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军玉 来源:新周报
折戟沉沙铁未销
9.13事件再追踪
“林帅叛逃事件”中唯一幸存者
李文普,历经劫难再说“9·13”
2014年4月29日,《作家文摘》转载刊登了原林彪办公室随卫干部吕学文的《林彪出逃前后》一文,透露了当时在纷乱现场的一个重要历史细节:
“汽车开出七八米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向后喊了几句什么?接着车上有人(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接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
这个场景,几十年来一直在林彪事件研究学者的想象中显现,但以目击者亲历现场的回忆则不多,且记述详细如同再现还是第一次。
这段文字对于认识林彪的卫士长,“9•13事件”幸存并健在的耄耋老人李文普而言,则是弥足珍贵的佐证,对于厘清林彪叛逃事件历史纷争亦有佐证价值。
说我是林彪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李文普
“9•13事件”已过去了40余年,当年中央文件中提到被林彪之子林立果枪击致伤的老警卫李文普,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人提起……
李文普老人现居住在首都北边,一个被网友称为“垃圾社区”的小区里。那是他孩子的房子,小四居室,百多平米。笔者与李老可谓忘年之交,早些年我还能见他老伴,后来她身体不佳就见得少了,倒是小女儿春荣忙前忙后,始终在他们身边,我想这是老人晚年最大的快乐。
我去得勤,也不算勤。“勤”是我们有很好的约定,只要他不忙都会如约聊聊。“不算勤”是他对往事很淡定超然,多数时候对外面那些瞎编乱扯的事不太关心,包括我买些新出版关于林彪事件的书送给他,他也不怎么细翻。“眼也不好,也没文化读那些大部头,关键是不想再回到那件事情里面去!”鉴于这种情况,我后来改为年节,或他战友回京时约着一块聚聚。
每一次,他给我讲的都是他的经历,包括在林办的过程和“9•13事件”本身,而且每次都是原文老样,这便让我了解了他这个人说话处事的风格原则。李文普是黑龙江林甸县人,1948年第四野战军在当地扩军,没读几天书的李文普便参军入伍。
当时,家里很穷,但因分了土地,他怀着保家护田的朴素思想拿起了枪杆子。刚入伍的李文普个子不高,精瘦。但打仗勇敢,且话不多、人勤快,很快就受到领导重视,当上干部,在四野南下广州后,他已是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1954年,经组织上的推荐,他到林彪身边当了警卫班长,从此与林彪结缘。
初见林彪,并不是人们想象那样有专门的隆重介绍。据李文普讲,“林彪早年就是个沉默寡语的人,他整天研究作战,与地图为伴,一般的人进不了他办公室,就是夫人叶群进去不通报也不行。他偶尔出来,也是人马远避,敬而远之。”
李文普这番话可以得到证实,笔者曾采访“东总”的老人苏静,苏老在世时讲过,“林总善于独立思考,包括当时参谋长刘亚楼汇报多了也会不耐烦,他从不爱啰嗦。”
李文普第一次见林彪,是林彪坐着吉普车去会场,外勤已安排妥当,李文普所在的班也乘车等候。大家在一片肃穆中,有人说“林总出来了”,瞬时就见闻马达齐鸣,一路风尘。直到下车时,他才见一个小个子首长在拥簇下进了会场。
“那时敌特猖獗,林彪又是敌人眼中钉,加上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特别关心,警卫相当严格。第一次见了一个背影,算是近距离见到林彪了!”
李文普真正见林彪,是他带班在“林总”驻地站岗。几乎在不经意之中,林总从办公室出来,在院里散步。他一个人,迈着鞋跟擦地的步子,眼睛盯着两三米远的地方,可以看到首长走路还在思考。走着走着,可能是广州花粉让他有点过敏,他从口袋里掏出个手巾擦擦鼻子。
当时,李文普带班的哨位离他不远,见首长出来大家屏住呼吸,把胸部挺得老高。但林彪却视而不见,始终在思考问题。在他掏手巾时,李文普余光中发现首长口袋里带出来一个东西掉在地上。李文普那时眼尖耳聪,他听见是一盒火柴掉在地上。
待首长继续前进后,他过去把火柴拾了起来,但看见首长在继续散步,他也没吭声,只是保持距离默默随行……这时,贴身警卫出来看见了他,便过来打招呼,李文普才告知首长火柴丢了。闻声,林彪才停下脚步,听他和老警卫员说话,林彪只听不吭声,李文普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林彪无声地回屋了,这事好像就没发生过……
但时隔不久,李文普就没在驻地站岗了,而是直接在林总家中做起了贴身警卫工作。笔者多次问李文普“拾火柴”与做贴身工作有无关联?李文普没作回答。他就是那么个人,从不猜测,对于不清楚的事情不表态。倒是了解这一情节的老同志分析,可能是林彪见李文普机灵老实,又寡言勤快,加上他说话反映出他是东北子弟兵,才能到林彪身边。
这种分析应有一定道理,但这是根据林彪的喜好作出的一种判断。
接下来的日子,他便成了林彪贴身警卫,开始隶属四野警卫团、中南军区保卫部,后来到京后编制在总参谋部警卫处。对内,叫警卫参谋,对外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卫士长”,旧时也叫“副官”。一度,“林办”人员不够时,他还兼做秘书工作。后来一些出版物中称他为“李处长”,主要是他的任命在总参警卫处担任副处长。
“在林彪身边工作那才叫辛苦,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随叫随到,生怕出一点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我身高1.73米,觉从来没睡好过,瘦得皮包骨,不到100斤。”
回首往事,李文普告知虽然在元帅府,却不是别人想象得那么风光,整天像哑巴一样干活,做事小心翼翼,的确是个苦差事。谈起在林彪那里工作,李文普老人在晚年还一再强调,一定要弄清三件事才能好理解:一件是林彪特殊的身体,二是首长与叶群特殊的关系,三是林彪子女与林、叶的关系。
关于林彪身体,李文普讲那时的“首长”与战场上下来的首长有一样,也有不一样。说一样都是从战场下来,身体都比较差。如罗荣桓元帅、刘伯承元帅,包括聂帅等,解放后身体都有毛病,而林彪更为特殊。
抗战时期,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士兵误击伤了肺部。在苏联治疗时,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害了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子、出汗的“五大后遗症”。这就是说,在林彪身边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围绕“首长”身体、或围绕“首长”特殊的生活照料在工作。这一点,与在其他首长身边工作不大一样。
林彪与夫人叶群的特殊关系,可以讲叫“合不来、离不开”。合不来,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品行原因,也包括年龄上的差距。这对老少夫妻一个好动一个好静、一个好说一个讷言、一个浅薄一个城府深……还有“大男子”与“小女子”那种难以磨合的矛盾。
林彪大男子主义是比较重的,弄不好就吵嘴打架,这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了拿脚踢,赶她滚,好久不愿见她,也不让她进他房间。”每到这时,李文普只好注意观察,待林彪气全消了,才敢叫叶进去谈事。他们谈事,李文普赶紧躲开……
