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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导演杨圆圆来说，登上大银幕这件事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因为一切都太不容易。
影片始于杨圆圆在2018年受邀赴美进行的一个关于美国演艺界华人女性的调研项目，最终机缘巧合，演变成为一部纪录长片。影片聚焦于20世纪美国唐人街华人女性舞者，通过一场场跨越时间和地理空间的旅行，不仅讲述了她们精彩的人生故事，也映照出一段璀璨的华人移民历史。
替换：这部影片历时六年完成，中间经历了众筹、疫情；杨圆圆个人也经历了结婚、生子、患病恢复等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变化与转折。在采访中，她屡次提到自己和舞团成员如家人一般的关系，之后影片也会在美国放映：“她们（舞团成员）会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也会第一次见到我女儿，哪个更开心，我真说不上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很重要。”电影在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期间，益起映创采访到了导演杨圆圆，以下是益起映创与她的对话：
她是谁？她92岁！
YIQIYINGCHAUNG
益起映创：《女人世界》开始于你的一个艺术项目，它是如何怎么一步一步演变成一个纪录长篇电影的？其中一些比较关键性的节点是什么？杨圆圆：我以前不是拍电影的，我的背景是做视觉艺术，作品也都是和历史比较相关。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看，才能看到当下的很多问题，所以我之前的每个艺术项目也都会先涉及到一个比较大块的长时间的历史调研。我最开始是想围绕海外唐人街，尤其是在20世纪演艺界的女性华人为课题。也是在搜集材料、做采访、找档案的一个过程，我本来以为搜集到这些东西之后会变成一个艺术作品，直到我遇到我的这一群拍摄对象。我非常震惊，第一次见到她们就惊呆了，那种感觉就是一见钟情，一群70到90岁的人怎么会这么可爱和有魅力、这么有生命力、这么幽默、这么乐观。第一次见到柯比（Coby）是看到她在舞台上彩排，当时在拉斯维加斯，柯比已经穿好一身她自己做的荧光绿色的衣服，在台上像蝴蝶一样转圈，一圈一圈地转。我看到她第一眼，是一道灯光打在她身上，忽明忽暗的，戏剧张力强极了，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她是谁？她92岁！我不相信她92岁。见到柯比的时刻，我心里就很清楚：只有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更好的传达她们的故事。一切是这么开始的，我是学摄影的，没拍过电影，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又觉得我能做一些尽力的事情，所以我就直接开始了。杨圆圆：在前面调研的过程中，我看了魏时煜老师的《金门银光梦》后，我就变成了伍锦霞的迷妹，当时就了解到她在1939年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女人世界》，电影全部都是女性。但是这个电影胶片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只能是阅读梗概，并且看到唯一留下的那一张剧照，觉得很有力量 。一群职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女性生活在一起，互帮互助，在1939年拍出一部这样的电影。我当时心里一直想这件事，直到我遇到这个舞团，我当时觉得这不就是《女人世界》的再版么？她们所经历的是一个相似的时间段，这一群奶奶可能比伍锦霞年轻十几岁二十岁，她们（几乎）是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女人世界》再版。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想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做什么、怎么做是逐渐慢慢的生长出来的。她们活在当下的精神是宝贵的
益起映创：《女人世界》既关于华人演艺界女性历史，也关于这些女人个体和群体的现在；甚至我感觉现在的部分或许更重要，也更能够跟观众有一个连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平衡“历史”跟“现在”的关系的？杨圆圆：遇到她们的时候，我是带着对她们的过去的兴趣去的，但在跟她们相处中，最动人的其实是此时此刻的她们，是此时此刻她们的那种坚韧的生命力本身，她们的此刻也包裹着所有她们过去的经历。片子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片子最宝贵的一点是：当下的部分以及我们当下共同经历的旅途。