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伟
民国前期，川军素有“双枪兵”之称，士兵带着吸食鸦片的烟枪行军打仗，军队纪律和兵士素质可见一斑，加之川军内部不和，彼此攻伐，使得四川饱受军阀混战之苦，川军名声欠佳。中日冲突加剧后，川军在众多因素影响下，逐渐走上出川抗日的道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四川民间爱国组织“四川抗日救国会”就组织成都市民请愿游行，群众高呼“全川民众团结起来，督促川军出兵抗日”“借故不出兵，便是卖国贼”等口号，呼吁川军出兵抗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立即全国总动员，一致抗击日本。川军各将领纷纷请命领军出川抗日。在全面抗日战争中，川军将士虽面临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有限等诸多困难，但在历次战斗中仍能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打出了川军将士的威名，改变了以往川军不佳的名声，蜀中健儿以血汗铸成了“无川不成军”的荣誉。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出川抗日的川军将士人数众多，前后达40余万人。成建制川军前后3次出川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7年7月10日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吁请抗日。8月7日，刘湘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国防会议上，刘湘表示：“竭力抗战，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担。”与此同时，四川及西康地区整军事项同步进行，刘湘要求，快速完成川军部队的整编，以期早日出川抗日。川军将领邓锡侯、杨森等人也纷纷请命领兵出川抗日。
第一批成建制川军部队在9月至10月间陆续出川，分为北路和东路，有14个师又2个独立旅，共15万人。同时设立第七战区，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将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七军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将二十一军、二十三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兼该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潘文华为副总司令。”然而川军领袖刘湘出师未捷身先死，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加重，病逝在汉口万国医院。刘湘病逝后，第七战区随即被撤销，留下的川军部队被编入其他战区，继续参加抗日作战。
1938年，第二批成建制川军出川抗日。刘湘病逝后，原部下将领王缵绪被任命为代理四川省主席和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被任命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5月，二十九集团军在副总司令许绍宗率领下出川抗日，三十集团军也奉命出川抗日，出川后两个集团军分别划归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管辖。1939年，第三批成建制川军将士为国奋战，出川抗日。3月，“第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率部一万两千人，由南川出发，步行四千余里，到达江西弋阳”，部队到达后划归第三战区。9月，“王缵绪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并于年底率新编成的四个旅出川抗战。”
此外，杨森第二十军曾因围剿红军而停留在贵州，抗战伊始，杨森率军“从贵州经湖南直趋淞沪前线参战。”1938年春，杨森军队扩编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为总司令。原二十二集团军的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在1939年扩编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出任总司令。至此，川军出川抗日部队有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六集团军，另有郭汝栋第四十三军、范绍增第八十八军等。“投入六个集团军又两个军、一个独立旅，计四十余万人，担负正面战场十分之二。”
四川省在全面抗战期间为全国抗战输送壮丁人数居全国前列。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举行投降仪式。9月3日，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发表《胜利日感言》，在抗战中，四川省“应征赴敌之壮丁，达三百万人以上。”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公布一组数据，经整理得到，“抗战期中川省壮丁配额为3193807人，实征额为2567810人……西康省为309380人……其他一栏，统计为497434人为省籍不详者……川籍壮丁人数，恐远较十万人为高。”西康省与四川省同为一体，其统计数据可归于四川省，按上述3项数据相加，四川省实征壮丁人数应当在300万人左右。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川军出川抗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四川省为全国抗战提供兵力资源，达340余万人。