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学术 2024-11-23 22:1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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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8期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王静熙^1,²牟粼琳^1,^2*赵秀文¹谢世纪¹

1. 武汉体育学院；

2. 湖北体育产业研究中心

摘要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作为培育龙头体育企业和孵化“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重要平台，已然演化为推动体育企业深化创新实践，铸就创新成果的战略高地。以105家体育A股上市、新三板挂牌企业为微观样本库，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2016—2022年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企业创新水平；2）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通过财政补贴与驱动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显著提高体育企业创新效能，但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不明显；3）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制造型和中小型体育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建议：1）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提升高技能劳动占比，加强科研背景管理团队建设，以提高体育企业的知识溢出质量；2）加强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产业链创新增长极，加速创新政策效能发挥，以促进中西部地区体育企业的持续创新；3）深化体育制造与体育服务的创新协同，构建全面创新体系，推动平台化创新，以提高体育服务企业的创新水平；4）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以增强大型体育企业的创新实力。

关键词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企业；中介效应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是经国家体育总局命名或认定的、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具备相当基础、较大影响和较好效益的地区、单位或项目，其依托特色体育资源禀赋，着力形成体育产业集聚空间，不断抢占专业化市场制高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格局。示范基地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体育产业集聚的高级化形态，发挥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示范带头作用，通过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强化市场主体竞争力及促进就业人数增加，以点带面地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李海杰等，2022）。据《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报告（2017—2018）》数据显示，36个示范基地中有24个基地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1%，其中有4个甚至超过10%，成为区域支柱性产业。同时，示范基地还肩负探索创新途径和孵化新型业态的关键任务，集先进设备、创新技术、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于一体，并辅以政策补贴、知识孵化和数字技术等配套支持，以创新体育企业发展模式，推动体育产业跨越式发展。随着示范基地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体育企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及授权数量和新产品上市速度均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表明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撬动作用。因此，作为体育产业“国家队”的重要载体，示范基地集聚诸多行业内优秀的示范单位及项目（郭恩恺等，2023），通过乘数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显著提升区域体育产业的整体规模和创新质量（徐铭泽等，2023），从而为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体育企业打造优质创新平台。

1 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示范基地的定性研究主要聚焦于考察示范基地的时空发展态势（唐家晨等，2023）、经验启示（付群，2019）及核心竞争力（赵彬彬等，2019）等。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探讨示范基地设立对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如李海杰等（2022）基于政策效果视角，量化示范基地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郭恩恺等（2023）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示范基地设立通过促进劳动力和人才就业的途径，助推区域经济增长；徐铭泽等（2023）验证了示范基地设立对所属城市就业扩容提质的影响。关于体育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涵盖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及数字经济的视角。如陈刚等（2023）从产业政策出发，实证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对当地体育企业创新投入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丁俊凯等（2023）发现财政补贴可以缓解体育企业创新的融资压力，增强创新投资信心，进而激励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秦丹等（2024）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人力资本和创新商业模式，正向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但鲜见有关示范基地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及以示范基地设立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对体育实体创新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的相关研究。据此，有必要精准评估示范基地设立带来的政策效应，从而揭示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研究基于2016—2022年体育公司数据，将示范基地设立作为外生冲击事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准自然实验，量化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探讨财政补贴、知识溢出和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同时针对不同地理区位、行业类别和规模属性进行异质性检验，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2 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示范基地设立引发扩散效应，驱使高质量生产要素不断向周边辐射，促进集聚形态形成，凸显规模优势。示范基地进一步通过数据要素驱动、双循环耦合模式及产业链协同等方式，推动体育企业达成优质资源协同增值、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及科创成果高效转化的良性循环（图1）。

图1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促进体育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s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Sports Enterprises

1）示范基地设立以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能打破传统经济质态，激发体育企业内部创新动能。一方面，示范基地的地理邻近性有利于体育企业的数据价值挖掘。示范基地内体育企业的地理位置靠近、交通便利有助于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共享，数字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有助于新技术对数据要素价值的深入挖掘，通过多种生产要素重组进而重塑创新函数，实现体育企业数字技术、数字模式及数字产品的革新（袁园媛等，2024）。另一方面，示范基地政策利好体育企业的数据价值释放。示范基地大力打造数字体育生态，配套数字政策鼓励传统体育企业开展各类数据创新活动，并强化财政资助，牵引制造企业加大数据采集、储存、提炼、分析和应用等投入，通过数据实时监控、资源协同管理、制造执行等达成可视化管理、科学化决策及量化生产，有效激发数据新动能，实现关键技术和产品性能的创新颠覆。如宁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聚焦企业“智转数改”，加速推进工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通过“智能化”与“数字化”双重引擎驱动传统体育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

