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磁文化区丨名流云集点学灯！

磁器口古镇在成为一个著名旅游景点之前，早已是嘉陵江边的一座千年古镇。

磁器口古镇形成于宋真宗咸平年间，因附近山上供有“白崖神”，人称“白崖场”。到了明代，因传闻建文帝朱允炆伪装成僧人入川，当地开始流行起一个传言。

传言说，朱允炆顺着蜀道入青木关，下嘉陵江，最后隐于白崖场的宝轮寺为僧。

因为这个传说，宝轮寺又被称为“龙隐寺”，白崖场也变成了“龙隐镇”。

清代，嘉陵江航运渐兴，龙隐镇成为了川盐及其他货品的转运码头。据《巴县志》记载，“龙隐镇水陆交会，极便舟楫，为重庆城西之重镇”。

清康熙年间，福建的江姓三兄弟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队伍一起到此定居，以烧窑生产瓷器为生，渐渐形成一个产业。随着重庆开埠，这里的瓷器由嘉陵江转运长江，因俗称“瓷器”为“磁器”，“磁器口”这个名字应运而生。

民国以前，磁器口、小龙坎一带属四川巴县，并不归重庆。直到1938年才划归重庆所辖，原因和重庆大学的首任校长胡庶华有关。

1929年秋，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为响应社会舆论要求，着手创办重庆大学。创办之初的选址地点在菜园坝，1933年迁入沙坪坝，直到今天重庆大学的本部校址都没有改变，一直位于离磁器口镇不远的山上。

1936年，重庆大学首任校长胡庶华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有必要在重庆沙坪坝建立一个文化区，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大计。文章一经刊出，便受到当时重庆各界名流的广泛赞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西迁，大批文化名流以及名校迁至重庆。1940年，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核心的5所大学共同创办了《沙磁文化》月刊，宣告沙磁文化区成为现实。

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迁入沙磁文化区的大专院校总计16所。从嘉陵江北岸的柏溪、磐溪到江南岸的化龙桥、李子坝一线；再到大坪、华岩、上桥一线，再加上歌乐山、青木关一线以及井口等地，形成了战时中国最大的文化区，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教育中心。

著名的陪都八景中，有一景为“沙坪学灯”，指的就是当时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工校、南开中学以及树人学校等学校夜晚的读书灯光。

今天的人们游览磁器口古镇大多走马观花，少部分人可能会关注到它的码头文化和商业地位，却极少有人知道，沙磁文化对于今天的沙坪坝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当年沙磁文化的影响，才有了今天沙坪坝区在整个重庆市的文教中心地位，才有了今天的沙坪坝大学城和各大著名高校。

“青木关，古关。县西北一百里，正里八甲宝峰山口。宝峰山上接缙云山直抵嘉陵，下连虎峰至于岷江，绵亘二百余里……走铜梁、合州以达川北，则青木关为一要隘。”这是清代《巴县志》对青木关的描述。

在重庆人的记忆里，青木关是歌乐山上一道难行的关口。山高，路远，道阻，不到万不得已时，人们不会选择穿越青木关这条道路。青木关给予当地人最大的谈资在于青木关中学，这是整个沙坪坝区响当当的名校之一。

时间回溯到抗战期间，地点来到陪都重庆时期赫赫有名的沙磁文化区。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沙坪坝区寻得了一处好地方，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掩藏。既不怕日军飞机突袭，又幽静适合读书做学问。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青木关”。

教育部定下了这块风水宝地，随之而来的是国立音乐院、国立中大附中、社教附中等20余所院校。一时间，青木关名流云集，名校云集，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

国立音乐院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学府，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名流马思聪、王人艺、江定仙等60余位大师随校抵达青木关任教，其中还包括了中国舞坛宗师、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先生。国立音乐院西迁青木关期间，培养了著名指挥家严良堃，作曲家段平泰、吴文季、王振亚、金砂等数百名音乐人才。

师生们在青木关举办院校音乐会、毕业生演唱会等活动，还举办了我国音乐史上首次交响音乐会和民歌演唱会。《黄河大合唱》传入重庆后，就由国立音乐院师生在青木关率先唱响。著名的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经由国立音乐院师生在青木关改编，最终唱响全国。

当时的国立音乐院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民教馆文艺部一起出版了许多音乐刊物，如《乐风》《大道音乐》《民众歌曲》等，一方面丰富了战时人民的业余生活，一方面对战时音乐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教育部下属的话剧社实验戏剧教育队以抗战为主题，创作了一批优秀抗战剧目。话剧社在青木关时，常为广大师生和当地民众演出。在演出形式上为求创新，话剧社还引入了四川方言，获得无数好评。

