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读到河南博物院黄林纳女士撰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杨国忠进奉银铤》，因其有关内容涉及涞源的铸币历史，所以如获至宝，现将文中透露出有关涞源的信息进行疏理。
文中提到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着一块“和市银铤”，这块银铤1970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隋唐宫城北郊长32厘米，宽5.4厘米，重2055克。整体呈长条形，上端呈弧形，下端两角近似为直角。银铤上刻了很多字，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刻有“安边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下部则是“专知官监太守宁远将军守左司御率府副率，充横野军营田等使赐紫金鱼袋郭子昂，天宝十二载十二月 某日”。
从银铤上的刻字可以看出，这批官银是作为采市银使兼文部尚书的杨国忠进献给唐玄宗的（税收的一种说法）。银子来源于安边郡，银子由郭子昂在天宝十二年十二月收集。
文章介绍：银铤，是一种大型的银锭，外形和普通银锭一样有多种多样，有的像弧形板子，有的像猪腰子，还有的像鞋垫，所以民间俗称“猪腰银”。唐代一共有五种重量的银铤，除去本文中这种最大的五十两银铤外，还有四十两、二十两、十两及五两。作为官银的银铤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市面流通的是通宝、重宝之类的铜钱。“和市”制度是唐代中央调控各地经济的一种方法，其中涉及到的地方要向中央缴纳一定的重物，在银矿产区则直接折成白银，将其命名为和市银。
目前，国内发现的唐代银铤共有五个，分别藏于郑州和西安，均为开元、天宝遗物，都与唐玄宗、杨国忠本人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施行的制度，以及“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很大关系。开元以来，唐玄宗一直沉溺于盛世之中，生活上日益奢靡，对于金银等贵重金属也越来越贪图。包括杨国忠在内的大臣非常了解帝意，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搜刮，进献给皇帝。
蔚县古称安边郡。据《旧唐书•地理二》蔚州条载：“武德四年，平刘武周。六年，置蔚州，寄治并州阳曲县，仍置灵丘、飞狐二县。……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兴唐郡。乾元元年，置蔚州。” 安边郡的飞狐县有个飞狐口，从这里可以直接由河东道进入幽州和范阳。这条通道就是大名鼎鼎的飞狐古道，又称为飞狐陉，属于太行八陉之一，历代都要设重兵在此把守。涞源自隋仁寿元年（601年）为避杨广名讳由广昌县更名飞狐县，终唐一朝均叫飞狐县。飞狐口即涞源跟蔚县交界处的黑石岭口。
横野军驻扎在安边郡，主要职能是为把守飞狐口这一要塞。横野军是隶属河东节度的重要军事组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载：“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横野军在当时唐代诸军中编制人员虽然不多，仅3000人，但军屯规模相对也是较大的一个军。横野军的治所按照胡三省的注说在安边郡东北一百四十里。《元和郡县志》卷十八记载：蔚州管县三，兴唐、灵丘、飞狐。其中兴唐县，“本灵丘县也，开元十二年，于州东北一百三十里横野军子城南置安边县，属蔚州。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仍自灵丘移州理于安边城。至德二年，改为兴唐郡，仍改安边县为兴唐县。……横野军置在州城内”。这样的方位记载会把人搞蒙圈，不管怎样，大概位置在灵丘蔚县之间。
文章指出：安边郡，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产银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得知其地也是一个产银区。首先，文献中对于安边郡有着十分丰富的铜矿有非常明显的记载，特别是飞狐县拥有大量的铜矿资源，此地曾是唐政府的一个重要铸钱基地。查阅《元和郡县志》卷第十三，河东道三：三河冶，旧置炉铸钱，至德以后废。元和七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臣访闻飞狐县三河冶铜山约数十里，铜矿至多，去飞狐钱坊二十五里，两处同用拒马河水，以水斛销铜，北方诸处，铸钱人工绝省，所以平日三河冶置四十炉铸钱，旧迹并存，事堪覆实。今但得钱本，令本道应接人夫，三年以来，其事即立，救河东困竭之弊，成易、定援接之形，制置一成，久长获利。”诏从之。“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时朝廷新收易、定，河东道久用铁钱，人不堪弊，至是俱受利焉。”文中所指三河冶即指涞源从浮图峪到银坊一带的铜矿山。
以上这种景象描述的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宪宗时宰臣李吉甫视察飞狐县铸币的情况。李吉甫于807年始担任宰辅，814年去世，为唐肃宗李亨和宪宗李纯至德到元和期间的重臣。“安史之乱”发生于755年到762年，元和七年（813年），李吉甫到飞狐县考察铸币时距离“安史之乱”结束已达51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到李吉甫考察时飞狐铸钱基地的境况虽已大不如前，但李吉甫依然能够感受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况。事实确实如此，新编《涞源县志》引述其它史料载：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朝廷在飞狐县设炉铸钱，共设十炉，每炉年铸钱三千三百缗。每年消耗铜两万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从国保单位兴文塔的石碑上也可得到证实，“东西南北总铜山，万万千千弥亿年，钱坊日铸百万贯，工匠千人赛神仙，天宝三载置此塔，不朽不坏与天连。”上千人的铸币基地，拿到现在也是不小的规模。
飞狐县从唐宪宗元和年间恢复铸币，到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又基本达到了“安史之乱”之前的规模，因此史料记载“盐铁使王涯在县城设置专门管理铸币的‘飞狐钱院’”。
中国矿床发育很有特点，银矿资源大多为伴生矿。银铜共生，有铜矿的地方往往产银。涞源铜矿资源相当丰富，浮图峪、木吉村现已探明铜金属储量依然保有120万吨，同时伴生铅锌和金银。唐代人对此非常了解，宪宗元和元年六月（806年）禁岭北采银之诏也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
对于蔚州产银《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一，河东道十二蔚州有土产：“熊皮、豹尾、雕翎、金银。”除了三河冶，涞源东南一带发现了许多开采和冶炼金银的遗址，如白石山的古银矿洞、银炉台村的冶银遗址等，从泉坊（钱坊）、银坊、银炉台等村名、地名对当年涞源地区冶银的兴盛也可见一斑。2009第三次文物普查灵丘县也发现了3处古代冶银遗址，均与涞源县毗邻。
由此可以判定，河南博物馆所藏银铤产地为安边郡，银子的收集人郭子昂当时在横野军任职，驻守飞狐口，那么作为河东最大铸币基地的飞狐县，拥有大量的冶铜副产品——银，银铤在涞源铸造合乎常理，相信应是成批生产的，只是存世和发现的仅此几枚罢了。
文章指出：银铤进献的时间是天宝十二载十二月（754年），那时安禄山已经担任了河东道的节度使，掌管整个河东道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其中安边郡正是其统辖范围。而此时距离安禄山起兵反叛仅不到一年时间（755年11月9日），那时安禄山与杨国忠两人已经是面和心异。史书记载，此时安禄山反心已起，但表面仍没有显露，各种事物照常运作，因此可以说此银铤不仅是杨国忠想尽各种办法为天子敛财的实物，也是安禄山在反叛前假装归顺朝廷，和杨国忠心不和面和的一个很好的见证。
从这段文字还可以读出另一件事。正是因为安边郡和横野军都归安禄山统辖，可以想见，安禄山在飞狐县没少铸钱。估计这些钱帮助安禄山招兵买马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