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8年版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座的还有一些将要毕业的同学，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是如何面对的，这可能对在座的即将毕业的同学有点意义。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

我为什么前面强调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你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你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那你就会被黑暗压垮，或者和它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走这个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经常讲，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这句话可能听得比较抽象，我讲具体一点。我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由于我一贯自觉地走“白专”道路，所以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是就不准许我读研究生。

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的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去工作。”

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现在看是旅游胜地了，当时是很荒凉的。你想我是在北京、南京这种大城市长大的，我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时代，饭都吃不饱。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头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

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我当时想考研究生，想跳出来，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

当时我分析，自己到这里教书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

这个过程中，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人总要有一种成功感，如果没有成功感，就很难坚持。我当时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让考，所以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

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来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象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虽然是非常艰难的，饭也吃不饱，但是有这个东西，我度过了难关，我仍然生活得诗意而神圣。也许旁边人看见我感觉并不神圣，但是我感觉神圣就行了，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我后来果然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老师，慢慢地在地区也很有名，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仅有这一目标，人很容易满足，还得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理想目标就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的目标。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考研究生，要研究鲁迅，要走到北大的讲台上去向年轻人讲我的鲁迅观。有这样一个努力目标，就使我一边和孩子们在一起，一边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读书，鲁迅的著作不知读了多少遍，写了很多很多研究鲁迅的笔记、论文。

文革结束以后，我拿了近一百万字的文章去报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一点成就，跟我在贵州安顺打基础很有关系。但是这个等待是漫长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我一九六零年到贵州，二十一岁，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三十九岁，才获得考研究生的机会。那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班车，而且当我知道可以报考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准备的时候，连起码的书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个研究生，却有八百人报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

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更要靠机会，机会是稍纵即逝，能否抓住完全靠你，靠你原来准备得怎样。虽然说我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准备了十八年，我凭着十八年的准备，在几乎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

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诉大家，我考了第一名。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到北大讲我的鲁迅，明天我还要给烟台大学的同学讲我的鲁迅观。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当初没有抓住机会，没有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我可能还在贵州安顺或者贵阳教语文，但我仍不会后悔。如果在中学或是大学教语文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我有些方面得不到发挥，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我还是能在教学工作中，就象几十年前一样获得我的乐趣，获得我的价值。

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对在座朋友有一点启示，就是你必须给自己设置两个目标，一个是现实目标，没有现实目标，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坚持下来。只有在现实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你不断有成功感，觉得你的生活有价值，然后你才能坚持下去；反过来讲，你只有现实目标，没有理想目标，你很可能就会满足现状，等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抓不住这个机会。

人总是希望不断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人应该有现实目标和理想目标这样两个目标，而且必须有坚持的精神。你想对于我，十八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我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这十八年。所以一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更可贵的是有坚持下来的恒心，有定力。这十八年有多少诱惑，多少压力，不管怎样，认定了就要这么做。你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那种干扰多大呀，不管这些干扰，你要认定我要这么做，认定了，坚持下来，你总会有一个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实现理想目标，你还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

大家可以体会到，在中国的现实下，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小，但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环境里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是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我就是把这样的经验带到我进入北大之后的几十年生命历程之中。在这后几十年中，我的生活仍然有高峰，有低谷，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压力，身心交瘁，内外交困，但是我始终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

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必须有目标感，只有大目标、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大理想、大目标、大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实现的目标。

我把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编一本书、策划一次旅游或者到这来演讲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作为具体的目标，每一次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婴儿的眼光重新发现，把这看作是生命新的开端、新的创造，从中获得诗的感觉。我每一次上课都非常紧张——包括这一次上课。因为我要面对新的对象，虽然我讲的内容有讲稿，但是诸位是陌生的对象，我就很紧张。我这一套东西年轻人能不能接受？烟台大学的学生能不能接受？我是你们的爷爷辈，爷爷和孙子之间能对话吗？而且还是我所不熟悉的，一个远方海滨城市的孙子辈，能够听懂我的话吗？

我在北京就开始准备，昨天晚上还在准备，一直到今天，我看了好几遍讲稿，反复琢磨，有一种新鲜感、一种期待感。现在从现场反应看来大家接受了我，我就有一种满足感。有些内容可能是重复的，但是在我讲来却充满激情，因为我有新鲜感，有一种创造感。尽管这是一次普通的演讲，但它是一次新的创造，是一种新的发现，包括对诸位的发现，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发现。而且我追求生命的强度，要全身心地投入。

大家看我的演讲的风格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经给北大的学生有一个题词：“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无论是玩还是读书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这样才使你的生命达到酣畅淋漓的状态，这是我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