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公开否定文革的大佬

文化   2024-12-20 21:48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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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
“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与毛泽东会上激烈争吵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
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来访的梁漱溟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
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
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
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
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
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
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
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梁漱溟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
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
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
“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
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延伸阅读】
梁漱溟施展儒家“功夫”
对付红卫兵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梁漱溟说:“正己再正人,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向梁漱溟承认了错误,很恭敬。他调动工作前,还交代过接替者,不要为难梁漱溟。
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
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
8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好。”梁培恕在过去的20多年和今后的时间里,都要整理父亲梁漱溟的资料,“事情一直很多。”

日记很少写感想
在聊天中,澎湃新闻记者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
“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爸爸在新街口,骑车都得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他。‘文革’刚开始的三四个月很少见他。”
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记录,很少写感想。”

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太平庄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9、10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庄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
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
“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
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
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
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
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培恕才意识到,坏了!只好说实话,对他们说,“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最后没有被揭发。
哥哥梁培宽比梁培恕晚到几十分钟,他们商量了策略,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我还提了意见,‘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不要踩。还有政协发的预算文件,是保密文件,别流传外去。’他们不甘心,但也没办法不接受。最后我问,‘我们可以走了哇?’他们说,‘可以!’。”

红卫兵头头暗中帮忙
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得流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
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紧张。”
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了。”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缓和了关系。
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不记仇,没有仇恨心
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
后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去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
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他不太谈毛泽东,即便谈也是称赞。”
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1956年)的时候,梁培恕告诉父亲,“我们机关已经传达,八大不要铺张,只要写经验总结就可以了”。梁漱溟听了很高兴。“那时候,中国正跟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他听到这个情况,在日记里记下这么句话:毛公可谓贤矣。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内情。”
梁漱溟1956年在北戴河的时候曾打算写一本书叫《中共何以拯救中国》,但他后来没有写。“这是他从他的角度拯救中国,他写,一定是跟中国文化连着,跟中共后来的历史连着,跟毛周的成功连起来,还要把群众写进去,主要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不是(为党)宣传。”梁培恕说。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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