的《绥丹崇懋战役计划》。这个《绥丹崇懋战役计划》，是张国焘实施南下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继续南下夺取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等地，实现“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的目标，然后再依托这一带的高山向东出击，实现攻占成都平原——攻占全四川的战略目的。

此时，由于红军陕甘支队的北上，吸引了国民党军高层的注意力。四川军阀虽然发现徐向前指挥的大部队由草地返回，但这一带地形复杂，多是深山绝壁、峡谷激流，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与展开，故只是加强大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的防御。四川“剿总”司令官刘湘没有料到，红四方面军原路返回是要重入四川。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等率领的右路纵队率先由观音铁桥出动，计划经卓斯甲，攻取绥靖、丹巴后，准备向懋功（今小金）的汗牛行动。

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左路纵队10日由党坝出动，一路攻取崇化与懋功。由于大小金川一带地形复杂，故两路大军隔江而行，相互配合呼应。经过一番艰苦奋战，击溃川军六个旅，歼灭约三千余人，于20日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计划》的胜利。

张国焘见状心喜，随即命令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之后，兵分三路迅疾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可就在此时此刻，张国焘心中开始感到不安，觉得部队还是以进西康休整为好，故于31日24时，给在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万万火急”电：

“……。（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注1）

此刻南下作战正是紧张之时，加上部队大都在崇山峻岭之中，徐向前与陈昌浩没有即刻回电，而是指挥三路大军继续向宝兴、天全、芦山守敌展开迅猛攻击：中路纵队于11月1日攻占宝兴城后没有松懈，而是一路穷追猛打，乘胜追敌至灵关镇。继而马不停蹄，沿途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进抵芦山城下。

心神不定的张国焘没有见到回音，又于11月6日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再次明确提出要部队转道西进甘孜的康定：“（甲）敌现不能断定我主力在金汤抑宝兴，多数估计我将由磨西南出宁属。……（乙）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丙）弟意现不应以赤峰、正定过灵关去攻袁旅，……（己）束鹿敌力弱，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注9）

对于张国焘提出的这个重点夺取西康，以康定、道孚为战略后方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徐向前与陈昌浩认同——二人都认为还是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为好。那一带人员物资和粮房等较多，部队易于得到补充，且川军战斗力较弱，如能取胜便可乘势夺取成都平原。如若掉头向西康一带发展，不但人员物资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因气候寒冷过冬困难。此外，一旦被封锁在川康边，部队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故在回电中提出：“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注3）见此，张国焘未再坚持自己的意见，随即徐、陈挥军继续向名山、邛崃进击。

11月7日，南下红军左路纵队攻占大顺场，其兵锋直指邛崃县境；右路纵队攻克金汤后，又于10日占领天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路纵队包围芦山。在三路红军大部队压境之下，敌芦山守军于12日弃城逃跑，红军乘势进占该城。如此以来，经过十余日的艰苦奋战，红四方面军毙伤俘川军一万余人，攻占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以及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边界大片地区。

此时的张国焘禁不住大喜过望，认为这足以向已经北上的中央证明，他采取的南下方针是正确的！12日以“朱、张”的名义，得意洋洋地发出另立中央后给党中央的第一封电报：“告以‘我军占领天全后，又于本十二日攻占芦山’，宣称‘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的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注4）

可叹的是，张国焘等人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没有意识到成都平原是四川军阀安身立命之地，此前你在通南巴还勉强能容忍，现在你要挖人家的命根焉有不同你拼命之理！？更何况，老蒋也已瞅上了这块富庶之地，正准备施展驱狼逐虎的毒计：一边驱使川军在前面拼命，一边迅速将中央军嫡系薛岳部由平武、文县调过来。由此可见，张国焘的贸然南下，恰好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

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以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红四军共十五个团的兵力，由五家口向东攻击，14日攻占朱家场、太和场，击溃守军暂编第二师的两个团。16日，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打退川军六个旅的反扑，旋即沿百丈至邛崃大路攻击前进——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兵峰直至广袤的川西平原。

就在这时，局势已悄然发生了变化——11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直接插手四川的战事。川军在总指挥刘湘的紧急调度下，大批的援军已经源源赶到，国民党军嫡系薛岳部第一、二两个纵队也陆续赶到川西。如果红四方面军继续向东挺进，难免会有被敌截断后路并陷入重围之虞。于是，前敌指挥部决定暂时收缩，集中兵力坚守百丈关一带，准备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援军。

四川雅安的百丈镇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是雅安、名山之间，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隘口，也是平原丘陵与山区的过渡地带——被蒙顶山、总岗山和莲花山等三座山脉环绕，是红军进入成都平原的必经之地。早在10日就已在邛崃县城设立了剿匪总部的刘湘，连同原来守在这一带的敌军，共调集了川军八十几个团二十余万人！刘湘下达了死命令：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凡临阵不前者就地枪决！

11月19日天刚亮，大批川军便在飞机与火炮的掩护下，向位于百丈一带的红军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整团整营集团冲锋！徐向前意识到此战的重要性，战斗打响不久，便纵马赶到百丈前线。战至21日，先是红军据守黑竹关的部队被迫后退，敌军紧追不舍，随即集重兵压向百丈。22日，红军位于百丈一带的阵地也被敌突入，红军不得不收缩到百丈镇内死守——双方在镇子里展开激烈的巷战！

