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雕塑。
黎庶昌手迹，李连昌摩刻。（陆青剑 摄）
《古逸丛书》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黎庶昌的故乡在贵州遵义新舟镇沙滩村。知名学者黄万机在其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一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村的面貌：“沙滩前带清流，后枕冈峦……村中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沿溪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文字中世外桃源般的景致，与如今沙滩村的现实场景几乎毫厘不差。
这个人杰地灵的村子，孕育了晚清光照中华文化史的“沙滩文化”。而黎庶昌就是“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驻欧外交官生涯和《西洋杂志》
黎庶昌少年时代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意气超迈，抱负不凡。清咸丰四年（1854）以后，贵州战火纷飞，贵阳、遵义几乎成了烽火中的孤城，地方官正自顾不暇，何谈开科取士？黎庶昌深感困处乡里，绝无出息，决计北上顺天乡试，然而两度秋闱均未获选，只能困居京师。
同治元年，载淳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下诏求言。王公大臣无一人进只字片言，黎庶昌却以廪贡生的身份上“万言书”。被召赴军机处面试时，他陈述国家应该兴革之大事十五桩，件件正中要害，于是被特赏知县，分发江苏曾国藩大营查看委用。时年仅26岁。
黎庶昌被曾国藩留在身边作机要文案达6年之久，之后又被曾国藩推荐出任地方官加以磨炼。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北上时，留黎庶昌在江苏待用，并在奏疏中保荐评价黎庶昌“外甚朴讷，内有抗心古哲、补救时艰之志。”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奉命出使英法。经贵州同乡丁宝桢举荐，黎庶昌被选为三等参赞，随行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这年十月，他们从吴淞口出发，乘英轮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端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今南安普敦）登陆抵达伦敦，行程3万多里。初见世面的黎庶昌身历海外诸种景观，眼界顿开。
《西洋杂志》是黎庶昌出使英法，先后任职于伦敦、柏林、巴黎和马德里的5年多时间里，关于欧洲各国的记述。他对欧洲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西洋杂志》既反映了各国的政俗民风，又介绍了许多世界地理知识。其时欧洲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陌生的世界，这部书在19世纪80年代起到了帮助国人打开眼界的作用。
《西洋杂志》问世时，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根据外国人提供的资料编写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是中国人讲述世界地理的开始，但他们足迹不出中国，所述偏重自然地理，对鲜活生动的东西介绍很少。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丛书》中介绍《西洋杂志》时说：“黎氏抱着‘经世致用’的明确目的和对人文地理的浓厚兴趣，仗着一支‘绘影绘声’的笔杆子，在《西洋杂志》中向国人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经济社会、交通途径、风土人情……这些客观平实的记叙，更容易被当时多数读者乐见喜闻，起到了让中国人打开眼界、了解世界的作用。”“从《西洋杂志》中看到的黎庶昌，不仅是一个关心社会、善于用笔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外交官，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地理学者。”
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和《古逸丛书》
光绪七年（1881）冬，黎庶昌调任驻日本国公使。当时日本已进行明治维新，变法取得较大成功，国势日强，对待各国使节，全视其国力之强弱而定亲疏。晚清时的中国积弱莫振，而黎庶昌却以其人格、作为和趣味，赢得了日本人的尊重，并常与日本朝野的文人交游，与之结下深厚情谊。
3年后，黎庶昌丁母忧回故里，光绪十三年（1887）冬，再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此次重返东京，他与日本朝野文人学者的友谊越加深厚，交游也更广泛。据沙滩文化研究专家黄万机在其《沙滩文化志》中所述：“每当春秋佳节，（黎庶昌）常设文酒之宴于芝山红叶馆，与诸名士欢宴唱酬，极一时之盛：前后辑诗歌数百首，叙文数十篇，刻《日东文宴集》3编，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增写了新篇章。”黎庶昌在为许多日本友人的学术专著和诗文集作序，为已故友人撰墓志铭的同时，也把贵州边隅的地域文化推介到东瀛。由于他个人的声望，使得中国使节在日本受到了比他国使节更高的礼遇，日本天皇特颁赐一枚一等旭日绶章，表彰他的功绩。
据《沙滩文化志》中记载，当黎庶昌“三年任满，归国前半年，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巷，情谊深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西洋各国使节见此情景，均啧啧称羡，认为这是使臣归国所绝无仅有的盛况。”