但李文普强调,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尤其到了后期,叶群当林办主任,林彪又几乎离不开她。林彪体弱好静,足不出户,外面事都靠叶群东奔西走,上蹿下跳,大主意林彪拿,小事都是叶群办。
李文普还讲:
“这对政治夫妻既有矛盾,又有依赖,是一方面。关键是三个子女与家庭关系也很复杂。林彪与前妻张梅的女儿林晓霖是有感情的,但叶群从中挑拨,到‘文革’中就驱出了家门。对此,林彪是有苦不说。林彪与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当时在空军担任空军报社副社长,林彪很喜欢,但她与叶群几乎誓不两立,在家是貌合神离。林彪与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当时也在空军担任作战部副部长,他听林彪的,也与叶群搞不到一起,甚至监听叶群的电话,听叶群的丑事录音……林彪夫妇疼爱这一对儿女都是真,但在培养上对林立果的政治培养抓得紧,他们姐弟俩也不同于寻常百姓家姐弟感情,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家庭。”
“不管是认识林彪,还是研究林彪事件,不了解这个家庭就会胡扯。”李文普介绍,“在林办工作的人员都知道,在这里工作要时刻注意处理好这些复杂的矛盾和关系。”
李文普就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中工作,“主要管林彪的安全,还包括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起居,另外就是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和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李文普就是管理这些事,一干多年,从单身汉工作到结婚,从外地工作到北京。
“时间长了,林彪一来用得顺手,二来相信我忠厚老实靠得住。”从另一个角度讲,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和对首长的敬仰,李文普对“首长”也有感情。他对他有感情,自然多数站在首长立场上想问题,对叶群一些做法从反感,甚至厌倦,到后来发生“小顶撞”在林办大家皆知。
叶群有野心、爱出风头,自己也不检点,她对林彪又敬又怕,怕了就爱撒谎,整天没几句真话,李文普自然反感不悦,林彪也早有觉察。所以,林彪给她规定:“说话不啰嗦,办事别越权”。
这张纸条是林彪写后让李文普送给她的……慢慢地他成了林办的“拥林反叶派”的小头,大家对在叶群那把握不了的事,经常问他,他也尽可能提点建议。叶群比较怕林彪,也防范李文普,这讨嫌又可怜的女人知道“首长”喜欢李文普,赶是赶不走的。所以,她在别人面前耍心眼,但在李文普面前很防备。这样,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李文普服从组织决定,虽然也有短暂的时进时出,却不知不觉在林办待了小十年。但时间长了,他觉得应换个岗位,特别是与首长夫人不合拍,也一直是他一个心病。刚好总参成立警卫处调整首长驻地人员,他便回到机关,也就是在中央警卫局下的总参警卫处当参谋。走时,他知道林彪不搞迎来送往,干脆没去道别,只给叶群打了个招呼,在支部办了手续,就到机关上班了。
李文普从帅府出来,顿感一身轻松,第一个星期就带上夫人、子女到前门大楼转了半天。走在市井中,他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过去,他跟着林彪走了无数个地方,从来没有自己逛过街,如今陪家人散散步,一下回归到自由的生活中,他对昨日有一种特别陌生怪异的感受。此时天是那么蓝,人是这样自由自在,回家吃顿舒心饭是那么香……只可惜,他刚脱离苦海,又卷进了漩涡。
那天,他完成一项警卫协调已是深夜,回家刚把饭端上手,林办秘书来了电话,让他马上到林办。李文普急匆匆赶到,一眼就看见林彪还没睡,正气呼呼在客厅踱步,见了李文普,他马上一句话:“你跑到哪里去了?”
这句话问得李文普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叶群马上赶来帮腔,说:“李文普最近在机关学习。”林彪才疑惑地回到卧室……见林彪走了,叶群马上压低声音给他说:“老李,你再不能走了,首长今晚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发了大火,吓死我了!”李文普这才弄清由来。
当晚,李文普就住在警卫室,这一住下,他除了林彪睡着的时候和工作之外,几乎绝大多数时间是与首长形影不离,一直到1971年9月12日深夜……
林彪的晚年,出于身体原因,也缘于用人习惯,李文普成为他生活帮扶的一部分。林彪离不开李文普,李文普渐渐成为了他的生活“主管”。但李文普强调:“生活主管”与“林办主管”则不是一回事儿,林彪办公室主任是夫人叶群,这是组织确定的职务,也是林彪家庭的特殊产物,更是“9•13事件”的成因之一……
对此,李文普始终提醒笔者和世人:“千万别听一些人胡说和一些书胡扯,我不是也当不了林家总管,林彪家说了算的是林彪,具体管事的是叶群,我只是负责林彪生活起居、健康和警卫交通的‘事务主义’者”。
李文普老人当年的确是个“事务主义者”,他与笔者说得最多的,还是林彪的生活保障和医疗服务。“我在林办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林彪的安全和健康,实际上他健康方面我操的心、做的工作最多。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听叶群的话,每天吃什么、穿什么、服什么药,都由我主管……我也不乱出主意,免得引起他的疑虑。”
有一阵林彪便秘,几乎到了要用手抠的程度。但吃药软细一点,他认为又有问题,又要找中药吃。为了查清肠胃毛病,医生建议给他做钡餐投影,可林彪死活不肯去医院,医生和叶群找李文普想办法。
李文普就给林彪说:“您不舒服不检查不行,不去医院也可以,我们把机器弄到这里来检查总行吧?”这一次林彪很听话。李文普马上和301医院专家把机器搬进林彪卧室,待林彪起床后,李文普把钡餐粉调好,一勺一勺喂到林彪嘴里,使肠胃达到体检照相的要求。
那次检查效果很好,搞清了他肠胃没有毛病,只是有点功能性紊乱,这与中央和毛主席早先组织医疗组给他检查结论差不多。单从这件事情来看,在林彪的生活和健康上,林彪的确只听李文普的话。
林彪信任李文普,李文普也想了不少办法保证首长健康。林彪晚上易出汗,出汗了就容易感冒,他本人经常如临大敌……有一天,林彪早上起来就大呼小叫,说出汗了,李文普马上给林彪换衣服,手贴上去发现他的确浑身是汗。
李文普觉得要想办法,就向专家和医生请教,每天把室内温度控制好,及时增减衣服。林彪不喜欢盖棉被,只盖毛巾被,李文普摸索出增加一床毛巾被可增加三四度,穿一件华达呢衣服可增加三四度,就一直按这个尺度及时给林彪增减。
李文普透露,最难把握的是林彪吃安眠药,长期吃有抗药性,但剂量大了人又受不了,后来采用分段吃。有一次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第二天是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大会,结果夜里药吃多了,林彪头脑不清醒,讲错了一些话,这是属于少有的差错……
前些年,当林彪之子所谓的“妃子”突然写书称李文普是“林家总管”和“亲信”时,李文普听了骂其“胡说八道”。但他在心平气和与笔者交谈时,他也苦笑着说:“我在林办有进有出。但林彪看我老实听话,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他们家有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十分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亲信’也未尝不可。但他妈的胡编乱造是干啥?!”
