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中纪委副秘书长，扎根歌乐山21年，矢志推动政法名校焕发荣光……

苏明德，福建省福安县人，1927年起在北京求学，1937年6月赴延安抗大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社会部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党委书记，西北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副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8年4月至1979年11月任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1978年5月至1979年11月同时兼任学院院长）。1984年11月离休。1993年3月27日在重庆逝世。

01

邦镛：爱邦护国 心向革命

1905年10月8日，福建省福安县穆阳镇的一个破产地主家里降生了一个男孩。添丁的喜气洋溢在略显破败的房子里，像许多传统的中国人家一样，父母对男孩寄予了“齐家治国”的美好愿望，为之取名缪邦镛。“邦”、“镛”二字巧妙地昭示着他日后必定为守卫国家效忠一生，同时又能成为一名沉稳细致、温润如玉的知识分子。

1927年初，随着国民革命军进入福建，少年邦镛开始接触革命思想，身体中“爱邦护国”的血液也逐渐被唤醒。同年，他凭借扎实的学识功底考进了北京法政大学（后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就读。“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这是在大学求学时代缪邦镛的信念。这段求学岁月，让缪邦镛接触到了历史唯物论等许多先进读物，从而更加心向革命，并开始积极参与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这段火热的日子曾为他招致过“牢狱归来一身病，满腔孤愤终难平”的祸端，也让他遇到了一生的革命伴侣付玉贞（后改名朱桂芳）。“七七事变”爆发后，“到延安去”成为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的梦想与追求。1937年7月，缪邦镛夫妇一同“改名换姓”为苏明德和朱桂芳，秘密前往延安。从此，“苏明德”这个名字跟随了他的一生。

02

明德：弃旧图新 百炼成钢

明德，意为光明之德，出自春秋曾子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最完善的境界，是青年人最为向往的精神天堂，然而它究竟身在何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圣地”。据统计，抗战初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共4万余人。这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带着“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决心，苏明德夫妇于1937年8月终于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十四队学习。在这里，苏明德和学员们一起挖防空洞、窑洞，编写书报、剧本、歌曲，十分活跃。同年10月，表现优异的苏明德经组织考察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学习了3个月后，夫妇俩一起调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负责锄奸保卫教育，编写小册子、宣传品。

回忆这段经历时，苏明德认为，自己当时工作虽然积极热情，但是理论水平不够，工作方法也不完善。他非常感谢1942年开始参加整风学习的经历，这是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开始，因此极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水平，而且在工作中被评为甲等模范工作者。之后苏明德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长期经手绝密材料的他最知道锄奸保卫工作是如何的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然而，他的职责告诉自己：使命如山、沉默是金。即使是解放以后，与5个子女一起生活，儿女也始终感觉父亲是个寡言少语、惜字如金的人。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苏明德所在的机关队伍被迫撤出延安城。在这段经常要到处转移中坚持工作的岁月里，苏明德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并与同样长期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职的赵苍璧成为同事，“研究了不少问题，得到了不少知识”。

11年后，苏明德与赵苍璧再次相会于西南大地，分别担任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期间学院曾先后更名为四川政法公安学院、四川行政学院、西南政法学院）。29年后，时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的苏明德与时任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的赵苍璧两人又相聚成都，一起为特殊时期中停办的西南政法学院进行复办联手奔波。

苏明德任命书

03

尽瘁：情系西南 廿岁有余

尽瘁，意指尽心尽力，全身心投入，出自诗经中的《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1958年4月，中央委派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苏明德来渝担任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开启了他在西政长达21年的漫长生涯。1979年，74岁的苏明德才正式退休。十余年后， 88岁的苏明德与世长辞，长眠于歌乐山云顶寺。他临走时告诉子女：“我什么也没有留下，也算是两袖清风了。”

然而，在西政的校园里，在老西政人的记忆里，他留下了自强不息、两袖清风，他留下了和衷共济、涅槃重生……在2018年的西政78级入学40周年返校大会上，时任校长付子堂教授致辞说道，西政78级是群体性成功，而成功的背后留给西政历史的，就是“西政精神”。西政78级的群体记忆里，一定有1978年10月那个在废弃游泳池中举办的开学典礼：典礼上，清瘦的、身着中山蓝制服，时任党委书记和院长的苏明德目光坚毅，语气舒缓而坦诚地将西政复建招生时面临的困难悉数介绍完毕后，用五个一连串的“我们有”排比句，宛如一把燃烧的火炬，瞬间点燃了整个会场的激情，热烈的掌声像浪涛般经久不息。

