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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峰 赵梅：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及问题
作者：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所长，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美国研究》副主编、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历史。来源：《区域国别学刊》2024年第4期；区域国别学刊内容提要： 在国内学者的努力耕耘下，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研究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研究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研究议题领域得到较大拓展。然而，相比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当前的日本，中国的美国研究仍存在研究队伍规模小、机构分散、研究议题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手段和方法存在局限等问题。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关口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制约了美国研究的发展，需要引起重视。
关 键 词： 中美关系；中国的美国研究；国别研究
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大力加强美国研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积淀，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议题不全面、研究队伍相对较小、研究手段和方法存在局限等问题。对此，应充分发挥国家及社会各方力量，提升国内美国研究的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家对美工作大局。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研究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研究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研究议题领域得到较大拓展，美国研究已然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在诸多学者的努力探索与耕耘下，中国的美国研究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中美关系研究分为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两个部分。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中美关系研究的基础。近二十年来，陶文钊、资中筠、牛军、沈志华等学者在中美关系史这一领域积极探索，编写了《中美关系史》（共 4 卷）、《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共 3 卷）、《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窥探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等著作，为学者研究中美关系现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坚实的基础。 在中美关系现状研究方面，自 2017 年底以来，在美国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中美经贸关系、中美意识形态分歧、中美高技术“脱钩”等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王缉思、倪峰、袁征、吴心伯、吕越、刘丰、达巍、宋国友等学者围绕中美关系与国内治理、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中美博弈影响下的中国战略机遇期、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中国方案、中美新兴大国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中美经贸摩擦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国的美国外交研究分为美国外交史研究和当代美国外交研究两个部分。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经过杨生茂、资中筠、华庆昭、时殷弘、王立新、蔡佳禾、张小明、戴超武、石斌、赵学功等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其中，以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最为体系化，涌现出《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系列研究》（共 30 卷，已出 10 卷）等一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发掘和利用最新的解密档案。就当代美国外交研究而言，中国学者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出发研究美国外交，将官僚政策模式、国家角色理论、地位政治理论、威慑理论、强制外交理论等中层理论引入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案例分析中，为美国外交研究提供了理论维度的支撑。就具体议题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下方面：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与冷战后美国霸权的构建，“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和对外干涉问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美国霸权护持问题，以及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根源等议题。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学界重点关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拜登政府“新华盛顿共识”、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美国“联盟制华”、美国重塑供应链政策等对外战略转型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现象研究。近年来，政治极化成为美国研究的“热词”，学者们围绕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少数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去极化”现象。二是美国国会政治研究，主要涉及美国国会政治研究、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国会涉华议题研究等。三是美国政治思潮研究。在（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传统政治思潮外，左、右翼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种族主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四是传统政治议题研究，涉及利益集团、选举政治、党派政治等多个方面。鉴于 2017 年特朗普执政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和 2021 年拜登执政后奉行“中产阶级优先”政策，美国国内政治与美国外交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国内学界开始更多从政治思潮、选举政治、国会政治等国内政治视角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根源。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盛行的背景下，美国经济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国内的美国经济研究超越美国经济走势、美国经济周期、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等传统经济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国内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重点对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制度及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二是美国经济外交研究，主要包括美国对华“贸易战”、美国产业政策、供应链政策、高技术政策、制造业回流政策等议题进行研究，此类研究主要关注近两届美国政府采取的经济安全化政策及其影响；三是美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研究。国内学界从经济不平等的视角分析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现象。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了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是美国外交、政治和社会转型的根源。伴随身份政治的崛起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国内学界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关注有所增加，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美国种族与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与中美关系、移民与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移民与美国大选；二是美国社会思潮和社会分裂，主要关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与社会分裂、多元文化主义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保守主义、排外主义，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之后掀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三是美国宗教，主要关注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大选、特朗普与“白人福音派”的关系、“白人福音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四是对其他重要社会问题的研究，涉及同性婚姻、枪支管控、毒品泛滥、种族矛盾、教育公平、疫情防控等美国社会问题。国内学界的研究聚焦种族、移民和社会思潮，在宗教及其他重要社会问题上的研究仍待加强。美国史研究是国内美国研究的起点。