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个人出资收罗我国流入日本的古籍，获得国内已逸的唐宋以来古籍26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太平寰宇记》佚文五卷半。黎庶昌将这些失而复得的古籍在日本影刻成《古逸丛书》200卷，其刻印之精美，超越前古，一时间震动海内学术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件有名的事情。“作为清政府的出使日本大臣，能够个人出力出钱办成这件事，就足以说明黎庶昌的文人趣味和对文化事业的热心，两者正是同样难得。”钟叔河评价。
他又在日本书肆中见有翻刻的南藏本佛经全帙，计6771卷，合281函，并附有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100卷，遂以千金购买运回故乡遵义沙滩村，贮存于禹门寺。
黎庶昌出使西洋和东洋十几年，对各国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及国际态势了若指掌，对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十分倾慕。在《与莫芷升书》中，他说：“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他悉心探索富民强国之道，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于光绪十年（1884）春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急练大支水师、火车宜及早兴办、修治京师街道、商务宜重加保护、遣亲贵大臣出洋游历考察等革新措施，但遭拒绝。黄万机评论这篇政论文时说：“所提各节，特别是修筑铁路、保护商务、豫筹度支（即财政收支的预决算及税收章程等），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于此可见莼斋（黎庶昌字）的政治思想已超越洋务范畴，属于维新改良主义体系。其见地之精深，才略之宏伟，非一般封建士大夫可比。”
既是散文大家，也是地理学者
清廷对这位有才干的人物并未重用，归国后只委任区区道员。光绪十七年（1891），黎庶昌以道员身份出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创设洋务学堂以培育人才，并选送一批优异者去英、法等国留学，改建五福宫作游览场所，并独力修建云贵会馆，以扩大三省商务活动。
因其家学渊源和个人志趣，黎庶昌终归是文人底色。他专攻古文，也研治地志及目录学，著述甚丰。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在曾国藩幕中，接受曾氏散文理论，又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等交往密切，以散文相互砥砺，探讨义法精微，号称曾门四大弟子。他亲手抄录古今名篇达数十卷，从中删订去取，历二十余年而辑成《续古文辞类纂》28卷，计425篇。选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及《五代史》《通鉴》等史书之文尤多，清代散文选入者也不少，足以弥补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之不足。
《沙滩文化志》这样评价黎庶昌的文风：“远学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近师姚鼐，法度谨严，简练缜密，力求辞工且雄。其风格雄奇峻峭者似王安石，蕴藉飘逸者似欧阳修。成就与薛福成相埒，时有‘南黎北薛’之誉，与张裕钊、吴汝纶同为桐城派晚期散文四大家。”出使国外多年之后，受不同社会风尚文化生活的影响，黎庶昌的生活情趣有所变化，其散文的情韵与意境也都有所改变，“往往超越桐城义法的拘限，能自由抒发，意尽而止，不惟内容富赡，形式也华美，行文曲折多变，有浩博雄放之风。”
黎莼斋不仅是位出色的散文作家，也是位富于探索精神的地理学者。他致力于我国西北一带地理的研究，不单纯是为写几本学术专著，而是为捍卫祖国边疆，防止外敌入侵。他看清了俄国对新疆等地垂涎已久的野心，主张加强边防。为此，几次要求亲赴俄国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考察，切实了解地形、人文、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以备日后用兵或通商参考，不为俄国所欺。他广泛搜求外国人游历这一带的笔记，得五六种，并根据这些实录性的材料，整理汇编为《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地路程考略》。这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交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真实记录，弥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在地理学上很有价值。
光绪十三年（1887），黎庶昌3年丁忧期满，启程赴京时为考察川北、陕南及晋南、冀中一带地理风情，特取道重庆、成都，经剑阁入汉中，再经西安出潼关，渡黄河、越太行至于都下。历时3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写成《丁亥入都纪程》2卷。该书考核精细，录载翔实，汇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于一体。吊古凭今，情文并茂，确是纪游散文的佳作。
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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