其中出川军队40万人，先后3次成建制出川抗日，足见川军在抵抗日军侵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输送壮丁约300万人，壮丁人数占到全国实征壮丁人数的五分之一。“四川平均约十四人中即有一人当兵，全国抗日军人每五人中即有一个四川兵，抗日各战区、各战场几乎都有川军参战。”以致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一） 淞沪战场上的川军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后，前方战事激烈，急需补充武装力量投入战斗，杨森的二十军奉命投入淞沪战场作战。上战场前夕，杨森鼓舞二十军将士，“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战场上，二十军划归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驻守在上海市郊蕴藻浜的陈家行、顿悟寺一带，阻击日军前进。在10月10日到11月期间，二十军与日军多次爆发激烈战斗，阵地反复易手，川军不退一步。在激烈的战斗中，各级指挥官亲上前线，二十军军长杨森也亲赴前线指挥。其中八零二团在战斗中更显英勇顽强，团长林相侯为国捐躯，在坚守中整个八零二团几乎全团覆没。
《新新新闻》对二十军在淞沪战场的战斗多有报道：“淞沪各线我改守为攻，今捷报特多。”又，“我们四川健儿也加入了这血肉的斗争，他们曾以英雄的姿态，鼓起大无畏的精神，出其不意，狠狠地予敌人严重的打击，在四川军队中，这是新时代的一页，从他们加入那一天起，才真正的是替国家流了第一滴的血。”淞沪会战中的川军为国牺牲，英勇不屈。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伤亡7000余人，随后部队撤离战场休整。此外，另一只川军部队，郭汝栋的四十三军驻守大场，阻击日军，同样在淞沪会战中浴血疆场。
（二）南京战场上的川军
川军领袖刘湘率军出川抗日，来到南京后不料胃病复发加剧，后转移到汉口万国医院治疗，最终病逝。刘湘病发后其部下唐式遵、潘文华等将领继续留在前线，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淞沪会战后日军兵锋直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川军保卫南京，部队坚守在太湖地区和泗安、广德一线。“一四四师郭勋祺部在长兴以北太湖西岸的夹浦、金村一线设防，一四五师饶国华部在泗安、广德一线设防，以阻滞日军，掩护主力部队调往南京……务要牢守阵地！”一四四师在与日军的拉锯战中，为夺回阵地，组织敢死队，最终守住了阵地，付出的代价同样惨痛，敢死队全部为国捐躯。师长郭勋祺负伤后仍然在战场督战。
一四五师死守广德防线，师长饶国华壮烈牺牲。广德防线上，川军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装备精良的日军，日军出动机械化部队，使用装甲车、坦克等重武器进攻。师长饶国华舍生忘死，表明决心：“我晓得日寇残忍，又武器精良。虽深感责任艰巨，但我出川抗战就是为了歼灭强寇，现在幸而被派到前线御敌，战机来临，我万死不辞！”将军忠勇，然而军事力量差距悬殊，己方增援尚未赶到，一四五师阵地已被日军攻陷。饶国华师长留下绝命书：“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入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面对沦陷国土，饶师长杀身成仁，年仅44岁。饶国华师长遗体运回四川后，受到隆重吊唁，国共两党均进行追悼。1983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饶国华将军为革命烈士，次年1月，其故乡资阳县政府修葺饶国华将军纪念墓碑，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三） 徐州战场上的川军
邓锡侯、孙震率领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赶到山西后，因装备差、纪律涣散等诸多原因处处不受待见，无处容身时，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纳，并为川军补充枪支弹药。此时日军为沟通南北战场，企图会师徐州。为阻挡沿铁路南下的日军矶谷师团，李宗仁派川军前往堵截防守，川军王铭章一二二师防守滕县。1938年3月15日凌晨，来势汹汹的日军集结重兵进攻滕县外围阵地，并派兵迂回包抄，企图一举拿下滕县。一二二师得到的命令是固守滕县，不得后退。情况万分危急，一二二师只能坚守求援，两天后部队几乎拼光，援军仍无踪迹。王铭章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文：“立到。临城。军长孙，密。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职王铭章。”在城中与敌军混战时，王铭章腹部中弹，为避免被俘，决然饮弹慷慨赴义。王铭章牺牲后，余下士兵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国民政府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举行盛大的追悼会。1984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
滕县防卫战，川军一二二师伤亡惨重，师长王铭章殉国，但是一二二师在滕县大大迟缓了日军精锐矶谷师团的南下速度，有力配合了台儿庄战役的进行，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对滕县战役作出高度评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
川军将士出川后浴血奋战、血洒疆场，除上文叙及的战役和人物外，还有众多英勇顽强抗战的例子。如1944年5月，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掩护友军部队撤离途中，中敌人埋伏，身中数弹，壮烈殉国，终年53岁。李家钰成为在战场上牺牲的川军最高级将领。
