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焚城》的海报上，写着“香港史上首部辐射灾难巨制”。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香港：灾难发生在香港，而不是虚构的滨海市或临江市。这极大提升了故事的真实感。
另一个关键词是辐射：这意味着这场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人祸能够引发灾难，就说明制造人祸的不是普通人。
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很耐人寻味，2006年。时间离我们很近，地点在我们身边，这个灾难故事直面我们当下的世界。
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呈现方式却力争真实。说实话，这样的国产灾难片，恐怕只有香港电影人能拍出来。
主人公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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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灾难片，讲的都是灾难下的人性选择。
《焚城》也不例外。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灾难面前政府高层的决策，一条是前线消防员们的生死考验。
而刘德华扮演的环境专家范伟立则是把这两条线索穿起来的关键人物。
这个角色有双重身份，在1996年香港回归前，范伟立是政府高层，因为他硬推“地外货柜免检条例”导致大量电子垃圾把香港作为中转站，最终引发火灾，造成多名消防员牺牲，其中包括范伟立的妻子，而他本人也因此下台。
范伟立早年的过失以及影片里其他官员对他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的职业政客。
这意味着他深谙官僚系统的运作模式，洞悉官员们的意图，并且有底气和他们正面对抗。因为他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特首的联系方式。没有这层关系，以范伟立嚣张的态度，分分钟被扫地出门。
10年后，范伟立的蜕变成一位环境专家，曾多次参与环境灾难的救援工作。这意味着他不是那些高高在上、远离现场的官僚，他是有能力深入一线做出准确判断的专业人士。
所以当灾难发生时，范伟立的第一选择不是去政府开会，而是直接到火灾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知道，政府高官们不会去做这件事。
这个选择实际上点出了官僚体系的一大弊端：越是在第一线做事的人，越没有权力；越有权力的人，距离造成影响的现场越远。
这种情况下，像黄德斌扮演的消防区长刘兆强便进退两难。作为前线指挥官，他明知道怎么做正确，却不能自主行事，必须等待命令。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范伟立这样一个能够打通上下层级的人物，这场灾难基本上就没有解决的可能。
当私利掌握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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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注官僚系统本身存在的问题，影片也没放过灾难前官员的选择，尤其当公益与私利发生冲突时。
电影里的一个焦点人物就是莫文蔚扮演的财政司司长方王惠明。因特首出差，方王惠明署理特首，因此成为灾难发生时，香港权力最大的人。
当范伟立判断还有未知的污染物，要求消防员用水开道找到污染源时。方王惠明担心污染物质遇水发生反应，扩大污染，否决了这一提议，结果拖延了时间。
如果这个选择还属于外行领导内行的认知问题，那么当发现火灾现场存在污染物铯137时，方王惠明又否决范伟立疏散市民的建议，选择封锁消息，这便是人性问题。而范伟立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方王惠明把官位看得比人命更重。
有趣的是，影片里几乎就是范伟立和方王惠明两人对垒，其他官僚几乎毫无存在感。
按道理，没有存在感属于塑造人物失败，但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帮没有存在感的官员，恰恰表现出逃避责任的官僚作风。只是可惜了郑则仕、林保怡这帮老戏骨，没的发挥。
到最后，为了保住自己和丈夫，方王惠明和王敏德扮演的大反派奸商高培德签署协议，不仅不追究他的责任，政府还以市场价七折的价格买走他的楼盘。这就是在发国难财。
当然也可以说，危急关头没时间跟奸商扯皮，他们需要立刻炸掉高培德的楼盘救灾。这也是范伟立放弃阻止方王惠明签字的原因。但是出卖公共利益这个责任，方王惠明得承担。
尽管电影到最后，还是把罪魁祸首的帽子按照惯例扣在了奸商头上。但这已经是《寒战》之后，香港电影最猛烈的一次表达。
消防员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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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对官员的批判，对于奋战在一线的消防员，电影毫不吝啬地献上了赞颂。而影片表达消防员英勇无畏的方式，又饱含浓浓的人文主义关怀。
影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人性难题：当命令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该何去何从。比如当必须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摧毁污染源，谁去？
消防区长刘兆强给出了答案：消防员也是人，没有人能强迫你们去送死。如果你们不愿意去，我宁可丢掉工作也帮你们挡住命令。
这个答案赋予了这位指挥官人道主义精神，对失败不加指责，对怯懦表示理解。保护消防员的个人权利，尊重人的选择。
可能有人会问，几百万香港市民的生命和几个消防员的生命孰轻孰重？可如果为了多数人就可以牺牲少数人，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不会是被牺牲掉的少数呢？
把选择权交给每个人自己，这才是最具人道主义精神，也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选择。
所以，进入灾区寻找污染源是消防员自己的选择，留在蓄水池里引爆炸弹是消防员自己的选择，他们也因为自主选择而成为英雄，不折不扣。
其实相比于消防员们的光辉形象，范伟立这位英雄被塑造得更加立体。影片没有回避他做出选择的私心。
他的自我牺牲源于曾经害死妻子的强烈愧疚，他渴望自我救赎。而当他预感大事不妙，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这也是人性使然。
灾难面前，他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该破坏规矩就破坏规矩，该妥协就妥协。最后，他也以坐牢为代价将奸商绳之于法。
范伟立的选择，在追求结果正义的同时，也维护了程序正义。这也符合刘德华本人的一贯原则：如果他所扮演的角色做错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
尊重个人选择，维护程序正义，这就是这部灾难片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它无疑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
老电影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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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影片有很多欠缺，比如特效不是那么真，批判只是浅尝辄止，再比如情节略显拖沓，人物刻画略显浅白。但这并不妨碍《焚城》成为一部优秀的灾难作品。
这个灾难故事，承载了足够沉重的人性表达和人文关怀，对于当下这个世界也给出了足够敏锐的思考。
这部电影的诞生，源于制片人江志强受到一则有关“有毒洋垃圾转运”报道的启发。
江志强很惊讶，自己住在香港这么多年，竟不知道有这么多有毒的电子垃圾在香港转运。更让他触动的是，这样的报道竟然几乎没有人留意。
江志强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他想告诉观众，那些看似遥远的灾难，其实与当下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于江志强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豪赌。在电影映后交流中，江志强坦言“压力很大、很紧张”，因为《焚城》的制作成本非常高，高到把这部电影推向市场风险极大。
但江志强决定赌一把，一来，他想要把环境保护的理念告诉观众；二来，他想要证明香港电影人有能力制作灾难大片。
无论最终电影票房如何，你都不得不佩服江志强的勇气，不得不对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心存敬意。
江志强的选择让我想起另一位制片人，方励。同样年过七旬的他在今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里斯本丸沉没》。
作者丨牛角 永远的新文化报评论员
排版丨Ameth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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