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十讲（节选）

 节选自 旅食京华 第一讲

慈恩寺塔上的抒怀

莫砺锋  著

今天我们来读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同时还要读高适和岑参的两首诗。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杜甫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

高适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岑参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大家看一下，三首诗的标题基本上是一样的，稍微有出入，主题都是登慈恩寺塔。有人把塔叫作浮屠，浮屠也就是塔。这一组诗本来还有一首，是储光羲的，但储光羲那首诗我觉得写得比较差，比这三首诗低一个层次，就没有列在这里。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组文本，一共四首诗，题目是一样的，写作时间也是一样的，是四个人同时写的同题目的一组作品。我们通过读这组作品来分析一下杜诗的特点。

几个诗人在同时同地就同一个题目来写诗，这在古代叫“同题共作”。中国古代社会诗歌非常盛行，全社会，尤其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会写诗，都喜欢写诗，所以同题共作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同题共作”现象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分析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因为他们的写作背景肯定是一样的，是同时写的嘛；写作题目和题材也是一样的；同时写作的诗人之间彼此有交往。他们在一起写同样的题目，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作文大奖赛，必然在艺术上争奇斗艳。所以通过这样一组作品的分析，很可能看清楚这些作家的不同，认识他们共性中的个性以及他们的个性是如何表现的。这组作品因而成为一个很好的文本。

同题共作，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文本来看，当然不是从杜甫、高适、岑参他们开始的，而在这以前早就有了。这种风气可以说从汉代以后，具体地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比较盛行了。“建安七子”就经常用同一个题目来写诗作赋，我们现在来读“建安七子”的作品或建安作家的作品，诗也好，赋也好，很多标题都是一样的，很多作品就是在同一个场景之下写的。发展到南朝，随着诗歌技术的普及，这种风气就更加繁盛了。诗歌研究中经常讲到“险韵”，所谓险韵，就是这个韵部里收的字比较少，所押的韵脚又不是常用的字，押起来比较艰难。我们说押险韵有两个典型的历史文本，有两个代名词。一个叫作“尖叉韵”。“尖叉韵”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时咏雪时用的，他看到下雪了，就写了两首七言律诗来咏雪，所押的韵脚一个是“尖”韵，一个是“叉”韵。这显然是比较难押的，这两个字不是常用字。第二个叫“竞病诗”，用的韵脚是“竞”和“病”。显然，这两个字作为韵脚用在一个句子的末尾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第二个例子恰恰就是“同题共作”时出现的一种情况。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有名的文人，他叫曹景宗。曹景宗是南朝梁代的一员大将，梁武帝时代的将军，他不是一个读书人，不是士大夫，不是文官，而是个喜爱骑马打猎，当上大官后坐在轿子里觉得气闷欲绝的大老粗。当时朝廷里一有机会，比如举行宴会、庆祝会啊之类的，都要写诗。曹景宗有一次也参加了这样一个宴会，这个宴会就是为他庆祝胜利的，因为他带领梁朝的军队跟北朝的军队打仗，正好打了一次胜仗，而南朝跟北朝作战是败仗居多，他打了一次胜仗就很了不起了。得胜回朝，梁武帝很高兴，朝廷为他庆功，大摆宴席，并且叫文官都来写诗庆祝。当时文官的首领叫沈约，大家知道，就是提倡“四声八病”的那个人。那么这种场景下的诗怎么写呢？大家写同样的题材，都写曹景宗打胜仗，歌颂胜利，又要在艺术上争奇斗巧，这不是很为难吗？争奇斗巧的一个表现就是分韵，就是规定韵部，今天大家写诗都押同一个韵部，然后把这个韵部里所有的字分给大家，每人分几个字，分到哪几个字你就押这几个字。沈约就给大家分了，当然是分给文官了，每人分两个字，两个字就是写四句诗，因为是隔行押韵，两行押一个韵。

这本来没有曹景宗什么事，因为写诗是文官的事，曹景宗本来可以不参加的，他本人是这次庆功的主角，打了胜仗，只管喝酒就行了。但曹景宗打了胜仗，梁武帝又表扬他，他很高兴，一兴奋起来就多喝了几杯，多喝了几杯举动就不寻常了，就说他也要写诗。梁武帝就劝他，说你不要写了，这是他们文官的事情，“士有百能”，你会打仗，何必跟沈约他们去比写诗呢？让他们去写吧。若是在寻常情况下曹景宗也就算了，问题是这位老兄喝醉了——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诗歌很多是被酒催出来的——酒精发生作用了，他非要写诗：我也要写，我也要写！于是梁武帝就说你去写吧，叫沈约再分两个韵给他。沈约这次分韵是让大家认领的，你认这两个字，他认那两个字。这时候大家把好押的字都分掉了，只剩两个字，哪两个字呢？“竞”字和“病”字。曹景宗一看给他一个“竞”字，还有一个“病”字，他就写诗了，写了四句。这首诗见于《南史·曹景宗传》，四句诗是：“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他是以一个大将的身份写的：我率领军队出发的时候，很多士兵的亲人都来送行，因为打仗总是凶多吉少嘛，所以都哭哭啼啼的。打了胜仗归来的时候，一路上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我作为主将骑在马上，问路旁的行人：我跟汉代的大将霍去病相比如何？“竞”就是各种乐器都在那里演奏，比哪个的分贝更高。大家看一看，这里“竞”“病”两个字应该说押得相当好。所以当时一写出来，沈约这些人都呆了：这个老粗写得这么好！比我们写得还好！这种写诗的方式就是“同题共作”，在同样的场景下，大家就同一个题目当场写诗。