在场的师生并不知道苏明德老书记早在1972年就坚决反对撤销西政的决定，并先后两次联名致信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向中央力陈保留西南政法学院的必要，然而学院最终还是被撤办。据原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徐静村教授回忆，为争取学院复办，苏明德与当时的校领导曾先后多次前往成都，希望通过四川省委向中央汇报反映。在苏明德等老一辈西政人的坚持不懈下，终于在1977年4月，由最高法、公安部、教育部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决定恢复西南政法学院。

复办西政成功获批后，苏明德与院领导胡光带领全校上下立即重整校务，从全国各地找回师生，迎回退休的老教授，克服一切困难推进学校艰苦的重建复办。他们效仿“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奇迹般让西政涅槃重生、全盘皆活——197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院校，78级423名学生入学，招生数超过全国当年法学招生数一半；1979年，举办全国第一个刑事侦查本科专业；1993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从此，西政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04

追忆：两袖清风 严于律己

苏明德是沉稳细致的。据刑事侦查学系退休教师谭宗志回忆，1965年春节之后校内连续发生了3起盗窃案，苏明德书记亲自成立破案组，仅通过半个月的调查走访便成功破获案件。“苏明德书记在长期从事公安、纪检和监察的工作中，炼就了一种沉稳细致的工作作风，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遇事要沉着冷静，对犯错误的人要尤其稳当细致。”

这种沉稳细致也充分体现在苏明德常常深入到师生中开展的调研活动中。西政62级校友、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在自选集序言中提到，自己于1962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当时为四川行政学院）法律系，院党委书记苏明德同志曾亲自到自己所在的六六级二班第二小组召开关于课外阅读的调查座谈会。

苏明德是严于律己的。在小儿子缪秦和小女儿缪京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那么的清瘦。那是革命时期艰苦岁月对健康摧残的结果，也是特殊年代对父亲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的见证。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苏明德肺部出了问题，还出现了吐血的症状。当他恢复自由后，仍不计较个人恩怨，无怨无悔地投入到反对学校撤销、争取学校复办的工作中。“我认为他们这一批老同志确实是党的宝贵财富。”缪秦认为。

这个清瘦的身影也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带领全校师生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历程中。1959年，刚到西政担任党委书记的苏明德，就遇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减轻政府负担，学院党委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自力更生，争取蔬菜猪肉自给供应以度过饥荒岁月。在“誓叫山岩长青菜，定要荒坡变良田”的口号下，学校先后开发出了农业用地57亩，又将房前屋后小块空地和花圃间隙统一经营，种菜、种粮、种植油料作物，大力养猪、养鱼。据学院原院长高绍先回忆：“苏明德书记同所有师生一同种牛皮菜，一个月只吃一斤肉，与师生们同甘共苦，没有丝毫抱怨懈怠。”1957年入学的左开大教授回忆道：“1959年盖东山大楼时，为了节约经费，胡光院长与苏明德书记亲自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到磁器口河边搬砖。那时，从河边到学院门口一条由西政人组成的运砖长龙连续舞动了好几天。”

兴建中的东山大楼

1963年的校门

“我父亲刚来学院时面临的就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父亲在这个混乱时期非常注重保护知识分子与干部的培养，为西政日后的建设与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儿子缪秦回忆道。截至1965年，学院占地560余亩，建筑面积8.8万余平方米，有194名教师的师资队伍和1200余名在校学生，图书馆藏书量达到34万册，已是当时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等学府。同期学院为国家输送本科和专科毕业生3599名，为西南地区轮训在职政法干部5430 人，已成为我国培养和造就政法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

“我父亲很遵守纪律，从来不让我坐学校的公车。有一次司机顺道接了我，结果被他狠狠批评了。还有一次，哥哥缪秦在读幼儿园时，得了痢疾，需要盘尼西林这种消炎药。记得妈妈苦苦哀求他找药，但是父亲就是不肯动用关系去拿药。哥哥差点没命，这个事被妈妈埋怨了很久。”女儿缪京记忆里的父亲非常清正。

儿子缪秦则认为父亲的惜字如金、严于律己、朴实节约，应该是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和纪检监察工作得来的“职业病”，他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父亲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人生观。缪秦的记忆里，父亲从不铺张浪费，常常教导孩子“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并认为这是保证党内生活风清气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