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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Bob君
软银愿景基金的核心人物之一。
最近，软银愿景基金的创始人之一，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正式宣布辞去软银集团的联席CEO职务。这个孙正义曾经的合伙人，帮他在中东的多个主权基金和大型LP手里募到1000亿美金愿景基金的人，正式离开了愿景基金，这也意味着曾经那个大开大合的愿景基金在投资策略上转入保守，进入防御模式。
近年来，软银愿景基金（Vision Fund）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之一。作为由孙正义主导成立的全球最大风投基金之一，愿景基金不仅改变了投资界的游戏规则，也在其激进的投资风格和快速扩张中收获了辉煌与挑战。
Misra的离职，实际上反映了软银在经历了诸如WeWork、Uber等项目的巨大亏损后，面临的战略性调整。过去几年，软银愿景基金凭借其激进的投资风格，通过向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迅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投资帝国。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巨额亏损，尤其是在2019年和2020年间，软银因多项失败投资，累积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伴随着Misra的离开，软银的投资策略逐渐由原本的“激进扩张”转向更加谨慎的“防御模式”。这一转型并非偶然，而是受到了资本市场变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刻影响。如今，软银开始反思其过度扩张的投资方式，并致力于通过更稳健的投资策略实现长期回报。
然而，Misra的离职并非孤立事件。在过去的几年里，软银高管层的变动频繁。
2020年，软银愿景基金COO Ruwan Weerasekera（鲁万·维拉塞克拉）宣布退休。Ruwan Weerasekera是软银在愿景基金成立初期的重要人物，他的离开代表了软银愿景基金管理层的第一波重大变动。而在此之后，愿景基金的多个高管接连离职，包括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的幕僚长尼尔·哈德利（Neil Hadley）、投资合伙人彭妮·博德尔（Penny Bodle）、运营合作伙伴阿维·戈兰（Avi Golan）等。与此同时，风险官玛丽亚·汗（Maria Khan）和投资合伙人泰德·菲克（Ted Fike）、贾斯汀·威尔逊（Justin Wilson）等人也选择离开，部分高管甚至转向其他公司担任更高级的职务。
这些高管的离职反映了软银愿景基金在过去几年中的战略变动，以及公司内部运作的挑战。特别是在经历了Uber、WeWork、Oyo等投资项目的巨大亏损后，软银的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也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许多离职高管指出，软银愿景基金内部过于激进的投资风格和偏向快速决策的企业文化，导致了决策层的高压力和不小的管理风险。
在软银愿景基金的历史变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企业在全球风投帝国的起伏，也看到了一级市场投资者面临的共同困境。
外界对软银愿景基金企业文化的评价并不一致。有报道称，软银愿景基金内部存在着一种“奖励好斗和鲁莽”的企业文化，管理层的激进决策和快速投资的风格加大了整个团队的压力，这也是许多高管选择离开的一个原因。
同时，愿景基金的投资风格过于偏向大规模、短期的高风险投资，而忽略了长远的企业治理和风险控制。这种以“快速反应”与“快速扩张”作为核心的投资哲学，导致了愿景基金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应对措施。尤其是，软银投资组合中一些最大规模的公司（如Uber、WeWork和Oyo Hotels）出现了巨额亏损，这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并加剧了内部管理的矛盾和不稳定。
这些人事变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软银愿景基金面临的内部挑战：在风投领域，以“快速进攻、快速退出”为核心的投资方式在市场上行不通，反而暴露出过于激进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软银及其投资团队正在逐渐认识到，未来的投资战略需要更加注重可持续性、风险管理和长期回报。
软银愿景基金的高管变动，尤其是Rajeev Misra的离职，标志着软银投资风格的深刻转型。作为软银愿景基金的核心人物之一，Misra的辞职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也象征着软银在经历了激进投资带来的风险后，正在重新审视其投资策略与管理结构。
回顾软银愿景基金的成立与发展，其投资策略一度极为激进，甚至有些冒险。自2017年愿景基金成立以来，软银的投资风格可以用“狂热”来形容。愿景基金当初目标是募集300亿美元，但最终通过与中东资本合作，成功筹集了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软银凭借这一庞大的资金池，几乎包揽了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和独角兽企业，包括Uber、WeWork、Oyo Hotels等。这些投资项目的高风险、高回报特征，使得软银愿景基金迅速成为了全球风投领域的巨头。
然而，随着投资组合中的部分标的股价暴跌和估值缩水，软银愿景基金的激进投资模式也逐渐暴露出巨大的隐患。例如，WeWork的上市失败及其估值崩塌，给软银带来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损失；Uber虽最终成功上市，但其股价表现也未能达到预期。加上其他如Oyo等企业的亏损，软银愿景基金的投资组合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困境。
随着软银愿景基金的巨额亏损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孙正义和软银管理层开始反思其激进扩张的策略。在2019年到2022年间，软银的投资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Misra的离职便是这一转型的标志之一。