说完,李文普又感慨地说:“这种‘亲信’也不是好当的呀,有一次林彪发火说:‘李文普,我要枪毙你!’说着就找枪……”说起这些情形,让人对林办的工作的确有高深莫测之感。
林彪好多事情根本不是书中那样
李文普老人与笔者在一起,谈话总是大嗓门,知道的事从不忌讳,不知道他也很干脆说不知道。交谈时不时流露出行武人“他妈的”话语,表达出他耿直并畅快淋漓的一面。
相处时间长了,觉得他虽未读多少书,但记忆力却十分惊人。说起往事,他如数家珍,且时间地点极为精准。说起林彪的那些事儿,老人直言告诉我,“林彪好多事情并不是书中那样!”
笔者曾向他求证过林彪吸毒的事。因为在一些书中,把林彪描写成为“生命烛火摇曳的暗淡的老人”。例如:“毛主席数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林彪陪同接见,叶群为应付局面,给医生下令给林彪服食‘兴奋剂’,骗林彪是‘进口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药性发作,厉害时竟然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等药性稍缓,立即发车上天安门,人们所见他红光满面是他‘药潮’未退。”
笔者觉得李文普应清楚这些情况,因为他主管林彪生活,也包括医疗和用药。李文普首先否定了“吸毒说”。他讲:
“写这本书的人“在我印象中她到林办有个十来次,但真正见林彪也就三四次,而且有时是陪同性的。第一次她被叫到毛家湾让她打乒乓球,林彪从帘子缝里看了看,没听到他说什么话。第二次叶群带她来看了看,也没多说话。第三次林家确定了她,我们也都看了,林彪表了个基本的态度……此外,她还有一次陪同301医院领导见林彪,不到20分钟,再就是她到北戴河遇到林彪叛逃。一共就这么几次,时间都不长,她根本没靠近也不了解林彪的生活,凭什么说林彪吸毒?胡扯!”
“据我所知,林彪在广州有次吃狗肉肚子疼,打过杜冷丁针剂,那是我去之前。从1954年我到他身边,一次没有见过他吸食毒品或打过兴奋剂之类的东西。” 李文普介绍,早在战争年代因为枪伤疼痛,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含两口鸦片止疼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那时在延安养伤,就有这种可能,因为延安一度种植鸦片向边区外“出口”,鸦片是药物,也当货币……但是不是真有此事,或者把早年的事与后来的事相混淆,李文普认为这要认真考证。李文普以眼见为实佐证:林彪医疗和用药有他的特点和规矩。
“首先,林彪不太相信医生,在苏联治枪伤后遗症把他治坏了,他就不再相信医生。其次,他自己看医书,有时开个方子抓些中药,从不让别人给他用药,应当是一种防范心理。还有,叶群建议用些补药,但林彪不信那些玩意,好说歹说打过几针丙种球蛋白。
另外,在医生建议下服用一点钙片,因为他晒太阳少。结果他认为服钙片好,就经常要吃,我们和医生怕他吃多了出问题,就让上海的一家制药厂给他定制了加了淀粉的钙片,这事没有给他讲。要说吃药吃得多的是安眠药,有时一夜要吃几次,但他绝对没用过所谓的什么鸦片、兴奋剂,反正我没见过。”
林彪凡是吃的都“讲究”,这种“讲究”不是复杂,而是简单化。李文普讲:“专门有个厨师给他做饭,几乎没啥事干,整天很苦闷,英雄无用武之地……首长他确实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到肚子不舒服,以后他就不吃。有一次许世友给他送了几只野兔,他吃了肚子不舒服,说是热性的东西,就再不吃了,他把什么东西都标有他的‘热性、温性、凉性’。
平时,他主要吃点肉饼、青菜、馒头,而且吃馒头有时用开水泡了吃。有一次吃了几块地瓜后,他马上给我讲,这东西不能吃,吃了膀胱出汗……怎么膀胱会出汗?我到今天都认为太奇怪。”
肉不怎么吃,补药不吃,更没见他吸什么毒品。关于林彪的身体和服食药品问题,李文普告诉笔者:“首长的身体健康都有病历可查,有各级的签字,那些检查和用药医生都是极严格的,档案也自然会严格管理,迟早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没见林彪服食毒品,倒是见林彪酷爱学习。笔者偶尔与李文普说起林彪“不读书、不看报”的传闻时,他马上讲:“这是胡说的,林彪不是不爱学习的人”。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一直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要紧跟毛主席,你们都要看书学习。对此,我很担心,一是没时间学习,二是学不进去,我虽有时给他拿着语录本,从来没时间坐下来学习,怕他哪天考考我们,可能他知道我是大老粗,也从来不怎么问。”
李文普回忆曾随他到上海、大连、广州等地疗养,林彪到了后哪里都不去,只上书市逛,看到喜欢的书就买,他只管挑书,李文普管付款。有时,新华书店印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他认为重要的片断警句,就用笔划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大本子上或制成卡片。
制成卡片和“拉条子”,是林彪一个读书思考的办法。他不仅买书,林办还有一个图书室,他还叫林办人员到处借书,让秘书先读,读了把重要的抄在卡片上他用。他读书看报,读书时作批注,重要的文件秘书摘要讲过之后,他还要拿来放下细细研究。一边读,他一边写些条子。
我经常见林彪屋里记一大堆条子,最后他边看边丢,地下丢得到处都是,到他休息了工作人员才敢去收拾,这时留下的见卡片和条子上只剩下几个字。他就拿着那几个字的条子讲话,从不跑调。
“说他不读书、不看报,应当是‘四人帮’给他找的罪名”。李文普还亲自佐证:“‘七千人大会’前,军委办公厅肖向荣主任交给我一个很厚的稿子,我给首长后,他翻了几页就放在一边,自己拉了几张小条子,在会上作了一大篇重要讲话,毛主席特别欣赏,逢人就说讲得好,并批转全党。林彪是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李文普老人在晚年与笔者谈得较多的事,是他关注的林彪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据李老看:林彪未必要当这个主席!