如果说曹景宗写“竞病诗”还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这种“同题共作”的风气到了唐代就进一步发展为经常性的活动了，尤其是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时代有几个著名诗人，像宋之问、沈佺期等，经常参加这种活动，甚至在皇帝面前比赛写诗。唐代的笔记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在宫里举行写诗比赛，她高高在上，坐在一个高台上面。当时诗的好坏不是由武则天决定的，而是由她的一个女官上官婉儿帮她判断的，上官婉儿当评委会主任。大家每人写了一首诗交上去，过了一会儿，纸片像雪片一样飘落下来，写得不好的诗全给扔下来了。百官就纷纷上前去认领。一看是张三的，张三就收起来，因为落选了；李四的也收起来了。最后只有两个人的还没扔下来，一个是沈佺期的，另一个是宋之问的，大家都在下面等，看他们两个决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PK，像超女一样PK。又过了一会儿，一张纸片飘下来了，大家一看是沈佺期的。这样宋之问就是第一名了，宋之问夺魁了。上官婉儿还要解释一番：沈佺期与宋之问的诗前面都写得差不多，势均力敌，但是尾句是宋之问写得好，宋之问的结尾余意不绝。

又有一次，武则天在洛阳龙门举行诗歌大奖赛。一个叫东方虬的人首先交稿，交得早，而且写得也好，武则天看了很喜欢，就赐他一袭锦袍。东方虬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个锦袍穿在身上，非常荣耀。但是又过了一会儿，武则天、上官婉儿她们看到宋之问的诗了，说宋之问的诗写得更好，武则天就下令把东方虬身上的锦袍剥下来，穿在宋之问身上。在这种场合下，唐代的诗人为什么要努力写诗？要玩命地写诗？因为写诗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荣耀。

尽管这一类的“同题共作”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却不是我刚才所说的进行研究的好的文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在帝王面前写诗，由帝王或达官贵人出一个题目来写诗，往往不能真实地抒情述志，这时候写的诗往往以歌颂为主，他们写不出最好的诗来，不能施展出真正的诗歌才能。因此，那样的文本分析起来意义不大。《谢灵运集》中有一组诗，叫作《拟魏太子邺中集诗》，这是一个拟古的作品，不是建安时代的诗人写的，而是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模仿建安诗人来写的一组诗，假设大家是在魏太子曹丕的面前来写诗。这组诗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凡是在帝王面前进行同题共作，“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就是帝王都是“雄猜多忌”的，你在帝王面前写诗，是不敢充分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想法，你会担心，万一说得不好就得罪皇帝了。所以这个时候诗人不能真实地发挥才能，也就是说，这些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也就不可能是最好的作品。谢灵运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

当然，假如你在一个嫉贤妒能的帝王面前写诗，这个帝王本人也是有才华的，他又喜欢跟臣子比试，你要写出好诗的话，那你就完蛋了，你的脑袋都保不住。南朝梁武帝时代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沈约跟梁武帝比赛典故，比谁记的典故多。比什么典故呢？比栗子的典故，因为正好有人进贡了很大的栗子，这个栗子直径达到一寸，梁武帝看到这个栗子很好，就说我们来比栗子的典故，看谁记得多。大家你说几个，我说几个，比到最后大家都没有了，梁武帝还有两条，大家都说梁武帝学问好，不得了。比赛结束以后，沈约对别人说：我是让这个老头子的，我还有三条没说出来，怕他恼羞成怒。后来梁武帝还是知道了，果然大怒，差点把沈约杀了。隋炀帝也是个小有才华又嫉贤妒能的皇帝，诗人薛道衡被杀以后，隋炀帝幸灾乐祸地说：这下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可见他早就对薛道衡的诗才妒火中烧了。因此在帝王面前比赛写诗，诗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写出来的文本不是我们今天做文本分析的最好的对象。

今天我们想要分析什么文本呢？我刚才说了，就是杜甫、高适、岑参他们登慈恩寺塔所写的一组诗。这一组文本没有刚才说的那种写作背景，不是帝王命题的。这几位诗人在这一年秋天一起登上长安的慈恩寺塔，眺望景色，抒发情感，从而写出了这样一组诗。所以这是一种自由状态下的“同题共作”，是可以自由抒发他们的真实情感的，也是可以充分表现他们的艺术才华的。这才有文本分析的价值。