《女人世界》不是一个档案文献片，我们想把故事很清楚的说出来，虽然使用了大量的文献，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群人，为了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她是谁、她们经历过什么、她们现在要经历什么。她们的现在是最重要的，我也觉得她们生命当中一个活在当下的精神是最宝贵的。益起映创：《女人世界》将过去和历史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剪辑线索是怎么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杨圆圆：影片开头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有一点舞台感的场景，像是被一个导游引领上了一场时空之旅，因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档案特别少，尤其是华人夜总会相关的档案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把能找到的从什么餐巾纸、火柴盒、明信片，各种相关的东西，还有很少的一些16毫米胶片交织在一起。我们想让它尽可能的形成一个观众看起来观感很好的，一个走入时空隧道的感觉。你先看到了她们的过去，然后是”她们是谁？”“她们现在在哪儿？”然后你看她们当下，跟着她们的当下走，在某一个特定的部分，比如说到夜总会那一整块，当时她们正好做了一个活动，致敬昔日的Forbidden City Night Club，是随着她们现在的活动，进入到历史。![]()
到影片后半段，有点像是随着我们走到不同的地方，你开始对这一个区域或者更大的历史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前半段在美国，我们了解到她们这一群人的过去。后半段，我们到了古巴、到了中国，当我们走入一个更大的华人世界时，对她们整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她们父母辈的身份认同有了更详细的展开。虽然我们片子并不完全是一个公路电影的结构，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这样属性的。随着你所到的地方，你产生了一些回想：在这个地方的经历和你遇到的人给你带来的碰撞，让观众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你昔日的经历。它有点像是两个时空的旅行碰撞在了一起。打个比方，如果柯比没有走到在哈瓦那唐人街的某个地方，她不会回忆起她父亲以前去过的地方，都是因为有这些情境在推动。对我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是走，我带你们一起上路，我们一起走上一趟旅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现在有什么，这里有过什么。我觉得我很希望在片子里呈现这样一种对于历史与当下的观感，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呈现的是一种我们一起走上一趟时空旅程。唐人街最拼的女工作狂
益起映创：影片中柯比和辛西娅都曾在唐人街的夜总会跳舞，这个工作一方面给与了她们经济回报，但也不可否认，这也是一个消费女性身体、并且充满男性凝视意味的工作。她们是如何看待这份工作的？又是理解自己的身份与身体的？杨圆圆：以柯比的生平为例，她是生在美国的第一代，她的父母是移民的第一代。她从小听的是西方音乐，她喜欢的是爵士乐、摇摆舞。但在那个时代，你喜欢这些，作为一个华人舞者，你是没有空间的，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跳舞。柯比从小就求着她爸爸妈妈要上舞蹈课，父母给她花了钱，一个星期一块五，去上舞蹈课，学了半天，没有地方去展示她的才能。直到遇到一个经纪人，他说你作为一个像华人娃娃一样的舞者，你得跳得更香艳一点，你才能够有舞台，你才能够有空间。哪里有空间，只有唐人街有空间。那个时候华人是没有办法离开唐人街工作的。大部分华人从事的工作都是开中餐馆、洗衣店、唐人街之外，没有工作机会。唐人街也因此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那个时候的旅游宣传语：想看一看中国什么样，来唐人街看看。唐人街夜总会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诞生的，而这些女性就在唐人街夜总会的dinner show上找到了一个表演的空间。为什么柯比之前不是那么愿意去接受采访？因为她觉得她想成为一个舞者，但是在她成为舞者道路中，有很多部分是她并不是那么情愿的，她不愿意每天工作到那么晚，她不愿意多露出她的肩膀一些，但除此之外，她没有更多选择。但另一方面，她也在主动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她说，对我来说，表演就是一场时装秀，我喜欢做衣服，你们想看我肩膀更多，我多给我自己穿几层衣服，这些衣服怎么设计我来做主。外套做成粤剧风情，里面做牛仔风情，再里面做摩洛哥风情。怎么样我决定，所以她说：我这一生的表演都是我的时装秀。后来柯比全家人把夜总会盘下来了，哥哥当酒保，弟弟弹钢琴，变成了一个家族生意，女儿写作业，都要在夜总会晚上的灯光下写。柯比有一个绰号，“唐人街最拼的女工作狂”（hardest working women in Chinatown），让人觉得心酸，又很敬佩 。如果我们再去回看那段历史，又是很璀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华人在那个年代能干的事就那些，但这一群人她们体现了她们能唱能跳，并且做的样样都比那个时候的主流群体好。当时的女性，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以这种方式，既在赚钱谋生，也在发挥自己的创意。将各种几乎遗失的历史打捞回来