抗战时期的四川省，包含今天的直辖市重庆，1939年建省的西康省因与四川联系紧密，统计抗战时期的各项数据时，也常将西康省归于四川省一并统计。1935年3月蒋介石视察重庆时，对四川省持高度评价：“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淞沪会战期间，前方战事愈发不利于中国军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处在日军兵锋威胁之下，为此国民政府有将首都内迁、做持久抗日的打算。1937年10月29日，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抗战。”直到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法令，明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东部沦陷区和受日军威胁地区的工厂、企业、学校等纷纷内迁，一时间有太多的机构和人口涌入四川省。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省，在整个抗战期间为全国坚持抗战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川军出川抗日的40余万部队和输送前线的300余万壮丁在前线与日军正面战斗。此外，在抗战期间，四川民工广泛参与大后方的建设与前线支援工作。四川省以盆地和山地地形为主，较为封闭，与外省交通不甚便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川黔、川湘、川滇、川陕公路已经动工或部分完成，抗战爆发后，为便利四川省与周边各省的交通环境，征调民夫继续修筑公路。仅修筑公路一项，征调川籍民夫，“计各线公路前后征工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在成都周边修筑机场“共动员民工一百五十万人参加修建”。在当时的条件下，修筑公路、修建机场，大部分的工程依靠劳动群众的双手和简易工具，可见任务的艰巨。有数据统计：“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在四川征用民工的总数在五百万人以上，广泛地使用于筑路、造船、修机场、疏浚航道、建设军事工程、搬运军用物资等各种抗日军事工程。”
1939年9月张其昀发表一篇文章《四川精神》，文章指出：“巩固西陲，兴复祖国，此为四川历史的精神，亦为其时代的使命。”认为历史上的四川在巩固西疆，复兴国家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也是抗战中四川省的时代使命。值此日寇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列举四川省过去对于国家的贡献，以此激励国人，坚持抗战。四川精神是中华民族国魂之一，是抗战时期全国全民坚持抗战的精神。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340余万川籍将士出川抗战，辗转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以落后武器装备与日寇顽强搏杀，为后人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英雄故事，蜀中健儿以血泪铸就无川不成军的威名。
除了直接出兵，四川省各族群众竭尽全力出钱出物，支援前线抗战。国民政府通过征收田赋、发行公债等方式保证财政收入。此外，还广泛动员民众，开展抗日募捐以购买战机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财政供应上，“国民政府八年抗战期间总支出为14640余亿元（法币，下同），四川负担了约4400余亿元，占30％以上”。甚至在全国抗战最艰难的时间里，四川省的财政贡献占到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50％。粮食供应方面，仅1940年至1945年期间，四川民众提供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市石”，远超全国其他省份。
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全国抗战中的贡献，各方都给出极高的评价和肯定。1945年5月7日，《新民报》发表社论《莫忘四川》：“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为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9月3日，张群在《胜利日感言》中总结，抗战期间“四川应征赴敌之壮丁，达300万人次以上。征购捐献粮食约7100万石。建筑空军基地33处，征工90万人。其他建设，运输公役以及公债储蓄税捐等各项负担……总计川人直接间接负担数之巨量，无一不超过全国其他各省”。1945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感谢四川人民》，指出：“五千万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评价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
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省，无惧敌人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以全省之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抗战的持续进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在大后方坚忍不屈、慷慨奉献、苦中作乐的精神，即是抗战时期四川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精神鼓舞着全国各民族继续坚持抗战，直到迎接胜利的到来。而四川各族人民为抗战的历史贡献，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信息来源：方志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