早在彭德怀打倒以前,林彪是否有心做官?李文普苦思冥想,觉得不得而知。“那时,战争结束了,林彪从南方到北京,一静下来后,他觉得身体始终不得劲儿,想方设法搞好身体,读医术、开方子,就是在那一阵。除此之外,他就向中央、军委请假,四处疗养。在疗养过程中也是问名医、找偏方……
当然,他也看文件、听摘要,但主要是关注大事,有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总理、陈云等交换一些意见,同军队老帅老将谈一些看法。他同熟人在一起说几句,与白区工作或不了解的同志说得少。准确地讲,这个阶段他主要是养病”。
第二阶段就是彭德怀庐山出事之后,毛主席专门搬他出山,他当时的确没这个思想准备,甚至上山后还在向总理了解情况,后来参加了批彭,并担任了国防部长。“
接替彭德怀之后,他便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工作……但干得时间不长,身体又不行了,只好把工作交给贺龙、罗瑞卿等副主席和军委常委,他一边养病,一边也还关注一些大事,说大事主要是毛主席关心的事……
但这次出山他压力很大,不像当年打仗那么省事,他便流露出‘不干了’的想法。当然,这时毛主席对他身体很关心,又叫叶群从地方回到军队照顾他,代他开会,他又流露了许多无可奈何的想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好像有意回避,他一直在外地。7月,林彪还住大连,汪东兴奉毛主席之令打电话叫林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天气热,林彪赶回来后,汪东兴安排他住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他一到,毛主席就上门来看望,和他谈事情……会后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角色,还说若身体允许“就到贵州当省长”。这是李文普亲耳听到的。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到风口浪尖上。据李文普讲,那时毛主席、周总理、江青、陈伯达、陶铸等都来找他,军队更不用说,几乎没白没夜,可是把林彪折腾坏了!那阵子,毛主席是真心要用他,又是抄录养身的诗,又是批转他的讲话,还给他许多特殊的待遇。
江青更是要用“枪杆子”,经常大事小事找“尊神”,要解放军支持。总理需要他做工作,老将们也请他拿主意……那阵子林彪遇到前所未有的应对,叶群受毛主席首肯担任林办主任后,把毛家湾驻地扩建了近2万平米,建筑面积上万,弄了里外几十人的林办班子。那时,林彪累坏了,李文普累惨了。
当时,中央组织了对林彪身体全面检查,总的来说主要脏器无大碍,但林彪枪伤后遗症只有工作人员知道,怕这怕那,这不吃那不吃,虽不叫有大病,但肯定身体弱,一下陡增这么多工作,好多都是李文普和医生在想办法。
据李文普回忆:“林彪那时紧跟毛主席不会掺假。他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但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同毛主席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回到毛家湾养了好一阵才恢复元气……”
林彪作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后来又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但随着地位越高,热情一点一点在减弱。这一点,外人不知,但在林办工作的人不会不清楚,李文普有印象,过去对毛主席的指示、态度,包括用的新贵人物,林彪都很重视。但渐渐,林彪对江青表现出了不耐烦,特别对张春桥、姚文元,他表示了愤慨,称他们是“阴沟泥鳅”……
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被后来列为“政变纲领”,即开幕式上的那番讲话讲不讲,林彪也表现得犹豫不定。但在上车前,李文普就在跟前,林彪还问了一句:“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啊?”是叶群鼓动:“要讲。”李文普扶着车门听得真切,至于林会前向毛主席报告没有?李文普实话实说“不得而知”……
李文普分析:林彪不一定有心要当国家主席。“我们认为他副主席也不愿意当,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他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
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主席不愿接受主席责任范围内的礼仪,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曾说:‘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立果在庐山打电话给留在毛家湾的秘书张云生,说‘他妈的叶老胖(叶群),瞎指挥’是真实的。林立果认为这是叶群出面操纵的,他讲这话有他一定的道理。”
李文普老人还曾向笔者提供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李文普清楚地记得,“是让新调来秘书王焕礼写的。王焕礼是老秘书关广烈帮忙选的,来得晚,时间短,对会议情况并不清楚,叶群让他写,他只好硬着头皮写,并向李文普打听过庐山情况,李文普不清楚,也自然没给他说,即使知道,他也不能讲,这是纪律和他性格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后来检查写好了,送没送不得而知。但林彪心情大为滑落……”
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与毛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的电话至少是叶群打的。林彪屋里有电话,平常来电先联系林办,只有毛主席、周总理的电话他才亲自接,他也亲自往外打,也只打这两个人。但这次联系毛主席应是叶群打给汪东兴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主席见一见,谈一谈。但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位伟人之间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叶群、江青表面上仍经常通话,送点东西,实际上是虚与应付。”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叶群与江青一来二往,中间是不是托江青安排毛林见面?”李文普回忆:“有一次,叶群突然风风火火动员林彪到钓鱼台,那是中央文革的驻地,林彪一般是不会去的,但那一天林彪没二话就去了,去时穿的一件旧便服,胡子老长也没收拾,就这副吓人的模样到了钓鱼台。实际上去了之后除了两个女人扯七扯八,也没什么事,林彪无聊又不好吱声,任他们摆布。一会儿,江青又要给林彪照相,衣服不行找了一件军装,胡子太乱,只好找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刮胡刀生刮了一下,照时江青出主意,临时给他一本《毛泽东选集》……”李文普觉得这次活动值得研究。
大约这一次之后,林彪发生了很大变化。很早,就离开北京住到了苏州、北戴河。过去,这两个地方也经常去,但这年似有些不寻常,李文普分析,可能与林彪有意限制叶群与钓鱼台往来有一定的关系。
“到了北戴河,登门的人越来越少了,与北戴河有联系往来的就是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再加上林立果那些狐朋狗友。黄、吴、李、邱在北京,主要是与叶群通电话,电话不仅打得勤,打的时间也长,叶群躲在房子里一谈就是好长时间,接完电话来回往林彪房里跑。两人谈完,林彪就在屋里来回走,或者一动不动地枯坐,不时还传出一声叹息。有时他打铃进去,屋里基本上没一点声息。”
李文普回忆:“那阵子没人来走动,又不走出去,前后就是一个叶群把话传来传去。偶尔林立果回来,林彪像遇到老战友,又是起身迎接,又是高声招呼……而林立果一走,他又恢复成原样。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副统帅成为这样,我们觉得林彪也怪可怜的……”
在此期间,林彪说话越来越少。李文普也不打听,按部就班地管他的生活、交通和保障服务……
“林彪这次在北戴河,身体还算不错!”李文普记得林彪在世时最后一次体检:“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是比以前差了些(没什么精神),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多大异常。
9•13事件发生之前,北京医院的医生蒋保生在北戴河做林彪保健工作。9月初,蒋保生请北京医院、301医院专家到北戴河来,对林彪身体进行了详细检查。”李文普记得这一次林彪没说啥,很听安排,医生就住在附近的56号楼,有空就检查几项,所以检查比较细。“经过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李文普比较严肃地告诉笔者,林彪身体、思维在当时均无大问题,中央组织过大诊断,他自己也有观察,适时又进行了体检,那些书上讲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老病号”,甚至完全没有责任能力,那都是鬼话。一种人是道听途说,另一种人是别有用心。道听途说不知者不怪,别有用心的目的是为林彪被“劫持”出逃作铺垫。他告诉世人千万别上当受骗!