2）示范基地设立借助双循环耦合模式，通过内部创新循环和外部市场循环的耦合互动，推动体育企业开放式创新。在内循环层面，竞争与合作的竞合效应促进体育企业内部创新良性循环。由于示范基地内众多体育产品和服务呈现相似性，本土企业为提升市场竞争力积极推动自我革新。同时企业间也易形成创新竞合关系，通过搭建强大韧性的合作网络促进经验、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共享，从而激励企业技术外溢和协同研发，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在外循环层面，示范基地正向吸纳外部资源与市场力量，开发合作促进体育企业外部创新循环。示范基地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搭建桥梁，便于企业借助国际市场循环补短板，快速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并转化为支撑内部创新的技术研发驱动力。同时持续增强国际创新要素吸附力，加强与国外投资者合作，引入高端智能设备和先进经验，正向提升研发效率和质量，实现技术创新实力的跨越式发展。如定州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内部通过差异化市场定位和核心技术比拼提升竞争力，同时联合多家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新品研发等合作，外部进行产业链招商、引进国内外先进人才技术，为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

3）示范基地设立通过产业链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合作，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生，实现体育企业创新的质态跃升。一方面，供应商驱动体育企业精细化、专业化研发设计，提高创新效率。示范基地设立将体育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供应商纳入创新生态体系中，供应商能贡献特定领域的技术专长和经验，促使新技术研发活动的精细化和专业化分工，从而准确把控研发方向，同时越早向供应商提供新产品信息，越能及时获得其对原型的反馈，进而有效缩短创新周期与提高创新效率（李诗林等，2022）。另一方面，终端用户促进体育企业需求导向、定制化创新活动，提升产品服务的创新能级。在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中，体育企业与终端用户能进行信息实时交流与反馈，促进用户积极参与新产品研发活动，有利于企业及时获知需求创意和体验信息，推动个性化、定制化研发，从而实现产品服务迭代跃迁（赵宸宇等，2021）。如晋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鼓励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扩展至产业链上下游，联合各厂商共建产品生态、协作研发核心技术，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制造＋服务”发展模式，逐渐转型为集体育产品网络批发零售、物流快递、研发设计等为一体的现代化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研究提出假设H1：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影响。

2.2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通过财政补贴效应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体育企业创新进程中，面临融资约束严重、创新动力不足及创新质量低下等问题（曹虹剑等，2022），因此，示范基地通过创新补贴和有效监管等政策措施，保障体育企业创新链的自主可控。

1）示范基地通过发放创新补贴，缓解融资约束并补偿创新外部性，实现体育企业创新收益稳定化和内部化。一方面，创新补贴能有效缓解体育企业的融资约束。示范基地的政策倾向反映了政府对企业创新的重视程度，其补贴认证具有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的双重信用背书效果，不仅能消除体育企业和第三方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能提升投资机构和其他社会资本对受资助企业的信任度（刘圣文等，2024）。依托创新补贴，体育企业拥有了稳固的多元化创新投入资金支持链，能破除创新进程中所面临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创新补贴能弥补体育企业的创新外部性。示范基地聚集众多体育企业，新产品的信息易通过专利、交叉许可协议、研发人员流动及技术购买等渠道被传播和模仿，使企业难以独享创新成果，技术溢出和外部性损失明显。而示范基地的创新补贴可带来直接无偿的研发资金补充，抵消外部性损失，实现创新收益内部化，进而激励体育企业循环研发（杨国超等，2020）。如荆门高新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入驻体育产业创业孵化器的科技型企业，使用创新资金补贴孵化器费用，并对由体育企业建立且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给予专项资助。

2）示范基地设立通过完善监管机制，破除低质量创新困局，实现体育企业质态创新。创新补贴易引发“企业寻租”和“策略性创新”等现象（黎文靖等，2016），因此实施有效监管是创新政策效能释放的关键。示范基地通过专家评选、透明竞争、立项名单公开、资金分批拨付、事后监管和验收等手段优化创新补贴机制，有利于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强补贴分配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从而杜绝体育企业低质量创新行为，确保企业投入资源从事长期、实质性的原始创新活动（曹虹剑等，2022）。如定州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健全体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补贴监管机制，通过定期报告、现场考察、创新大会等形式实时掌握企业创新动态，确保体育企业创新活动各环节的有效推动和落实。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研究提出假设H2a：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使体育企业获取更多政府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2.3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示范基地设立推动创新系统释放共享效应，创新链中的差异化种群在相互反馈、相互合作中实现知识溢出，产学研创新联动能力增强，跨区域创新群体协同合作引致知识传播与技术扩散，形成资源禀赋优势，进而提升技术创新强度（蔡湘杰等，2024）。