益起映创：《女人世界》是一部视觉上很好看的影片，即便是一些处理历史和档案的部分，视觉也做得很好，用了不同的视觉材料，很丰富。这个部分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做了哪些收集，最后是怎么把它们放到影片里的？杨圆圆：《女人世界》里有几大类档案，一大类是来自拍摄对象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照片到那个年代的火柴、明信片、餐巾纸上的印花等等类似这样的东西。一部分是来自她们的相册，我翻拍的；另一部分是从在网上和二手市场上，我淘了大量的当年的夜总会留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很零碎，但我都做了高清扫描，在画质上可以做得比较丝滑。还有一类来自档案馆和少量的个人收藏，主要是关于美国早期华人夜总会的档案。比如说唯一一个拍过海外华人夜总会题材的美籍华人纪录片导演，叫阿瑟·东（Arthur·Dong），非常重要。他在1989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拍了一个口述纪录片，那时候所有人都还在世，这些人把他们的黑白档案都捐给了他，我有跟他引用一些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各种档案。还有一类是史蒂芬（柯比的伴侣）拍的家庭录像。从2000年之后，柯比的所有动态影像。都是斯蒂芬拍的。斯蒂芬也是片子中的一员，他是他们感情生活中的记录者、拼贴者，我们的素材和斯蒂芬的素材剪到了一起，有点像我们共舞了，他也是片子的一员。我想分享一个找档案的过程。当时我在舞团负责人辛西娅家。辛西娅年轻时候跳舞的舞团创办者是多萝西（Dorothy·Toy），刚刚去世，103岁。多萝西走了，辛西娅很难过，后来她跟我说收到了一封邮件，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档案馆，说他们看到讣告，很遗憾多萝西去世了。但它们找到了一卷来自60年代的胶片，可能是她们舞团当年来巡演，蒙特利尔电视台录制一段MV。这段录像就是最后出现在片子里的、两个双胞胎拿伞跳舞的片段。做整个片子、调研档案的过程，就是将各种几乎遗失的历史打捞回来的过程。这个时刻真的很好。做这个片子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搭桥
益起映创：影片里古巴之行、上海之行都是你和拍摄对象一起经历的，你也出现在片子里，能感觉到你们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说，整个片子的创作过程跟你个人的生活已经融在了一起。杨圆圆：是的，很难分开了。最开始是我拍她们，但是拍着拍着，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分享彼此世界的过程。我跟整个舞团像家人一样，关系特别好， 辛西娅还是我干妈。我生女儿，她们还通过ZOOM给我做了一个 baby shower。之后影片也会在美国上映，她们会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也会第一次见到我女儿，哪个更开心，我真说不上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为什么柯比愿意被我拍？其实她在之前拒绝了很多采访。我后来就想，我对她有好奇，她也对我们中国年轻人有好奇。她没见过几个来自大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之前带她们到中国演出，她们特别开心，因为外滩美术馆来看演出的全都是年轻人。我们对美籍华人有很多不认识、不了解，其实她们也是一样，但我们对彼此都挺感兴趣的。能一起做这件事，大家都很开心，拍摄变成了一个交流的过程。做这个片子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搭桥。在这个片子里，我的肉身可能是一座桥，我带着她们来到古巴和中国。我有点从导演变成了导游，我觉得搭这个桥的意义很重要，因为有这座桥，她们和古巴的华人终于见面了，60年，她们没有同台演出过。60年前，当时古巴的唐人街会有很多来自美国的华人同台演出。古巴革命之后，唐人街就败落了。很多华人走了，也没有巡演了，这个路就断了。60年后，我们再一次激活这个舞台，搭了一个桥。后来她们又能来中国，又搭了一个桥。到今天，这个电影上映，我也很希望它是再搭一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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