首先我们来看这组诗的写作背景。这组诗的描写对象，也就是诗人们登览的对象，是长安的慈恩寺塔。这个塔现在还在，就是大雁塔，当然后代重修过。塔高七层，在长安，也就是现在西安市的南郊。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西安，大概下午一点到达旅馆，两点的时候我已经登上了慈恩寺塔（大雁塔）。我一到西安，首先想的就是去登这个塔，登上去以后很激动：这是杜甫登过的塔啊！杜甫当年就是在这里写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首诗的！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塔呢？根据《长安志》中的记载，慈恩寺本来就是一个寺庙，是隋代无漏寺的故地。到了唐代，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为纪念母亲长孙皇后的恩德建了一座庙，所以这座庙叫慈恩寺，父严母慈嘛。那时候庙里还没有塔。慈恩寺建于贞观二十一年，也就是647年。到了永徽三年，也就是652年，唐玄奘（唐僧）从印度取了很多经书回来，在这里翻译佛经，这才造了一座塔。因为是建在慈恩寺中，所以叫慈恩寺塔。这座塔在唐代曾经过几次重建，所以大家看唐人写慈恩寺塔的诗，有时候会发现矛盾，有人说它是五层，有人说它是七层，还有人说它是十层。其实都是同一座塔，因为它重建过，本来是五层，长安年间（武则天）改为七层，到大历年间（唐代宗）又改为十层，后来又毁坏了，变成七层，所以它是变来变去的。杜甫他们登临的时候是七层。

这个慈恩寺塔有皇家建筑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是唐高宗建的。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它对于唐代的士大夫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唐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习俗——这不是国家的正式规定，是一个习俗——凡是去考进士的人，都要在慈恩寺塔下面题名，把自己的名字题在那里，说“进士某某某题名”。大家要注意哦，假如你看唐代的材料，看到“进士某某某题名”，不要以为他已经考上进士了，唐代考生自称进士，我来参加进士考试我就自称进士，其实这时还没考上呢。真正考上以后呢，再在那个题名前加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就是我以前是考生，现在考上了，不再是考生了。我们在现存的慈恩寺塔的题名中还可以找到李商隐的题名。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商隐的题名还刻在那里，我看见的时候好激动哦！考进士经常要在那里题名，所以慈恩寺塔是唐代士大夫非常关注的一个塔，大家都要到那里去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游览胜地，因为它是当时长安城里最高的建筑，站在上面可以远眺四面的风景。当然塔里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比如有两个碑，这两个碑现在还在，可能是复制品了，是唐太宗亲撰的《三藏圣教序》、唐高宗亲撰的《述圣记》，都是当时的大书法家褚遂良亲笔写的，然后刻石的。慈恩寺塔就是这么一个有名的游览胜地。

天宝十一载（752）秋天，一批诗人到这里来登塔。这一批诗人中，杜甫、岑参、高适我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整个唐诗史、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还有两位，一个是储光羲，另一个是薛据，这两位在后代文学史上的声名也许不是太大，但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河岳英灵集》是一部诗选，一共选了24个人，230多首诗，其中储光羲、薛据都入选了，储光羲入选了12首，薛据入选了10首，倒是杜甫的诗没有入选。这就说明储光羲、薛据那时的诗名非常大，甚至比杜甫还要有名，是著名诗人。

752年秋天，五位著名的诗人一起登上慈恩寺塔，一起写诗咏登塔的经过，这确实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假如登塔的是一群平庸的诗人，即使他们写了很多诗，即使文本还在，意义也不大。作为反例，我们来看一下东晋永和九年（353）浙江兰亭的那次文人集会，也就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那次集会，那一次有很多人写诗，我们查一下现在的文献，发现还有5个人的诗完整地保存下来了，21个人的诗不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可是我们不愿拿那一组文本来分析，那一组文本的水平差不多，都比较平庸，分析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来。所以反过来说，登慈恩寺塔的这一组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组文本分析对象。也正因如此，一千年以后，到了清代王渔洋的时候，他想起这个情景就非常仰慕。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他说每次想到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的事情，那些大诗人在一起就同样的题目写诗、比赛，旗鼓相当，他就只恨不能参加那样一个场面，哪怕帮他们递递东西也好，或者做他们的仆人也好。当然王渔洋这个话是故作谦虚了，他实际的意思是说：我也想去参加比赛，也去写一首诗才好。“吹台”也叫“繁台”，这个“繁”字念pó，在河南开封，那是李白、杜甫、高适三个人同时登过的，也写了诗的。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几位著名诗人在一起同题共作，所以这组文本是比较有分析价值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一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