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每到周末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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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
他的朋友遍布北京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当时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好人缘，和他的厚道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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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厚道的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厚道如胡适，他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
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胡适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来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他妻子江冬秀的信里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胡适曾经教育自己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 ? ’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02. 厚道的人，懂得感恩
胡适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母亲夹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她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帮他择取老师，支付远高于一般学生的费用，极其难堪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她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她为胡适挑选了一门婚事，是江家的女儿江冬秀，一个并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缠着小脚的大家闺秀。当时，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但是江冬秀却已经把自己当做过门的媳妇了，江家本来是望族，在家里，江冬秀有自己的丫环婆子，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但是她却亲自来胡适家照料胡适体弱多病的母亲，胡适一去十年，她就照顾了十年。胡适的父亲早亡，是母亲一手带大，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他虽然不乐意这门婚事，但他也不肯忤逆母亲。在外漂泊十年的过程中，江冬秀能代他尽孝，胡适也甚是感激。于是这个新文化的楷模，在身边的新青年追逐新式婚姻的时候，毅然踏进了旧式婚姻的殿堂。如张爱玲所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胡适那么帅那么有才，却与她相守一辈子，没有纳妾，又那么听话。一方面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一方面是报答妻子的尽孝之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相互的。一个人只有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别人才敢放心与之交往，在相处的过程中才敢放心付出，不必担心有一天这个朋友会头也不回地弃人而去。一个人懂得感恩，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别人才敢信任你，才能拿你当朋友。胡适和鲁迅可谓是新文化运动的双星，但是两人的性格言论却截然相反，因为观念的差异，鲁迅几次讽刺胡适，但是胡适却从未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与他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人格的不恭。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对鲁迅的敬爱溢于言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大骂鲁迅，胡适并没有趁机附和，反而批评苏雪林，说苏批鲁的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他认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应该“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宽容客观平和。哪怕到了晚年，胡适对鲁迅的评价也十分中肯，从不稍加贬抑。胡适的宽容大度，可见一斑。胡适曾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说，病症是鲁迅看得准，药方是胡适开得好。胡适一生触角所及，范围之广超越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人，胡适在文、史、哲各个领域都有开山之功，以再造文明为目的，开一代风气之先。
读胡适，就是在读一个时代的缩影。
胡适的存在，就是社会的一针清醒剂。
这一百多年来，各种“新思潮”都试图为旧时代诊断，为新秩序指路。但只有很少的人看准了病根；开对药的，更是寥寥无几。只有胡适看得最真切，药方开得最妥帖：社会走向现代文明需要的不是那些猛药，而是一剂清醒剂——对常识和理性的固守。
他用极为温和的姿态、“日拱一卒”的执着，展示了如何在急进的时代，坚守渐进和改良；如何在趋向专断的年代，保持多元与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