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的孽债：留在陕北的知青女儿

那还是1985年5月的一天，在延安市宝塔山下的延河饭店，召开了延安地区北京同乡联谊会，讨论白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苍凉青春》，书中记述了嫁给陕北老乡的几位北京女知青的命运。

当大家正在踊跃发言、争论时，会场角落里多了个十几岁的姑娘，一身陕北女子打扮，一双大眼睛盯着讲话人，不时用手擦着泪水。我们惊奇了，哪来的？主持会议的人当众介绍：“她不是客人，是我们知青的后代，是北京知青的遗孤，她从洛川一个小山村来，是从街上听到广播寻来的，她叫王杨玲。”

王杨玲的父母是1969年到洛川插队的，插队的小山村太偏僻了，生活也实在是太艰苦太寂寞了。在这女人离不开男人，男人离开女人也活不下去的地方，求生的本能，使少男少女自然接近了，他们相依相恋，屈从生命的本能，终于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女婴，偷尝爱情禁果结出苦瓜。

虽说这里是文化大革命都几户扫不到的角落，爱情遗忘的角落，但流言蜚语、辱骂指责，搞得其他知青在村里也抬不起头，而且恶劣的环境连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最后他俩只有孩子送人。

一户陕北老乡收养了孩子 这个弱小的生命，在贫瘠的土地上，被长满老茧的手喂养大了。当贫困衰老病弱的养父母再也无力抚养她时，才把一切告诉了她，并拿出家中所有的钱——6元2角，让杨玲到延安找她亲生的妈妈。会场上的知青都落泪了，并一致决定吸收杨玲为联谊会第574名也是最后一名会员，作为全体北京知青的后代，并当场为她募捐。

这是从郝海彦一篇报告文学《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中了解到的，我们必须要郝海彦本人来讲述这段故事。

“延安见过杨玲，一年后，我到洛川出差，又见了杨玲。在知青联谊会的关心帮助与延安地区行署安排下，已给杨玲“农转非”了。在洛川县一个综合门市部当了营业员。我想见一下抚育过杨玲的老人，于是，和杨玲一起回了趟村子。

村子名字怪怪的叫“上操村”，大概是古代边地要塞屯垦戍边遗留下来的。杨玲家光景不好，住的是烂窑，熏得黑乎乎的，墙角一溜瓦缸在昏暗灯光下幽幽发亮。杨玲的养母看我来了，赶忙就做饭 拿起了个油壶，竖着控出些油来，炒了盘鸡蛋。吃饭时，除了鸡蛋就是一碟辣子，一碟盐，还有一碟是腌酸菜。

杨玲的养母说到当年收养杨玲的情况。“那年冬天，外村的北京娃不知咋打问的，把玲儿给抱来了。我原寻思，是个女娃，不要了，大城市的娃金贵，怕养不成。后来一打问，玲儿她妈也苦命，不知咋地酒收下了。

要说养这娃，遭的孽可就大了，硬是拿勺子把米汤一点点往嘴里灌，过了个把月，娃才解开张嘴。以后见天价挤一盅羊奶和一点炒面往口里喂。玲儿小学是在村上念的，娃懂事，下学常是抱回把柴禾稞子，忙着回家帮我做活。

后来在老庙镇上念书，离村有四十多里。那时光景恓惶，不瞒你，自打有了玲儿，家里人谁野没吃过一个鸡蛋，小时候喂了她，上学就靠它换钱交学费了。”养母边说边掂起袖口抹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