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史 | 张治中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国共谈判

1940年9月，张治中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当时侍从室分三处，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张治中；二处主管党政，主任陈布雷；三处主管人事，主任陈果夫）调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同时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政治部是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国民党方面陈诚出任部长，周恩来是副部长之一，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三厅内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左派文化人士。张治中与共产党一向关系不错，他接任政治部部长后，有人向他建议将郭沫若等人排挤出去，但他不以为然，后来还在政治部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邀请郭沫若主持，以便安置这些左翼文化人士。当时张治中还和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

张治中到政治部工作不久，国共两党关系严重恶化，核心是军事问题。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发表皓电，指责中共自由行动，自由扩充,不打敌人，并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地区。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致电朱、彭、叶、项，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1941年1月6日，北移新四军9000余人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伏击，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失散、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突围后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于1月17日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中共中央随即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仅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大阴谋中的一个步骤，号召全国人民起而制止，并向重庆政府提出：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等条件，作为解决事件的基本方案。

但国民党对中共的要求置之不理，致使双方裂痕越来越大。张治中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尤其皖南事件，我认为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他在皖南事变前就明确反对采取军事行动，但终因孤掌难鸣，未能挽回。事后他对政府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他在3月2日专门上书蒋介石，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张治中在文中这样写道：“（皖南事变后）时军令部提出两案：一为明确撤销新四军番号，一为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职当赞成第二案，其时健生（白崇禧）则主张以甲案呈请钧座裁决。职力持不可，谓吾辈高级幕僚对统帅陈述意见，不妨同时列举多案，俾统帅有所抉择；并谓如照甲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决裂，此时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应加考虑。而健生……指摘曰：‘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这种话！’”

张治中在上书中建议蒋介石，应保持与中共方面的会谈渠道，以让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果任其拖延，“其结果对我无利而有害”——张治中的建议为后来的国共接触与谈判埋下了伏笔。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虽然气焰嚣张，但在张治中等开明派努力下，国共两党还是保持了应有的会商渠道，当时中共驻重庆的重要干部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他们与张治中等人都保持了经常性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盟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场，受国际形势影响，蒋介石和重庆政府必须要稳定国内政局，特别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以取得盟国进一步的人力和物力支持。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并指定张治中与中共方面会谈。不久，中共中央派林彪到重庆，与周恩来一道参与和国民党的谈判。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特别是1942年，中共中央又加派林彪将军到重庆来。林是黄埔学生，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的一栋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了八个月之久。”

张治中所说的“家里”就是位于重庆曾家岩的桂园公馆，是张治中在重庆的住宅之一，也是大名鼎鼎的《双十协定》签字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此工作休息。1943年春，经过几个月的会谈，周恩来将中共方面的最终意见一字一句念给张治中，张治中也一字一句地记下来，形成了四项意见：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地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意见，张治中认为原则上可以接受，并且内心里觉得共产党确已做出让步，也确实有合作抗日的诚意。但蒋介石对此却未置可否，只是在专门召开的会议上让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大部分表示反对，对于第一条，根本不愿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对于第二条，认为将中共军队扩充为四军十二师根本不可能；对于第四条，认为措辞含混，应该先将军队撤到黄河以北再说。张治中在会上虽然一再解释，但还是没有说服他们，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

1943年6月7日，蒋介石会见了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因为此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函件中有愿到重庆“聆教”的客气表示，所以蒋介石托周、林二人带一封他的亲笔函向毛致意，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晤。张治中在回忆录中也有如此记载：“记得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我听了这话很兴奋，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他当即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去，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有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1944年5月，在林彪返回延安近一年后，中共中央又派林伯渠到重庆继续商谈，国民党方面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这次会谈也是非常艰难曲折，时间是从5月到10月底，地点是从西安到重庆。

据张治中回忆，1944年1月，重庆政府军委会派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郭仲容致电军令部：“本月16日，毛泽东先生约谈，表示目前中共拟于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朱德总司令中，择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晋谒委座请示，并嘱报告请示可否。”军令部随即复电表示欢迎。2月28日，郭仲容再次电告重庆，中共拟派林伯渠赴重庆会谈。林伯渠于4月28日从延安启程，国民党于是派张治中和王世杰先到西安与林作初步会谈。从5月4日至11日，双方在西安会谈五次，林伯渠在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数点意见，张治中和王世杰将其整理记录在案，报告重庆政府。林伯渠所提意见与去年周恩来、林彪在重庆所提相差无几，主要有以下内容：军队方面，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服从军委会命令，部队编制最低限度为四军十二师之数，待遇与中央所属其他军队相同；陕甘宁边区方面，边区可改称陕北行政区，直隶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辖区内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关于党的问题，要求给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开放言论，推进民治，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

1944年6月5日，张治中等人约见林伯渠，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他。国民党这份文件与中共的主要分歧在于军事方面，国民党政府在提示案第一条就明确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这与延安方面的要求相去甚远，林伯渠看来对此早有准备，随即从口袋内取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文件一份，交给张治中。在这份文件中，中共中央一共提出了十二项要求和建议，内容涉及到全国政治和国共两党悬案的方方面面。关于此事，张治中在向国民参政会提交的《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此时我们曾对林祖涵先生说：‘……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本不能接受，惟不欲过拂先生的意思，仅允留下，但不能转呈。’当时林先生亦说就留在你们两位处参考亦好。”

随后双方又经过多轮磋商，但由于双方观点不同，所提条款又相去太远，所以并没有谈出具体结果。9月15日，国共两党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报告谈判经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前往旁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道：“此项谈判林祖涵为共产党中央代表，张治中及王世杰为政府代表。林祖涵上午报告，张治中下午报告，双方态度都十分坦白诚恳。根据他们的报告，谈判并无结果，意见亦似愈来愈远。……不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居然能够提出来公开的讨论，并且会场秩序十分良好，大家都很少流于意气的话，都是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的极大的进步。”

1944年11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双方于是又坐下继续商谈。这次会谈国民党方面仍旧以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宋子文当时代理行政院院长，有时候也参加会谈；中共方面则以周恩来为代表；美方调停人是赫尔利。谈判期间，因为张治中经常奉命到各地视察、督导工作，不能每次参加会议，实际会谈主要由王世杰负责，这次谈判的内容在此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