从林彪的口中知道是真要叛逃了
与李文普老人在一起,话题最终绕不过1971年9月13日。李老讲:“说老实话,那一天如同一场噩梦。这对党对国家都是一场灾难,对我个人也是如此。事情过去之后,真不愿想它!”但笔者还是先后几次把话题引到这件事上,绕不过去!
李文普老人首先讲,林彪对毛主席的政治变化,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是一个转折点。这期间,毛主席“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动作,使林彪对外说话越来越少……但毛主席南巡谈话,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包括叶群指挥“大、小舰队”,林彪下达“9•8手令”等,林办工作人员都不敏感,也确实不可能知道。也就是说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密谋,大家都认为是在谈“正事”,林办工作人员都蒙在鼓里。
9月初,李文普在北戴河疗养院96号楼的工作依旧,他组织完给首长查体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准备给首长挪个地方,因为林彪给他当面交待“到大连去住,国庆回北京”;再则,林家的孩子要来北戴河,这是叶群早就放的风,况且正是夏休,这些事往年也是“常态”。9月刚过,林立果就到了北戴河,李文普得抓紧忙生活。所以,到了节骨眼上,他还是按惯性在思维!
从9月6日开始,北戴河96号楼就忙了起来。这天,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也就是后来查出的“小舰队”骨干周宇驰来北戴河,与林彪、叶群、林立果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批评林彪一家的内容。他们关着门谈,工作人员各自在岗位上工作,谁想到党的副主席一家谋反呢?李文普事后曾经反复讲,当时谁会往那方面想呢,那个年月想都不敢想……
当晚,叶群亲自给林立衡打电话,让她带对象张清林来陪首长。随后,她给李文普交待吃、住、接的问题,李文普把这看成首长家团聚,便迅速协调安排林立衡入住56号楼,林立果固定住在57号楼,组织车辆接送,按不同口味习惯安排饭菜、布署警卫和办理浴场证件。
张宁、林立果
7日上午11点多钟,林立衡与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的未婚妻张某,以及负责林立衡警卫工作的空军保卫处杨森处长到达北戴河。到后不久,林彪、叶群就让李文普找林立衡去住处,李文普到了56号楼没见林立衡。根据工作人员指引,他知道是林立果叫她到57号楼去了,他赶过去找她,周宇驰把在门口。李文普讲清是首长找她时,周宇驰才让他进去通报。李文普也没多想。
后来才知道,这实际是林立果与林立衡通报了情况,北戴河开始了“山雨欲来”的前奏……8日林立果、周宇驰回到北京,北戴河又趋于平静。11日,叶群让李文普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兵力部署情况表》拿来,并说“首长要准备一下战备问题”。
李文普照办。一个党的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要这些东西再正常不过吧,况且马上要部署国庆期间的战备工作,李文普往其它方面想的念头也没有过。同日,叶群突然给他讲:“这北戴河热死人了,不行考虑一下到广州去吧!”多少年之后,李文普明白了这是叶群的一句试探性的话,因为当时林家正在策划谋害主席,事情不成到广州另立中央。
但李文普整天忙于生活接待,哪里想那么多呢?他见叶群临时动议,便反驳了一句:“现在广州天气更热,去广州干什么?”李文普之所以要反驳,是他知道首长有“到大连住,国庆节回北京”的交待,同时也怕叶群一时兴起中途变卦,给接待工作增加麻烦,他已给大连打了招呼,那边已开始准备,所以本能地顶了一句。
叶群见李文普愣着脖子不赞同,话题就此打住了。换了一个话题:“你女儿今年多大了?”李文普告诉她正上中学。听完李文普女儿情况,叶群又问了在北戴河参与警卫的刘吉纯的女儿,刘吉纯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在林办主要是协调驻北戴河的随卫部队,他女儿与李文普女儿一般大小。
听完李文普的话,她突然认真地说:“明天有飞机来,你和刘科长的女儿都来北戴河,我马上给吴司令交待一下,让他俩都到空疗学护士吧”。这件事李文普听了的确有点感动,那年月当兵很光荣,女儿一直有这个心愿,他正愁没办法,没想到好事来得这么快……
李文普听了很感谢,以为叶群发了善心关心自己。9月12日,李文普上午去空疗找院长、政委办理两个小孩当兵的事。天很热,他跑得虽然累,但也乐意。上午回了一下值班室,林彪还是那样沉默无语,问起当天事宜,林彪只是让抓紧收拾准备,还是去大连住。
李文普心里知道,在大连棒槌岛实际上没什么要准备,林彪早先看中了那儿一座副市长的房子,不需要收拾啥。但李文普还是给大连交际处打了电话,让调好温度,告知这几天可能随时入住。
到了这天下午,李文普在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找来说:“李处长,老虎(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去香港,你知道吗?你可不能让首长上飞机啊!”
林立衡
害毛主席,去广州香港,不让首长上飞机!一时间这么多吓人的词汇,李文普听了头发懵:“林立衡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简直没法相信。当时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
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去哪里我还是要听首长的吧,哪能任听你们这帮孩子们在这里吵吵呀!