时至23日，张国焘眼见无法实现攻占成都平原吃大米的计划，便下达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据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张国焘随即便下令枪毙了一名团长——“那是5军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注5）这个团，应该就是与红二七三团整建制对调的红三十九团。

战至25日，红四方面军虽杀伤敌军约一万五千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此时，国民党军嫡系薛岳部十余万人又从东面逼了上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退出百丈一线，回撤到天全、芦山一带的山里。可即便如此，刘湘等川军将领仍不依不饶，继续指挥部队向红军的战线发动进攻。面对优势敌军的持续进攻，红四方面军只好且战且退，一步步转移至西北部的大山里。

时至12月20日前后，随着天降大雪气温持续降低，双方暂时形成了对峙——东面的川军推进至天台山、五家垭口一线，南面中央军薛岳部占据荥经之新添站，李抱冰部则占据乌泥岗、昂州一带。至此，红四方面军东进不能，南出无望，北面是大雪山（夹金山），西边则是人口及物资稀少的川康边区——这一切都宣示着，张国焘贸然南下的彻底失败！无情地证明了之前毛泽东断言“南下是绝路”的正确。

多年之后，徐向前十分沉痛地回忆：“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山皆白，地冻三尺。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冻死在雪地里。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注6）

12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来电，通报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取得直罗镇大捷！可张国焘却大言不惭地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回电并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在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注7）

12月22日，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致电张国焘，除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策略外，委婉提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注8）但张国焘却指示陈昌浩于12月28日，发布了《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的训令——大概是急于摆脱窘境，随即于1936年1月发动进攻，但却招致敌军的强烈反扑！

1月22日，忍无可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觉于中国革命。”（注9）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事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0）

迫于内外各方的压力，张国焘不得不于1月下旬，在芦山城北任家坝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根据徐向前回忆：“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过后，他曾致信四川军阀，要搞统一战线，但未取得任何进展。”（注11）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急不可耐地向红四方面军，开始发动新的猛烈进攻——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薛岳部，从南面的洪雅、荥经一线，向红军的天全、芦山、名山一带的防御阵地发起猛攻；东线的川军则集中了二十余个师约二十万兵力，向名山至邛崃、大邑一线的红军阵地大举进攻。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红四方面军的伤亡很大，多处防线被敌突破，只好撤到邛崃山下的九顶山、大品山、莲花山一带进行防御。可刚刚布置好防御阵地，敌人就气势汹汹地发起了进攻，猝不及防的红军只好继续后退。

如此一来，红四方面军的处境更加窘迫——南面和东面是敌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北面和西面是大片贫瘠的雪山区域。由于后方无可靠的根据地为依托，伤病员更是无法得到有效护理，武器弹药、粮食都是有耗损而无补充！除了继续后撤就只有再次进行北上，此外别无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国焘等不得易弦更张，宣布部队重新北上。

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向西康的北端转移，踏上了第二次北上的征程。红四方面军此次需要翻越的大雪山，主要有两座：一是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中的夹金山；另一是大渡河以西的大雪山系中的折多山。还有一些小的雪山，但其环境的恶劣，与那两座大山不相上下。

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为三路，陆续撤离芦山和宝兴地区，从懋功、金汤一带向丹巴集结。按照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先是由李先念、刘伯承、程世才率领的先头部队，经丹巴革什扎、大桑、边耳翻越党岭大雪山，于三月一日占领道孚。主力部队在丹巴稍事休整后，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前进。

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撤离时，整个战场态势十分严峻：敌军的前卫部队，正和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激烈交火！部队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根据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何福圣回忆：部队翻越夹金山时，由于山高路难行，积雪过膝，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因此无法将一千多名重伤（病）员抬过大雪山，只好忍痛将他们遗留在夹金山的山脚下。

这一千多名重伤（病）员是在之前历次作战中负伤的，其中还包括原红一方面军留下的二百多名重伤员。红四方面军中接近百分之八十为四川籍战士，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亲兄弟或叔伯兄弟以及同乡等，等待着这一千多名重伤（病）员的命运是什么不言自明！这生死离别的时刻，“数万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注17）实际上丢下的不止是伤病员，还有不少之前跟随红四方面军撤离南通巴根据地的一批老弱病残的红军家属。

1936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翻过夹金山和党岭山两座大雪山之后，向西经丹巴陆续进入道孚、炉霍及甘孜一带。至此，经过之前的南下、西进以及往返于雪山、草地和连续不断的作战，缺乏补充与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所部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由南下时的四十五个团八万多人，锐减至二十八个团四万余人。

注1：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1页。

注2：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68页。

注3：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7页。

注4：见《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7、548页。

注5：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55页。

注6：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73页。

注7：见《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1页。

注8：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2页。

注9：见《红军长征·文献》，第853页。

注10：见《红军长征·文献》，第854页。

注11：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77页。

注12：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57页。

1936年7月2日，开完红二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之后，根据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提议，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紧接着在甘孜县城，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甘孜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问题，批评纠正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以及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的批评下，张国焘被迫承认了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开始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