在黄绍湘、杨生茂、丁则民、罗荣渠、刘祚昌、李剑鸣等学者的辛勤耕耘之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排华史》《美国简明史》《美国史纲：1492—1823》《战后美国史：1945—1986》《美国通史》（共 6 册）等等。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已有很大的覆盖面，“以点带面”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特别是政治史和城市史等领域集中的学者较多，关注的问题范围也较广。然而，随着老一辈美国史研究专家的相继离世和学科发展的变化，这一领域人才断层的情况较为严重，未来面临的挑战将非常严峻。目前，我国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约有三四百人，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社科院系统。近年来出现的民间智库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是较早成立美国研究机构的高校。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建设的背景下，高校中的美国研究机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中央和地方高校纷纷成立美国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依托本校的重点学科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和研究优势。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依托本校的世界史学科，主要开展美国外交史、宗教史、移民史、城市史、政治史等美国史研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依托本校的政治学学科，主要从事中美关系、美国政治与外交、美国社会与宗教文化、美国经济等当代美国问题的研究。 除上述设有美国研究中心的高校外，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中也有一些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分布在上述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 / 研究所、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机构里，但其中多数并非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的研究，而是承担与美国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社科院系统中的美国研究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于 1981 年，设有美国政治研究室、美国外交研究室、美国战略研究室、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加拿大研究室等 6 个研究室以及《美国研究》《当代美国评论》这两个编辑部。美国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美国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宗教文化、经济政策、外交决策、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军控政策等。近年来，为补充国内加拿大研究的力量，美国研究所组建了加拿大研究室，吸纳和培养该领域的研究人才。 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等中国社科院下属研究机构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科院系统中也有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但人数相对较少。 近年来，我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民间智库发展十分迅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盘古智库、察哈尔学会、全球化智库、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等，这些智库为推动美国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做出了贡献，但其美国研究主要借助大学和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自身缺少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员。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美国研究机构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民间智库的发展势头良好，但高校系统和社科院系统仍是国内美国研究的两大主要阵地，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集中分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和知名高校中。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国美国经济学会是国内美国研究领域里三个主要的专业学会。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于 1988 年 12 月，其宗旨是发展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增进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了解，促进有关美国的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会的主管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每年定期举办年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于 1979 年，是中国从事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者自愿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黄绍湘、张友伦、时殷弘、李剑鸣、王旭、梁茂信等先后担任研究会理事长，会员多为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及在读研究生。中国美国经济学会成立于 2008年，前身是 1979 年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学会的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致力于促进对美国经济现状、历史、思想和政策的研究。 《美国研究》《当代美国评论》和《美国问题研究》是国内专门刊发美国议题的学术期刊，是开展美国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美国研究》创刊于 198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主办的学术性双月刊。该刊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地位。《当代美国评论》创刊于 2017 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学术期刊。该刊侧重追踪热点问题，尽管创刊时间晚，但发展迅速，已被评定为 AMI 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美国问题研究》创刊于 2001 年，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除上述三本期刊外，《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亚太》《国际安全研究》《国际论坛》等国际问题研究类核心期刊也会不定期发表与美国研究相关的文章。尽管苏联的美国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得到苏共中央的直接支持。苏联最大的两个美国研究机构分别是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和隶属于苏联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成立于 1974 年，其前身是成立于 1967 年的美国研究所，该所在成立时仅有 70名研究人员。到 1980 年，该所研究人员增至 300 名左右，每年招收 20 名左右的研究生，该所设有美国外交研究室、美国政治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美国情报研究室、美国意识形态研究室、美国军事研究室等分支机构，其研究领域涵盖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外交战略、外交史、外交决策、宗教、种族、文化、经贸、情报、军事等方面。该所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政策咨询和参考，帮助苏共中央委员会更好地理解涉美事务。由于该所与美国学术团体之间联系密切，其在美苏关系紧张时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对美沟通的非官方渠道。该所的首任所长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长期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智囊，被称为“苏联美国学的奠基人”。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拥有 800 多名研究人员，其中至少有 200 名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该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往往受过良好的历史学训练，大多数科研人员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外，苏联地方科学院也设有专门的美国研究机构。1977 年，苏共中央批准在乌克兰科学院下增设美国研究中心。截至 1991 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的官方机构中共有 1000 余名美国问题专家，这些专家丰富的知识储备为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对美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苏联重视科研人员的对外交流。1957 年，美苏达成《文化交流协定》，双方同意每年互派 20 名研究生和大学教师到对方国家进行为期半年或一年的访学。到 1975 年左右，双方每年互换人数增至 52 人。1975 年，在苏方的努力下，苏联科学院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达成短期交流协议，双方同意每年互派约 80名学者到对方国家进行短期访学。从 1958 年到 1985 年底，约 2000 名苏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通过该计划到美国访学。阿尔巴托夫还促成了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之间达成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学生到苏联驻美大使馆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实习。