二是林立衡与叶群感情非常不好。‘文革’以后,叶群为她选美,找了一个又一个,她不要,自己选中了空政保卫部的一个干事,叶群知道后大发脾气,林立衡却以死抗争,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好她的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301医院抢救才幸免一死。从此,林立衡一直怀疑叶群是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林立衡自杀事发时,林彪在外地,北京报来情况,叶群怕挨打受骂,让我不给林彪说实情,我也不想给林彪添乱,照叶群的话报告了林彪。不料,林彪知道后大骂我,说‘我枪毙了你!’气乎乎地近似疯狂,到处找枪。后来他知道是叶群撒的谎,才消了气给我道歉。
第三,林立衡与林立果也有矛盾。他们姐弟俩在空军,做的事都比较清楚,平时感情冷淡,动不动爱较劲,一个看不上一个……现在,林立衡冒出这么大一个‘阴谋’来,把人吓了一跳,但我本能反应是这一家又闹矛盾了!”
脑子经过这么一转,李文普便笑着说:“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呀?说这话可要负责任呀!你说不让首长上飞机,我有什么理由啊?如果首长要上,我能强行阻止吗?”
李文普有点像哄小孩一样这样给她讲。尽管心里也拿不准吃惊,但并没有吃紧。他也知道,虽然叶群在林彪生气时不敢到他屋里去,但这俩姐弟林彪偏爱有加,随时都能去见他。
既然你林立衡知道弟弟干坏事,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向首长去报告,由首长加以制止,不比我们去阻止好?没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吧!你现在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负不起这个责,也不想趟你们的浑水!
李文普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林立衡见给他说不清,又见他不软不硬,就再没往下说,转身走了。事后知道她又找其他人商量去了。李文普见这事平息了,想到孩子刚到部队还差不少生活用品,下午又去了一趟空疗。待他从空疗回到96号楼,几个人都在问他哪里去了:“我们还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的96号楼在不知不觉中热闹起来。热闹从叶群那里通知出来,晚上林立衡与张清林订婚,然后放电影《甜甜蜜蜜》。一听说订婚放电影,喜庆的事又把紧张掩盖过去。
这不仅是主人家的喜事,对于在外执勤服务的人来讲,也是一种放松。林立衡和张清林的订婚仪式在叶群一手张罗下进行。她把林立衡和张清林拉到林彪房里,推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向豆豆(林立衡)求婚了,豆豆同意了,举行个仪式吧!”林彪站起来说:“很好啊,祝贺你们啊!”说着,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这种少有的微笑,李文普记得真切,久违的微笑。
林立衡与张清林在林彪客厅里进行订婚仪式,叶群强拉着张清林与林立衡接吻,李文普便忙着照相。订婚照照了,林彪夫妻又与他俩照,叶群又让林立衡他们与工作人员照。照相的照相,电影厅里传来音乐声,整个北戴河96号楼里显得喜气洋洋……
多少年后,李文普老人专门给笔者讲:“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叶群。越是有事,越能制造假象。毛、林快摊牌了,她还在与江青你来我往;她在搞政变,还在安排我们的小孩当兵;晚上北戴河要发生大事了,她还在安排‘订婚仪式’……这女人从里到外都假,林办的人真被她蒙在云里雾中!”
真正有些变化,是发生在晚上8点多后,李文普回忆:“突然接到北戴河机场打来的一个电话,问林办晚上有飞机到,是谁来呀?林办秘书们都回答不知道,叶群出来告诉我:‘豆豆订婚,林立果坐飞机回来祝贺’!我记得林立果降落后先是乘机场的车,在半路换乘刘吉纯的车回96号楼的。”
给林立衡他们照完相,李文普接着向机场派车,安排食堂做饭,张罗电影厅电影等。完毕,他发现林彪卧室门关起来了。他事后回忆:“正是这时,叶群把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赶到电影厅。
按规定,内勤是不能离开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赶走他们是为了自己与林彪密谈不受影响。9点多,林立果带着刘沛丰回来后饭也未吃,马上与林叶又谈话。”
这期间,李文普一会儿在值班室,一会出来四周看看。作为一个老警卫,他虽然对林立衡的话没有采信,但也不敢放松警惕。但眼前是电影厅里热闹,林家又是天伦之乐的景象,林立果同林彪又在一起,不像林立衡说他是瞒着林彪……让他再一次放松了警惕。
10点多钟,林家密谈也散了。负责林彪内勤的张恒昌传出叶群的指示:“明早6点去大连”!
李文普听到这个消息,心就基本踏实了!
但事情总是那样陡落陡起。正当96号楼稍有平静一阵之后,林立衡突然挤进李文普的值班室。“林立衡专门把我拉进小厕所,还是说飞机要去广州,让我阻止他们上飞机”。
因刚听到去大连,李文普没与她争论,便说这样做没有理由,首长只要自己走我们就是保障服务,哪有警卫阻止首长上飞机之理?她见与李文普还是争不出结果,便让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找8341部队去了……
这时,李文普注意到电影还在演,张清林在和林办不在岗的人继续留着看电影,林立衡的确出去了!可能与林立衡出去向中办报告有关,不久总理就在找叶群查林立果坐的飞机,同时周宇驰打电话给林立果报告北京在调查的情况,这便引发那历史性的一幕大剧。可惜,李文普坚守在值班室,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到此时还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大约晚上11点多钟,见林彪已经躺下,我正准备睡觉,叶群突然来叫我,她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口等着,自己先进去与林彪悄悄说了一阵,然后才叫我进去。这时,林彪已从床上坐起穿好衣服。林彪直接对我说:反正今晚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怎么半夜里走?是去大连吗?现在走我还没调飞机呀!叶群见我脸上似有一堆问题,她马上先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你现在调车叫老杨!”
