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7日，就在西路军从甘肃临泽县的倪家营子组织突围时，中革军委发出《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正式组建援西军，由中革军委委员、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刘晓（后宋任穷）任政治部主任。

援西军由红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耿彪、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10、11、12师）、红28军（军长宋时伦、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辖第250、251、252团）、红31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术申、参谋长唐天际、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第91、93师）、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94、96师）和直属骑兵团（团长高锦纯）组成。

3月3日，援西军从陕西三原、淳化等地出发，日夜兼程向河西地区驰援。3月10日，先头部队进抵甘肃镇原县后从各军抽调骨干组建援西军总部指挥机关，并派出先遣部队做好强渡黄河准备，此时却传来西路军“业已失败”的消息。

3月13日，中革军委电令援西军在镇原驻防，就地展开营救、收容西路军失散流落人员的工作。其中，援西军总部指挥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红4军驻屯字镇、曙光、上肖一带，红31军驻平泉、中原、湫池一带，直属骑兵团驻临泾、马沟一带，红28、32军驻平凉、固原地区。

镇原县地处陕甘宁边区前沿，援西军进驻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威势，以及国共两党已展开的抗日合谈，为营救西路军创造了良好条件。

从2月份组建到8月份改编为八路军第120、129师，援西军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营救或接应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西路军官兵2000多人，这些同志大都衣着褴褛、身带伤病，可以说是一路血泪、千里悲壮！

援西军领导对于这些饱经磨难的战友，均给予充分信任和热情接待，每回来一批，刘伯承等都要亲自看望、发表讲话，鼓励大家为革命再立新功。经过换装、休整、学习和政治甄别后，这些同志除极少数人外，大都很快恢复党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

1937年3月14日晚，西路军在肃南县一个叫石窝的地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部队回延安向中央报告情况；西路军余部2700多人分编为左、中、右三个支队，就地打游击；同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领导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1937年5月，为了更加有效的营救西路军被俘和流落、失散人员，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周恩来和叶剑英同时给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写信，介绍张文彬、彭加伦到兰州筹建中共中央驻甘肃兰州红军联络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收容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人员。

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又特派与贺耀祖同乡的谢觉哉到办事处任党代表，进一步加强与国民党甘肃当局的合作。当张文彬获知兰州拱星墩关押着1300余名西路军将士的消息后，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阻挠，前往关押地探望，并给每位同志发了一块银元，并通过监狱秘密党支部成员徐太先、方强等，向大家转告了党中央正在设法组织营救他们的消息，提醒大家注意斗争策略。

当这批西路军将士被押解到平凉四十里铺时，在援西军侦察人员的精心策应下，1000多名西路军将士被解救到援西军总部和红1军团，其余200多人在到达西安后，经红军驻西安“联络办事处”营救，全部回到位于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总部。

1937年5月下旬，红军驻兰州“联络办事处”获悉关押在武威的24名西路军干部将被送到国民党汉口“感化院”的消息，及时向红军总部作了汇报，这些同志到达西安后，经红军驻西安“联络办事处”交涉，最终全部回到延安。

1937年7月，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假意受人所托，骗取红9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的信任，以到庐山受训为名，将张琴秋（西路军组织部长）、吴仲廉、陶万荣（妇女团营长）带出青海。

途经平凉时，她们巧遇援西军一位宣传干事，于是让他带信给红31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术申。萧、郭接信后立即电告云阳红军总部并转红军驻西安“联络办事处”组织营救。

谁知，李晓钟绕过马步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独自向南京政府邀功。他一到西安，便原形毕露，将张琴秋3人交给国民党西安行营宪兵队看管，行营立即派人乘火车将她们直接押送到国民党中央南京“反省院”。

红军驻西安“联络办事处”没有营救时机，遂将此情电告红军驻南京“联络办事处”。红军驻南京“联络办事处”立刻展开营救工作，先后派沈雁冰的爱人孔德祉等人到“反省院”打探情况，并将此事汇报给正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周恩来即到“反省院”探视张琴秋等同志，并发表了全国抗日形势的讲演。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张琴秋等深受鼓舞，决心接受更为严酷的革命考验。经周恩来亲自与国民党高层斡旋，张琴秋等人于9月初获释回到延安。

1937年10月，红军驻兰州“联络办事处”获知500多名被俘西路军将士将赴郑州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的消息后，积极采取各种统战手段实施营救，当这批人员途经甘肃平凉和陕西彬县时，通过精心策划营救工作，大部分逃离敌手，送回镇原、庆阳等地的八路军部队。

1937年11月，马步芳将1500多名西路军被俘人员编入青海新2军“补充团”，冒充青海省所征新兵送交第一战区补充国民党中央军兵力。八路军得知消息后，谢觉哉亲自出面与国民党甘肃当局交涉未果，立即电请党中央及红军驻西安“联络办事处”组织营救。

在途经兰州时，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这批将士最终全部逃离敌营，被编入八路军各部队。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西安事变爆发后，一些爱国人士和觉醒的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主张更加拥护，对西路军将士的命运和遭遇非常同情，纷纷伸出援手，想方设法救助红军落难人员。

红9军从永昌县杏树庄撤离时，将70多名重伤员留在当地村民王志绩家。他不仅腾出三间大草房，多方筹措粮食，精心照顾伤员，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成功躲过马家军的搜捕，最终使40多名伤员恢复健康陆续回到革命队伍。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教导团参谋长左叶带领11名红军走出祁连山后，路过甘州崖子村时，当地农民秦锁义不仅留他们休息，给大家做饭，还套上牛车把大家偷偷送过了黑水河。

1937年3月16日晚，根据石窝会议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警卫排护送下离队回延安汇报。他们一路同行几日后，来到山丹县一个叫但复三的中医家。但复三是湖北人，听说陈昌浩是同乡后非常同情，留陈昌浩（因陈身体不适，徐向前第二天便与他道别只身前往延安）居住养病，并在他康复后陪同回到湖北。

1937年春，山丹县霍城乡农民邱春芳主动为12名西路军失散人员安排食宿。次日，马家军前来搜查，她将这些红军藏入窑洞，敌人拿着马刀再三威胁，她都矢口否认。事后，还为红军准备了炒面干粮等，护送他们归队。

高金城曾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伤兵医院院长，是一位积极拥护我党抗日救亡主张的爱国医生。1937年8月，经兰州红军联络处代表谢觉哉等人协调，高金城欣然受命，以到甘州（今张掖市）开办“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全力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他一到甘州，就将被俘的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王定国和徐世淑等女战士解救到医院当护士，接着又疏通关系来到甘州监狱，探望并医治被关押的红军战士。

高金城先后帮助刘瑞龙、魏传统等200多名西路军被俘、流落人员回到陕北延安。他的举动引起敌人的怀疑和仇视。1938年2月3日，敌旅长韩起功以看病为名，将高金城骗至其司令部秘密杀害。

高金城牺牲后，他的夫人牟玉光毫不畏惧，继续接力做好红军营救工作，她曾多次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亲自将被救的红军从张掖护送到兰州“八办”。解放后，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并在张掖为他修建了纪念馆。

周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