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作家张爱玲被发现死在位于洛杉矶的寓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
本文作者林式同，被张爱玲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是唯一见过张爱玲遗体、处理后事和遗物的亲历者。本文选自林式同先生的回忆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是有关张爱玲身后事最可靠的记载。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我说。“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她说。“我马上过来。”我说。“不不！……急救车……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说。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我有遗书！” “好！”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我坐立不安，百感交集，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是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今天？”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捉摸，“是的，今天！”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我一跨出电梯，迎面看到两位警察，“你就是林式同先生？”那女警察问。当我点头证实之后，那男警察（Office C. Smith）就迎了上来，先仔细看了遗书，然后查看我的驾驶执照，验明正身之后，我想跟警察到房间里去，那男警察就阻止了我。我就在走廊上等着。一会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我，里面装满了信封及文件，同时也交给我一串钥匙，说这些是张爱玲的随身重要东西，不要给房东收去。这些场合我就注意到美国警察训练有素，临事有条不紊。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我好久说不出话来。一夜翻来覆去没有睡，也完全不知道新闻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而我又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此在头两天里，我表现得杂乱无章，手足无措，办事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有负张爱玲所托，很是对不起她。△张爱玲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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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第二天是星期六（九月九日），一早在台湾的朋友洪健益先生电传一份剪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和遗书内容，赫然大幅地被登了出来！
稍后和张错通了电话，简报了一下情况后，他马上建议成立少数人的治丧小组，我觉得这很合不事张扬的原则，立即同意了。我们决定在星期二晚上，待我和庄信正在头天（星期一）晚上回家商量后，大家见面商讨如何办理治丧事宜，并如何统一对外发布新闻。早上十一点半，我和张信生到Rose Hills殡仪馆商谈丧事手续和费用方面的事。殡仪馆的办事员说，张爱玲的遗体在头天下午已经进了殡仪馆的冷冻库，离手续完成后再火化还有几天之隔。为了不耽误时间，当下我就申请了在法律手续上必须的死亡证。也在火化授权书上签了名。下午回家后，我再向张错报告了一下 早上去殡仪馆商谈的内容，也把遗书电传给他研究，请他先计划一下星期二晚上见面时的讨论内容。然后打电话给张爱玲的房东注意门户，以防有人用不正当的办法进去乱翻东西。到这时候我还没有机会注意房间里面的情形。从九日去过Rose Hills殡仪馆之后，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和那里的办事人Eberle先生询问申请火化的进度，我还预先付清所有殡仪馆的费用，以打通手续上的障碍。殡仪馆在收到张爱玲的遗体后，立即向洛杉矶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火化许可。在得到许可后，遗体立即于九月十九日按遗志火化，前后除手续必须外没有任何耽搁。火化时亦按遗志不举行任何仪式，照殡仪馆惯例也没有旁观的必要。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这建议和张错在十二日晚所表示的意见不谋而合。至此，我们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Borden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九月十三日我和担任录影的朋友张绍迁在清早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当时晨雾未散，路上车辆稀少，本来要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却早到了十五分钟。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两人在San Pedro的预定地点——中国餐馆“亚细亚村”——和大家会面。因为这地方我早一天曾去勘察过，于是我们很顺利地准时到达。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九点整，我们大家和船长Jim McCampbell，在Ports O’Call Village的第七十七号泊位会面，然后上船出发，这船可容二十人，开在水面上相当平稳。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船长把引擎关掉，船就静静地漂在水上，于是我们大家向盛张爱玲的骨灰盒行三鞠躬礼，念祭文，然后在船长示意下开始撒灰。当我向船长要来螺丝起子，想打开骨灰盒的金属底盖时，船身摇晃得厉害，靠着张错的帮忙，我才打开骨灰包，又按船长的指示，走向左边下风处，在低于船舷的高度，开始慢慢地撒灰。当时汽笛长鸣，伴着隐隐的潮声，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到深蓝的海上。在专心撒灰的同时，其他同行各人，把带来的鲜花，也伴着撒向海里。此际海天一色，白浪飘飘，我的心情随张爱玲的骨灰，飞向遥远水天之间。举行海葬仪式后，大家在一家咖啡店小坐，治丧小组任务圆满完成，至此宣布解散。在整个治丧过程中，治丧小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发布新闻，安排海葬仪式，撰写祭文，拍照录影等等。大事已了，回家后如释重负，浑身觉得特别轻松。可是心里自此留下了不可磨灭、时隐时现的空虚。我将把这位超凡脱俗的奇女气，和我的这一段友谊，深深地藏在记忆里。△海葬任务完成后全体出席人员在船坞合影，自左至右；许媛翔、张错、林式同、张绍迁、张信生、高全之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我们约定早上一齐去清理房间。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时注意到对街没有窗，不会有人看得到这边的情形。我非常惊讶地感到所有东西都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在购买时所作的选择，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奇怪！