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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青年报》，采访者：朱玲。原题《历史更需要反思，但我们做得不够》。受访者：冯骥才，中国当代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
▋一个民族不怕犯错，就怕记不住教训
北青报：去年，您的《一百人的十年》再版，这本书写了没经过文革“十年”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态度。这些年轻人，在对历史的态度上，哪一点让您感触最深？
冯骥才：淡漠。但我觉得不怨他们，怨我们。
北青报：“文革”十年过后，“伤痕文学”兴起，您也是那股文学潮流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伤痕文学”多停留在对历史的控诉和个体的诉苦上，如此面对历史，您觉得够吗？
冯骥才：我觉得，历史更需要的是反思，但我们做得不够。当然，这也跟我们时代的突然转变有关系。现实充满了新的问题，也充满了新的魅力。所以，文学开始被这个东西吸引。当时，国家也希望文学能推动改革。慢慢地，文学就转向了。
北青报：可否说，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对历史的反思，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
冯骥才：就是这样。忏悔是人性中的复苏，也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良机，但被我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一旦错过，十倍的力量也无从挽回。
北青报：缺了这一段，有何弊端？
冯骥才：一个民族，不怕它犯错误，就怕它记不住教训。如果记不住教训，那些损失掉的东西，才是真正损失了的。只有记住教训，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一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对社会有矫正功能”
2011年，时年57岁的高华教授去世，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引来人们无限缅怀和惋惜。高华对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史学界流行着对他和杨奎松两个人“南高北杨”的说法。
高华凭一己之力解构了造神运动，杨奎松则以世界性的视野，以一部《革命四书》，证明了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所以高华才那么“高”。杨奎松走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梳理出一条路。
这两条路都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 此二人的存在，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厘清了发展脉络，使后人不至于像瞎子一样，在历史的幽暗隧道里，跌进肮脏的水潭里淹死。
刘瑜的“手电筒”之喻恰如其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不读高华和杨奎松，想不做无用功很难。
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
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 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
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
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
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
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
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
......
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
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
杨奎松为《革命》一书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