教育部位于青木关，而青木关与缙云山紧紧相连，当时的重庆有两处地方学府云集，文人齐聚，一处是青木关，另一处就是缙云山。今天的重庆城，有两个区县最具书香人文气息，一个是沙坪坝区，一个是北碚区。这中间的联系与道理，无须多言，值得细品。

沿磁器口往嘉陵江上游而去，不久便到了井口。今天的井口，比起声名在外的磁器口，确实黯淡许多。然而若干年前，井口的地位与磁器口几乎相同，都是嘉陵江边的码头，都以转运瓷器为营生。

所谓“井”者，实为盐井矣。古时候人们逐水而居，有井的地方就有人定居。井口的井是盐井，井口码头最早是为盐运而生的。清代之后，因江氏三兄弟烧窑制瓷器，带动了周边一带皆从事瓷器产业，井口码头又成为了瓷器的重要中转地。

清末至民国，井口从一个小的场口渐渐繁华，形成两街两巷格局的井口老街。老街临江依山而建，青石板路直通江边，曾风靡全国的重庆江湖菜“烧鸡公”便成为此地一绝。

今天的重庆城很难再找到专卖“烧鸡公”的店铺了，这就如同井口曾经的繁华一般，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只余嘉陵江畔那段用青石板铺就，直插江心用以束水通航的“龙杠”，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抗战时期的井口，也被纳入了沙磁文化区。

1939年，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空袭轰炸，原本位于解放碑的《新华日报》印刷厂被炸毁，《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为了尽快恢复报纸的发行，印刷厂迁址到井口高峰寺。

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分重视高峰寺印刷所的工作。迁址后正值重庆火炉一般的伏夏季节，周恩来顶着烈日与酷暑来到偏远的高峰寺，为全体职员带来一个消息：国民党利用《新华日报》停刊的机会，打算将全市报纸收归旗下，发行一份全市联合版报纸，以取代《新华日报》。全体职员听后群情激奋，周恩来鼓励大家拿出干劲来，用最快的时间恢复报纸出版，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在所有人加班加点的努力下，《新华日报》很快恢复了发行，当国民党当局又一次在大街小巷听到“新华扫荡中央”（国民党当局发行的报纸为《中央日报》《扫荡日报》，报童故意将三份报纸连起来叫卖）的报童叫卖声时，恼怒之心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井口高峰寺也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休养所，邓颖超、董必武及胡杏芬（《李知凡太太》作者）均在此休养过，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在这里撰写了《中国通史》，苏俄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也是在这里翻译、出版了《列宁文集》。井口高峰寺，一跃成为战时我党在重庆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宣传出版阵地。

1904年，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与南开校父严修远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天津创办了南开中学。1935年，年近花甲的张伯苓先生看到战事一触即发，滋生了在大后方设立南开学校的想法，几经周折，最后选址在了重庆沙坪坝。

初建时，考虑到已在天津有了南开中学，张伯苓先生便取南开的“南”与重庆的简称“渝”，为学校命名为“南渝中学”。1938年因战事打响，天津南开中学停课，经南开中学校友总会建议，将重庆南渝中学改名为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作为战时中国基础教育的典范，曾接待过多位历史名人，蒋介石曾出席南开中学校庆，毛泽东、周恩来、华莱士等多次光临南开中学。著名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一直沿用至今，具有划时代的精神内核。

提起南开中学，重庆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重庆人的印象里，这是重庆中学界的顶级学校之一，重庆人按照编号习惯将之称为“三中”。

大多数重庆人都不知道，就在沙坪坝南开中学里，藏着一个“津南村”。在南开中学大操场的北面，掩映在树荫下，几排老旧的北京四合院外观的平房小院藏在高楼林立的夹缝中，这就是津南村。

津南村原是张伯苓先生为教职员工修建的宿舍，为纪念被日军炸毁的天津南开中学，取名“津南”。抗战期间，津南村一度成为抗战时期文人骚客的重要社交活动中心，张伯苓、马寅初、柳亚子等社会精英云集于此，周恩来、蒋介石、郭沫若、曹禺等也曾先后到此访友交流。

津南村最为风雅的一段历史，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往津南村看望张伯苓和柳亚子，三人相谈甚欢。毛泽东诗兴大发，以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相赠：“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示答谢与欣赏，柳亚子先生撰词次韵和之。此举成为津南村史上第一风雅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