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床 倚在东墙靠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寸，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寸，也不重。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有时还借电视声音催眠。”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和我想象中的一般作家不同，也没有任何参考书，有的英文报，是从报摊上买的。由台湾经航空每日寄来的联合报，是她每月一次到信箱去取来的，其中有许多都还留在封套里没有看。她喜欢看英文侦探小说，看完就丢，所剩的两三本翻得都破烂了，她还订侦探杂志。房里到处摆着许多赠阅的皇冠和联合文学。房间里凌乱不堪，伊朗房东逼张爱玲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打扫完了张爱玲还是不满意，说她不能忍受他们留下的那层清洁粉，她要自己来做，一动手就“掉了一层皮”，结果房里还是没清理，确实不干净，尤其是浴室，白的浴缸都变成灰黑的了。她生前一再抱怨她的浴室设备不好。现在亲眼看到，果然很差！张爱玲用了无数的纸巾，也无济于事。洗脸盆旁，以及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有一个特点，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不好洗，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的洗衣房架上，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繁琐的张爱玲，多年来挣扎奋斗的结果。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衣服大半是搬家以后买的，快四年了，看起来都非常新。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在房间里，包括去世那天警察给我的手提包内，我没有看到任何首饰，她用的东西都不贵，这和她在《对照记》里的照片很不符合。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张爱玲不用通常的碗筷，厨房里堆了许多纸碗纸碟及塑胶刀叉，吃剩的电视餐，连盒带刀叉统统塞进纸袋里丢掉，有些买来的金属刀叉也逃不了被丢的命运。她不常煮东西吃，锅子都很干净，不怎么用，还留下些全新的。用得最多的算是那小烤箱了，又破又脏。她也喝浓咖啡、茶，有咖啡壶。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也有一大桶冰淇淋，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四五大包ENSURE营养炼奶了。她长期服用一种草药，名叫Senna Pods，去世前还煮了一锅，这药是从墨西哥进口的，据说是为了医眼病的。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常常叫附近超级市场派人送食品。因此订单一大堆，纸袋到处随地摆。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老是用，怕用完，一买就买一大堆，所有的纸碟、纸巾、拖鞋、假发、营养奶等等，都是如此。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张爱玲是因心血管病去世的，按古语可以说是无疾而终。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她的皮肤被跳蚤叮得发痒，好了以后，才开始安定下来住公寓。后来她又看了许多医生，大多是皮肤病科的，长期涂用各种药膏，也不见好，最后还用太阳灯紫外线疗法，直到去世。至于牙齿，她定期看医生，也用假牙，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经常喊痛。她也花钱配眼镜，还吃补眼神的药。每次在电话上，她经常抱怨染上感冒，和得了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说用了各种的药，总不见好。不过她讲的这些都不是大病，没有引起我特别警觉的地方。最后几个月，看样子她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不下东西，她去世后的遗体，瘦得真是皮包骨了。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也不出外上馆子，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又为了补充营养，她买了不计其数的ENSURE营养奶，喝奶喝坏了肚子，又去看医生。这样生活，身体弱了，没有人照拂，是不能维持的。张爱玲的个性，和她的健康，是有因果关系的。今年七月底当租约满期时，她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快，因此她又多签了两年的续约。为了这订约，那伊朗房东还动脑筋想多要些钱，闹得我找律师几乎和那伊朗房东打官司。去世前她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各种重要证件全部放在手提包内，摆在靠门口的那张折叠桌上，因此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它而把它交给了我。而我也因此很顺利地办完她所交代的事，不必东翻西翻地找。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要人帮忙，一个人就这么泠泠清清地走了！每当我想到这里，为我对她照顾不周，抱着深深的歉意。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做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我本人从开始到现在，因为不懂文学，一直把张爱玲视为一个值得敬佩的朋友看待，所以当整理遗物时，在好坏取舍上，全凭直觉，和普通朋友没有两样。张爱玲生前，为了避免搬家累赘，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放着她以前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所谓“值钱”的。和她的家居一样，她仍旧不用箱子、盒子，为了她自己提携方便，她把所有的物件用许多手提纸袋装着。在和仓库老板订约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名字也填了上去。这件事她从未向我提过，直到去世后，我才在那女警察交给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那份仓库合同。不然我是进不了那仓库的。她如此地信任我，我却一无所知！走笔至此，不禁怆然！我把所有的东西，仓库里的和房间里的，稍事分类，装进纸箱里，以海运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除清理房间时请朱谜帮忙外，其余我都没有假手他人，在法律问题上和财务处理上则借重了律师的帮忙。有些遗物我没有保存下来；譬如厨房用具及食品，房间里的清洁用品，牙膏牙刷等没有纪念性的东西，我就把它丢了。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去世时用过的毯子及行军床，因为不干净，也在被丢之列。家具并不多，也不方便寄，就没有打包。朝东窗前的一堆纸盒，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一具折叠梯，可以拿到冰箱上面柜子里的东西。太阳灯是为了医皮肤病新买的，盒子还在。左下边可以看到联合报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