对林办而言,首长指示就是命令。叶群的话有时要掂着听,但首长就在旁边,她讲的话,应当就是首长意图!李文普这时虽然从没让他调飞机觉得有些异常,往哪去也有点没底他还是按叶群的话照做了。但他在值班室的确充满疑惑……正在这时,叶群马上出来又催他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别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有人要抓首长?”这又是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李文普职业敏感,他的确大吃一惊,但林彪没说他也不便去问,动了一下脑筋,他马上给空军负责专机工作的胡萍副参谋长要了一个电话:“首长要马上走,你知道去哪吗?”胡萍二话未讲,只说:“你不要问了,你不要给北京打电话了!”不容再说,电话挂了。
李文普紧张发愣,林立果旋即把李文普叫到叶群办公室门口,让李文普在门口等,实际上给他把门,他打电话。李文普这时才认真靠近门去听:“……首长马上走,你们越快越好!”接着,林立果又催李文普赶紧调车。李文普回到值班室,立即就给58号楼的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首长现在马上就走!”李文普讲这句话是从贴身警卫的角度与随卫联系,同时也怕万一有什么事也有个呼应。
刚说完,林立果进来,他感觉到了什么,边按下电话边问是打给谁?李文普实话实说了,林立果两眼冒着凶光催促出发……就在这时,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了过来,正在等候的林彪和叶群一前一后自然地坐到后座。他们坐定后第二排打开,林立果第三个上车,林立果的随从刘沛丰第四个上车。李文普抓着两个林彪必备的皮包,与司机同时上车并排前坐,座车马上启动了。这时,他从呼吸感觉到了背后正是林立果,他对林立果刚才两眼露出的凶光感到后背发凉……
车从黑夜划出一道亮光,叶群说了第一句话:“还是老李和老杨对首长阶级感情深!”“我和杨振刚都没说话”。李文普坐在车上也没弄清到哪里去,心里正疑问重重,他只好边走边看。车穿过56号楼时,林彪突然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呀?林立果答道:不远,很快就到”。
伊尔库茨克,这是叛国去苏联。李文普终于从林彪那里知道了他们真要叛逃,顿时一种惊恐在心中升起。多少年后,李文普一直在思考,林彪这样的大人物,为什么能当着他和司机的面,讲出叛国投敌的机密,他只能作几种可能性的分析:一是来自于平常的忠诚老实,林彪觉得自己可靠不避讳;二是林彪可能以为他们密谋的事,叶群和林立果已告诉了他,林彪把他与司机当成了“自己人”;三是叶群那句“对首长有阶级感情”起了作用,林彪已被迷惑……
当时,几乎来不及细想,刚好车过58楼,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站在路边示意停车,姜作寿与李文普一直在并肩战斗负责首长安全警卫多年,李文普想叫停车,但没等李文普说话,叶群抢着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听后猛地加速,冲过了58号楼。
就是这一瞬间,李文普觉得离开警卫部队就完了。同时,李文普想清楚了,这一家要叛国,我不能当叛徒,我当了叛徒老婆孩子不都是叛徒了吗?!“停车!”李文普开口,车里像响起一声炸雷,杨振刚骤然又本能停下。叶群气冲冲地问:“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李文普边跳下车边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当叛徒我不去!”“来人啊!”李文普边下车,边抬手向58号楼边走边招喊。林立果打开防弹车窗一甩手,枪响了,李文普受伤倒地,林彪座车又起步,飞一般冲出北戴河驻地……
根据吕学文的回忆:“汽车开出七八米后,突然急刹车,紧接着车上李文普跳了下来……”笔者在北戴河58号楼前做过考证,这个距离,或者再远一点,目击者仅凭路灯光,也应当完全看清眼前的一切。况且当时58号楼已完全惊动,楼里大多数灯亮了,应当视角视线比较清楚,目击正常。
吕学文的回忆,还有姜作寿大队长事后的回忆,再与李文普老人一贯的说法,多角度互相印证。当时,中央文件明确林彪叛逃时打伤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
我这一生叫做不幸中的万幸
笔者认识李文普老人时他刚过七旬。那时,他腿脚利索,还喝几口红酒。他与我这个晚辈总结自己的大半生:“小时穷没被饿死,后来在战场上没被战死,林彪逃跑时跳下来是人生万幸,再后来受审查没委屈死。”回忆人生,李文普觉得是五味杂陈,摊上林彪事件,确实叫不幸中的万幸。
但他没想到林彪事件之后,这种不幸又纠缠了他后半生的40多年。“9•13事件”后,李文普与林办人员一道,被中央去人一起带回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交代问题。那一年,他才40多岁。当时,组织上让他和大家交代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李文普没多少文化,交代材料一遍一遍写。
他交代了“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头脑简单,对高层斗争不太关心,整天为林彪衣食住行服务,所以对林彪政治上的发展变化看不清”等问题。同时,他也如实交代了在车上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然而,就是因为这句他耳闻的林彪出逃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核心反映了林彪密谋或应知道叛逃计划,故作为重要证据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
同时,1971年中央下发的57号和1972年下发的4号文件,都明确讲清了林彪是打伤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逃往机场强行叛逃。按说,只要审查清楚,他就可以重新分配工作了。因为从整个过程看,他没有跟林彪逃跑,并在关键时刻下车,就足以说明他的立场,即使不算立功,也是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但是,他和林办人员却成了“监护审查对象”,一直关押在亚洲青年疗养院。
起初,审查的组织规格很高。周总理、江青、汪东兴等都是林彪案件审查领导小组成员,纪登奎、李德生以及公安部领导都亲自找林办人员谈话。再后来,谈话少了,但一直要求不断写交代材料。没事时,李文普就是想老婆孩子,想回家。但一年没结果,两年没音讯,一关就是4年之久。
1975年突然有一天,专案组召集林办幸存人员,林彪专机组剩余人员,以及涉及林彪案其他领导的办公室人员等,宣布结束监护审查,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李文普不知,这是毛主席从关押的医护人员中得到消息,亲自批示解放了他们……
李文普拿到审查结论时,他被列入“参与林彪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李文普想不通,但专案组人员讲:你有什么想不通?想不通当时为什么不像林立衡那样向中央报告呀?也有专案组的老人给他谈,出了这么大的事,党的许多同志都犯了错误,你这点委屈算什么呀。李文普听了觉得也是,就懒得再扯了。
解除监护分配工作,李文普被宣布出京到山西一个穷县的石棉厂去工作。因为他是总参警卫处的副处长,转业到那里安排了一个厂领导职务。出京就出京吧,转业就转业吧,总比关着好啊,况且才不惑之年,总得工作呀。这样,他一脚踏到山西的一个山沟里,一直到退休……
回忆晚年生活,李文普就一句话:“摊上了,没办法!”他现在只可惜的就一件事,就是当时在石棉厂没有劳动保护,也不知怎样劳动保护,不少人因吸入石棉得了职业病,他也不例外……这些自然是后话。
李文普退休后关系虽然在山西,但他回到了北京。原因是那时子女因为周总理发话,没受到什么大影响,他回到北京还有个落脚之处。但当他回到北京之后,不幸的事情又降临了!