这些交流计划不仅有利于增进苏联科研人员对美国的了解，也为美、苏两国的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日本的美国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展速度快，起初以日美关系和美国史为主，后延伸至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国际关系等方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淀，日本的美国研究发展迅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机构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便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美国研究队伍。日本的美国研究主要以高校和智库为依托。在高校系统中，不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知名高校设有美国研究中心，就连立教大学、北九州市立大学、法政大学、日本女子大学等地方高校也设有美国研究机构。与我国相比，日本地方高校的美国研究机构设立时间早、研究积淀更加深厚。以立教大学为例，该校的美国研究所成立于 1939 年，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该中心拥有研究人员 20 余位，重点研究美国史、美国国内政治和日美关系，并设有《立教美国研究》杂志。在智库系统中，与国际问题相关的日本智库几乎都设有专门的美国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专家数量较多的智库包括隶属于防卫省的国家防务研究所、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曾根和平研究所、具有民间性质的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等。二是研究队伍规模大。日本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数量有 2000 名左右。日本美国研究队伍规模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协会的统筹作用。日本美国研究协会（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是日本成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美国研究学术协会。该协会成立于 1947 年，每年 6 月定期举办年会，协会主要出版物是《美国评论》（年刊）和《美国研究通讯》（季刊），以及英文期刊《日本美国研究》。截至 2023 年 4 月，该协会约有 1000 多名会员，并设立专门奖学金资助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定期到美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日本美国研究协会的统筹工作加强了日本美国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是日本美国研究队伍规模大的重要原因。二是源自智库运行模式的变革。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财团和基金会加大对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的资助力度，日本涌现出一批半官方或民间性质的国际关系智库。这些智库以公益财团法人的形式设立，接受私营企业、基金会和政府的委托项目。这扩大了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推动了国际关系领域民间智库的发展。此外，日本智库的美国研究专家主要是专职人员，并吸纳了日本防务省、外务省等政府部门的退休官员及退伍军官。三是研究领域覆盖广，研究议题更深入。在研究议题上，日本的美国研究涵盖美国史、美国文学、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对外关系、日美关系、法律、宗教、教育、社会、哲学、妇女研究、种族研究、艺术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在特定领域之下又进一步按议题细分。比如，东京大学太平洋与美国研究中心不仅关注日美关系，还特别关注美国与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足见日本智库美国研究的领域之广、研究之深。此外，由于日美之间的民间交流十分活跃，许多日本和美国的基金会资助日本学者赴美学习交流，大量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具有美国留学或在美长期交流的经历，他们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其研究成果也更为深入、细致。尽管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研究队伍规模小、机构分散、研究议题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手段和方法存在局限等问题。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关口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国的美国研究，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队伍规模小。我国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员规模远小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当前的日本，更无法与美国拥有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数量相比较。从总量上看，我国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数量不及日本的五分之一，甚至连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数量的零头也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是国内美国研究领域的排头兵，也仅拥有 40 余名研究人员。隶属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是重要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也仅有 10 余名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队伍规模小导致学科内部的竞争性不足。对国内美国研究学者来说，美国研究领域尚未触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许多学者关注选题创新，而忽略了方法创新和视角创新。此外，美国研究有许多分支领域，从业人数少会导致一些分支领域的研究者过少，难以覆盖所有的研究领域。 第二，研究机构分散且缺少实体依托。中国目前有数十家专业的美国研究机构，除少数机构集中在政府部门、社科院系统和党校系统外，多数机构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里。但多数大学里的美国研究机构既非研究实体，也不具有单独的人员编制，而是依托高校的二级学院，其中多数学者也并非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美国研究的重要阵地，但其美国研究中心主要依托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并非实体机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美国问题的实体机构，但该中心并不具备人才培养职能，主要依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培养研究生。研究机构分散和缺少实体依托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由于美国研究机构大多缺少实体依托，一些以美国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研究生在毕业时难以找到对口工作，只能到综合型研究机构或大学里工作，因其缺少相应科研条件，往往不得不根据工作单位需要放弃或调整既有的研究方向，这就导致美国研究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第三，研究议题不够全面。队伍规模小带来的问题是：美国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无人研究或后继乏人。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的凸显和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加偏向美国安全战略、美国军事战略等“高政治”议题，较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美国文化、宗教、种族、教育等“低政治”议题的研究。即便是在“高政治”领域，很多重要研究领域力量依然偏弱，甚至无人研究。在美国政治领域，政治思想、地方政府、宪政体制、决策体系等研究方向缺乏深入研究；在美国外交领域，美国的北极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及科技外交等领域不断拓展，但美国外交学科对此关注不足；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国在美国宗教、舆论传播、美国人口问题、中美文化交流等研究方向上科研力量偏弱。美国的问题十分复杂，并带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单纯的“高政治”研究无法呈现全面而真实的美国，必须超越原有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兼顾“高政治”和“低政治”议题，方能提升美国研究的整体质量。 第四，研究不够深入。一般而言，美国研究可区分为宏观问题研究和微观问题研究两个层面。我国的美国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宏观问题研究，如美国总统、美国对外战略、国会政治、美国政治思潮等宏观议题之上，而对除总统外的美国政治人物、中美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中美经贸交流中的企业和个人等微观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以美国国内政治为例，中国的美国研究主要聚焦国会政治、两党政治、利益集团等宏观议题，但对地方法院、地方治理、地方选举等基层治理研究仍存在较大不足，对地方政治人物、地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较为欠缺。 第五，研究手段和方法存在局限。尽管已有学者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美国研究中来，但国内美国研究仍偏重传统的“历史—政治”分析法，缺少定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未能很好地与美国研究相结合。此外，受中美关系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方学者赴美访学交流、田野调查的机会受到较大限制，多数国内学者只能通过网络资源、档案资料或二手文献开展研究工作，研究资料及时获取和实地调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影响了国内美国研究的深度和精度。本文责编：张颖
注：受公众号篇幅限制，文章注释从略；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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