2022年，软银集团宣布将进入“防御模式”，逐步减少对新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激进布局。这一战略转变的核心，是软银意识到快速扩张和过度投资的风险，转而更加注重资产的安全性和投资回报的稳健性。这一改变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随着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加剧，许多风险资本机构开始反思“烧钱式”的投资策略，倾向于更加谨慎和保守的投资方针。
2023财年，软银愿景基金的投资金额大幅下降，从2021财年的440亿美元缩减至仅40亿美元。虽然这一减少使得软银的亏损有所控制，但也表明，软银愿景基金的激进投资风格已经成为历史。对于许多LP和GP而言，如何在全球经济动荡与市场回暖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合适的退出机会和投资标的，成为了当务之急。
除了投资策略的转型，软银的高管变动也反映出其管理结构和公司文化的变化。从Misra的辞职到其他高管的更替，软银愿景基金的领导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这些变动并非仅仅是人事上的调整，更是软银在“过冬”阶段对企业内部管理与决策机制的深刻反思。
Misra的离开象征着软银愿景基金的“激进篇章”结束。他的离职使得孙正义的领导更加集中，软银的决策权和投资策略也逐渐回归到更加稳健的模式。此外，软银对外界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无畏”到现在的“谨慎”，软银更加注重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软银愿景基金的战略转型和高管更替，不仅是软银自身应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为整个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前，一级市场面临的投资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与严峻，如何应对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如何平衡投资风险与回报，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投资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进入2024年，全球资本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尤其是在风险投资领域，资金链条的收紧和退出渠道的匮乏成为了困扰投资者的核心问题。根据PitchBook的数据，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均出现大幅下滑，退出渠道的缺乏使得资本活动显得愈加迟缓。与此同时，国内一级市场也同样面临着募资困难、投资意愿下降和退出压力加大的局面。
202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在募资、投放和退出方面的表现普遍下滑。投资机构普遍减少了投资规模，而退出市场的活跃度也显著降低。尤其是面对IPO通道的收窄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许多投资者宁可将资金暂时“趴在账上”，也不愿贸然投资新项目。这种情形不仅反映了一级市场的普遍谨慎，也暴露出市场结构不成熟和退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从软银的变动来看，其高管的离职与公司战略的调整正是这种市场环境变化的直接反映。过去，软银依靠庞大的资金池和激进的投资风格获取了全球瞩目的回报，但随着风险的累积，软银开始意识到，过于激进的策略不仅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也会在资本市场低迷时放大退出难度。
软银的转型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在资本市场动荡与经济周期调整的背景下，谨慎的投资策略可能是未来的一条生路。在软银愿景基金的大规模亏损后，其回归防御模式并采取更保守的投资策略。
除了投资策略的调整，一级市场的投资者还应加强对市场动向和政策环境的敏锐观察。在当前政策层面，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于科技领域的投资。这意味着，虽然资本市场整体环境较为严峻，但特定领域如科技创新、绿色能源等，仍然可能成为未来投资的突破口。因此，一级市场的投资者需要聚焦有潜力的行业和领域，精准筛选优质项目，以适应市场变化带来的挑战。
面对当下的市场环境和软银等投资巨头的转型，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在展望未来时，必须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短期的市场波动，更是为了在长期内保持稳定的回报和资本增值。
一级市场的投资者需要从软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过于激进的投资方式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而稳健和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则有助于分散风险、提高回报的可持续性。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逐步向稳健型资产转变，避免过度集中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趋势。
软银愿景基金的战略转型、管理层变动和高管离职，反映了一级市场投资者在当前环境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从激进投资到谨慎投资的转型，不仅仅是软银的历史演变，也为全球VC/PE行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面对资本市场的波动和退出压力，一级市场投资者应更加注重资产的保值和回报的稳健性，同时加强多元化退出通道的建设。
一级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灵活应对政策变化和市场环境的波动，寻找新兴行业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资机会，同时加强资本风险的管理。只有在经济周期和市场变化的背景下，灵活调整策略，投资机构才能在不确定的市场中稳步前行，创造出长期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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