李文普清楚记得,那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前,在郑州下放的张清林来到北京,当时他已与林立衡结婚,找他的目的就是要找证人给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写申诉材料。
“写什么申诉材料?林立衡不是揭发说早就发现林彪反对毛主席吗?”李文普不愿回首往事,但出于同情和责任还是回答了几个基本问题:
“林彪没有精神病。林彪身体情况,医院和保健医生都有证明,用什么药,病历上都有记载!”“林彪身体是不好,主要是怕水、怕拉肚子、容易出汗,但没其它大毛病”;“跑的时候是他自己第一个上车的,不是叶群、林立果绑架上去的。这点常识你们要有,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不愿走,随便给我们说一声,给其他工作人员、专机组说一声,谁敢把他弄走?这可不是开玩笑……”
“说话、写材料要有依据,要经得起历史考验。”李文普介绍了自己知道的情况,还提醒他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大约这些话说得不对路,不久就听到来自林彪直系亲属放出来的话:“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1年初,林立果的那个所谓“妃子”从国外回到北京,通过林办于运深秘书找到李文普,“说是探望,谈话表面上还融洽,还合影留念”。但不久就出版了《扭曲的虹》和《自己写自己》。这些书和文章,先是爆料林立衡让内勤探听林彪跟林立果密谋时的谈话:“好像首长说什么民族主义者”,后来“好像”又变成了“起码”,再成了“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接着,作者又编造了北戴河有毛主席、汪东兴派去的奸细,是有内应逼着林彪叛逃。该书用大量文字造谣诽谤李文普是林彪的亲信,是林家的“总管”,“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林办和林立果所有电话被他监控”,“他是北京安在96号楼的内线”,“是中央警卫局安排到林彪身边卧底的人”。书的作者以“未亡人”自居,还编造了林彪出逃时林立果打伤李文普是其“自伤”。
“林彪不打铃谁敢进去倒茶,还敢去偷听?林彪根本就不喝茶!书中说的那个参加偷听的‘小克’根本没这个人……”李文普反复强调制造此舆论是别有用心,并以法律名义抗议:“他们给我套上政治枷锁,抹黑我这个老家伙是为啥?不就是我说了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的实话吗!他们这样搞是要把我名声搞臭,然后把我在车上听到的话说成是孤证,这不是活生生给林彪翻案吗?”
李文普至今说到这些还是义愤填膺。他一条一条辩驳:“我都从车上下来了,干嘛要把自己打伤?我听到林彪说的话干嘛不能说呀?按他们这样讲我是‘奸细’,这不是立功了吗?干嘛还被关押流放啊,难道今天还要‘卧底’呀?好多人还跟着人云亦云,这不是黑白不分吗!”
李文普指着《自己写自己》一书上的一段话:“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张清林)和8341部队医生共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书中还说有刘吉纯和其他保卫干部在场,并再次验伤,确定了张青霖诊断。
李文普老人讲:“事实是林立果把我打伤后,我从地下爬起来到58楼大队部,是该大队庐医生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止血,在场的姜作寿大队长等事后都能证明,并不是张清林给我包扎的,我是又到了军区疗养院才检查治疗的。当时,刘吉纯已追林彪卧车到了机场,根本不在场……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连基本事实都不顾了,真能胡扯!”
笔者记得,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些老同志深感不平,劝李文普把历史记述下来,把这一历史真相留给后人。本来一直“闭口当哑巴,再不提往事”的李文普,这一次没有犹豫,他在口述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过去,我对‘9•13事件’采取别人爱说什么都随他而去的态度,保持沉默,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求得心理上的安静,度过余生。我是一个大老粗,不会说、也不会写,一切交给组织,受苦受痛自己忍着,认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说,有关部门会出面澄清。可日子越久,胡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新的领导不了解,无人出来说话,不少人相信那些假材料,人云亦云。子女们受影响,问我究竟怎么一回事,我本不想说,现在又不得不说!”
李文普老人口述了两万余字《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他对编造的故事进行了驳斥,马上激起千层波澜,读者了解了真实情况,党史部门得到珍贵资料,关键是回击了那些为“拯救”一个灵魂,而专门设计怪圈的恶语中伤者,捍卫了历史事实真相和见证者的尊严。
笔者因为阅读这篇文章结识了李文普老人,我们又因为“君子协定”成为忘年之交。经过多次交往,李文普老人相信笔者是在严肃地研究林彪事件,便与我一起回顾和分析了他所知道林彪的许多往事……
大约在世纪之交,我们一些学者建议李老从家中走出来,一块到社会上和大自然中散散心去。李老起初有些犹豫,我们便动员他女儿春荣做工作,李老慢慢同意了。刚好那时有一个重要笔会,李老便来了,见了不少老人,包括许多他熟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中央警卫局老人以及一些党史专家,李老虽不多言,但很高兴。我记得到九寨沟的黄龙风景区,他还爬到海拔较高的半山腰,老人在大自然中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又过了一阵,待我们再次请李老出去转转时,老人只能说遗憾了,一来夫人身体不好,二则他因为血栓造成了腿脚不太方便。事后,我们觉得还是要弥补这些遗憾,便在朋友帮助下请他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山庄休息,刚好那里温泉也好治疗一下他的腿脚不便,老人应诺。
那一次,他在夕阳下拖着缓慢的步子,与我分析了林彪的“98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有事与王飞联系”的信。针对社会上提到的真伪问题。李老告诉笔者,林彪办公室有个李根清,给林彪抄卡片,字写得好,也代林彪签过不重要的文件,但那只是画个图,而且“9•13事件”时李根清没到北戴河,再说李根清也绝不敢代林彪签发手令。
李文普还讲,李根清退休健在,这事也完全能了解清楚……最后,李老严肃地说:“林彪案件审判时,专门机构已鉴定了笔迹无误。而我从公布的影印件看,那就是林彪笔迹,别人模仿没那种劲儿!”
笔者那次见李老,发现他在山西那个石棉厂吸入石棉对呼吸道影响很大,但后来不久见他又好多了,问其治疗,他告诉笔者是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广告,后来顺着广告找到二炮的老卫生部长,这个老部长是中药世家,几个老方子给他治疗非常有效。他笑着说:“你们不相信小广告,但小广告中也有大医生哎。”为此,他儿女们都很高兴,称这是他人好运气好!
李文普老人这大半生真是不幸到有幸,从有幸到万幸,他现在儿孙满堂,正在享受天伦之乐。但作为林彪的老卫士长,他仍然对笔者的林彪事件研究保持关注。他曾讲了一段很中肯而深刻的话:
“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很大功劳,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人心自然不服。但硬把林彪说得像一朵花,那也不符合实际。林彪问题既有那个年代的问题,还有他自身、老婆和子女的问题,要联系实际情况把林彪事件进行综合研究,那样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