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夜话 | 患者在用生命为我们“上课”

手术台边的“生死摆渡”

距离世界上第一例人类肾脏移植成功实施已过去了70年。从手术技术的艰难探索到各种免疫抑制药物的迭代问世，一代代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将器官移植这个原本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如今手术室里拯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成熟医疗技术。正如肝脏移植之父托马斯·斯塔泽（Thomas Starzl）说过的一句话：医学的发展史往往是，昨日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认为还很困难的事，在明日成了日常工作。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器官移植预示着新生，而器官捐献则可能意味着死亡。在职业生涯中，器官移植医生要无数次面对生与死在同一场景中的“对撞”。对此，尼古拉斯·L·蒂尔尼（Dr.Nicholas L. Tilney）曾在书中写道：“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去救治那位捐献者，直到无力回天。我们看着他的心跳停止，心电图呈一条直线，然后我们立即将他推入手术室，移取了他的肾脏。这个过程听起来很残忍，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救治另一个人。”

事实上，在当下，我国很多器官捐献者家属更愿意将器官捐献看作生命的延续和接力，器官受赠者的“重生”也是对捐献者家属莫大的安慰。

几年前，16岁的少年叶沙在去世后将多处器官捐献给7个人，其中5人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球队。叶沙的父亲曾说：“你们（受捐者）让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叶沙在我身边生活了16年，而今我将这16年的感情揉成了若干份，分派到你们每一位的身边，愿你们带着叶沙的眼去感受灿烂阳光，带着叶沙的心去感受多彩的世界。”

在器官捐赠与移植的生命接力中，器官捐献协调员们默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器官捐献者很多是因突发情况进入临终状态的，家属面对着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悲恸。而此时，器官捐献员要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时刻，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与他们共情，如此才能让器官捐献这一大爱奉献的举动成为可能。

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上，截至2024年12月28日，志愿登记捐献器官人数已超700万，实现捐献例数为56571例，捐献器官个数超17万。这些实时滚动变化着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作出慎重决定的家庭，以及数万个生命的新生。

在感动中变得越发细腻

长期置身于医院这个特殊的社会窗口，我们在患者和家属身上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其中有恐惧、有希望，有崩溃、有理智，有怯懦、有勇敢。我常常觉得，医生在帮助患者的同时，患者也在教医生如何看待生命，特别是如何面对逆境。

2002年，时任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主任的董家鸿完成了国际首例废弃肝脏的移植。当时，一位车祸外伤患者因严重肝裂伤、左肝管横断需进行左肝切除，以挽救生命，但其与右肝断裂开的左肝又拥有相对完整的结构、功能。而此时，同病房还有一位肝硬化严重门脉高压的患者，正在难以控制地呕血，生命垂危。巧合的是，这两位患者血型一致。如果将外伤患者切除的左肝移植给生命垂危的肝硬化患者，则有可能将一举挽救两条生命。

我们马上征询患者的意愿，并请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紧急评估。这名外伤患者了解医疗团队的想法后，很快表示愿意将切下来的肝脏无偿捐献给另一名患者。切除手术与移植手术同期顺利进行，术后，两位患者都恢复得很好。他们在即将出院时还互赠鲜花，在科室里合影留念，眼神中流露出的真诚和质朴让我久久难忘。

作为器官移植专业医生，我们时常在见证生命的奇迹。那是医院刚刚获得实施肝脏移植资质后，我们进行的第一例儿童移植。那名胆道闭锁的小宝宝只有4个月大，经过评估，其儿童终末期肝病指数已达到了少见的41分。经过检查，母亲的血型和各项指标比父亲更符合移植条件，但父亲觉得，妻子经历了剖宫产才给了女儿生命，他不忍心让她为女儿再“挨第二刀”，因此拼命减重，直到自己符合各项移植条件。

董家鸿、陈肇隆两位院士携手为父亲和小宝宝成功操刀进行了手术。孩子因为太过羸弱，术后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自发性肠穿孔，在经历了再次肠穿孔修复手术和长达23天的呼吸机治疗后，小宝宝终于成功脱离了呼吸机。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小宝宝坚强求生感动着每一位医护人员，小小的手经常紧紧地抓着医生的手指。拔管后，小宝宝一天一个样，她在护士姐姐的怀抱中喝着牛奶，还会开心地对着护士姐姐笑，脸色一天比一天粉嫩。出院那天，她已经能自己坐在爸爸的怀里了。

我经常在想，如果换作我是这些患者和家属，很可能做不到那么坚强。从医路上，我的心思也在不知不觉间，在患者带给我的感动中变得越发细腻。

多年前，曾有一名藏族小伙带着母亲求医，因语言不通，他们只会简单地说“痛、不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担心因为病情或沟通不畅导致最后治疗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引发医患矛盾。我试着问他：“如果你妈妈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怎么办？”那位小伙子回答：“那我会为她诵经。”手术前，我们将手术同意书一条一条解释给他们听，可小伙子打断我们说：“医生，我不会写字，按手印可以吗？”

我为他们对我们无条件的信任所深深打动。大概是从这以后开始，我更懂得要站在患者角度去理解、去感受。医生在治愈患者的同时，患者也在治愈医生，帮助医生成长。

对柳叶刀保持100分敬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用不同视角来观察同一事物，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前不久，我和团队拍摄了一段视频，来模拟外科医生和患者眼中自己进入手术室的情景。

这段视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医生的视角为主体。在医生的视野里，手术中心在面前敞开大门。眼前，手术中心走廊宽敞、明亮，通道两边是各种先进的设备和仪器。走过通道，迎面而来的是熟悉的同事。随后，我们日夜奋斗的场所——手术室到了。身为主刀医生，我们带着信心和自豪感来到手术台前。对于接下来的手术，我们相信可以在团队的保驾护航下出色地完成。

而视频的第二部分，是经一位患者同意，以她的第一视角所拍摄的患者被由病房送到手术室的过程。

“滴滴”的心电监护仪声一直在耳边回响着。因为要躺在推床上进入手术室，患者的眼睛只能望向天花板。护士在旁边问道：“有没有吃很多？感觉怎样？”患者简单回答后，天花板上的白色灯带开始匀速移动。紧接着，一道道门闪过去了，推床还在向前，不知道灯带还有多久才能到尽头，也不知道身边的医生要将自己推向哪里。直到进入最后一道大门，一个偌大的无影灯照得眼前一片花白……

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同样是进入手术室，患者和医生的视角以及心理体验有着巨大的差别。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去看待医疗行为，我们才能更理解他们，切身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而当患者对医护人员给予充分信任时，医患才能有更多的共同收获和提升。

从医20年，我跟踪随访了许多接受过器官移植的患者。与其说是我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助，不如说是他们在看着我逐渐成长。事实上，肝移植团队很多关于免疫调节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对这些患者的长期治疗和相互沟通。而现实中，也不全都是成功的经验和案例。

多年前，一位妈妈为不明原因肝功能衰竭的儿子捐献了肝脏。手术很顺利，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个男孩术后反复出现自身动脉病变，反复出现腹腔动脉自发性动脉瘤并出血。最终，我们遗憾地失去了这个男孩。我们考虑，这位患者可能有隐性遗传性基因疾病，也因此意识到，在遇到不明原因的肝衰竭患者时，要尽可能完善包括基因检测在内的各类非常规检查。

在某种程度上，患者无异于是在用生命为我们授课，而这样的“学习机会”只允许有一次。所以，我常和学生们重复一句话：对手中所持的柳叶刀，我们要时刻保持100分的敬畏，再怎么审慎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