1）示范基地设立通过加速知识的共享与转化进程，从而激发体育企业技术知识体系革新。一方面，组织邻近性加速体育企业知识的传播和扩散。示范基地内部组织紧密，体育企业的管理和技术高层能在近距离、高频次的互动交流中共享先进管理经验和复杂生产技术，实现创新知识与创新资源的高频聚合与快速应用，优化知识体系与提高技术转换成效（孙威等，2012）。另一方面，主体结构相似性促进体育企业的知识共享与合作。体育企业核心创新主体结构趋同，主要涉及管理层作为创新发起者提出创新策略，研发团队作为创新执行者转化创新成果等，共同促进隐性及非标准化知识的顺畅转移与流动，带来创新合作关系增值（白茜等，2023）。企业可利用实地参观、面对面交流及员工流动等途径，以低成本取得创新思想、技术知识及实践案例，逐步更新并丰富现有技术知识网络，实现累进式创新。如荆门高新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建立体育产业联盟，加强体育企业技术合作，实现集群集团资源和知识的交流与共享，为基地内体育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2）示范基地设立助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形成更广泛的知识共享效应，推动体育企业协同创新。一方面，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推动体育企业技术创新的科学实施。示范基地搭建了以体育企业为主导，联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生产服务供应商等多元主体的创新体系，凭借深厚学术底蕴与前瞻性研究视野，为体育企业提供优质创新理念与尖端技术支持，使管理层灵活调整创新策略，规避决策失误，紧密围绕核心技术需求展开高效研发合作。另一方面，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促进体育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动态整合。体育企业借助密集的通信网络，积极对话区域内其他组织，实现人员交流、知识流动、技术交易和专利授权等创新要素的有效交换，有助于引进契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优化技术结构，推动创新链和价值链的耦合式发展。如庆云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鼓励基地内体育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搭建技术合作平台，实现产学研无缝对接，以确保体育企业创新具备科学稳固的科研和市场体系支撑。

3）示范基地设立助力打造研发人才高地，强化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体育企业人才创新。一方面，高精尖技术人才汇聚促进体育企业可持续性创新。示范基地涵盖体育科技产业园等创新孵化平台，研发人才蓄水池效应明显，能凭借强大市场竞争力和科学激励机制凝聚体育领域高精尖技术人才，保障科研资源的充沛与创新知识结构的多样性，塑造可持续创新能力，推动体育企业创新系统共生性增强（王会宗等，2024）。另一方面，高质量创新论坛有利于培养体育企业团队技术创新意识。示范基地通过定期举办企业创新培训与研讨论坛，打破体育行业知识壁垒，促进多领域知识的交叉和融合，为体育企业汲取前沿创新理念和科研经验提供平台，以打造具有技术创新意识的研发团队，为体育企业创新提供高质量人才引擎。如苏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加大创业创新扶持力度，广泛吸纳创新型体育人才和专业团队，推动体育企业技术创新升级。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研究提出假设H2b：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有助于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2.4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通过驱动数字化转型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上升为产业政策和企业战略层面的核心议题，示范基地设立通过改善数字发展环境、提供数字技术支持、优化高管数字背景，诱导企业践行数字化转型，凝聚企业集成技术、管理及组织创新合力，实现体育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孙伟增等，2023）。

1）示范基地设立改善数字发展环境，解决数字化转型“不能转”问题，助力体育企业管理创新。一方面，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构筑体育企业创新高地。示范基地以建设数字体育产业集聚区为核心规划，依托数字体育产业园夯实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技术基础和底层架构，提供相关数字技术与智慧服务，如智能化管理系统、数字化营销策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等，驱动体育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进而促成创新范式转变。另一方面，增加数字金融支持，推进数字技术与业务融合创新。示范基地给予“排他性”的政策资源偏向优势，为基地内中小型体育企业给予数字金融服务，能根据企业数字生命周期进行精准扶持，分摊数字化转型的沉没风险，从而更好地撬动金融资源与创新活动相匹配，驱动体育企业在“研-产-运-销”各环节的全方位转型，最终达成全面创新升级。如越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以数字体育智慧园区平台系统为支撑，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XR显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体育产业＋体育消费”新型生态圈，实现体育企业数字化经营。

2）示范基地设立能优化高管数字背景，解决数字化转型“不敢转”问题，促进体育企业组织创新。一方面，吸纳复合职能背景人才，构建数字转型战略所需的高层管理团队，推动体育企业创新。示范基地内开放式创新生态有利于复合型人才发展，数字化思维和技能储备充足的管理层能通过丰富的研发经历，在降低风险的前提下激发数字化转型活力，引导企业组织打破思维桎梏，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创新（裴璇等，2023）。另一方面，深化管理层决策能力，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达成体育企业数字创新驱动。示范基地建立的数字平台有利于企业间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辅助高管利用数据分析提升决策效能，从而明确目标定位、优化组织团队行为、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推动体育企业运转科学化、数字化的创新流程。如苏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实施体育企业家培育工程，加强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并发挥优质管理人才作用，引进通晓数字体育经营的专业人才和复合人才，推动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

3）示范基地设立精准对接企业数字需求，解决数字化转型“不会转”问题，助推体育企业技术创新。一方面，吸纳数字领军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技术支持与服务，促进体育企业创新。示范基地通过优化商业环境招引数字体育相关的研发机构、服务企业入驻，为体育企业供给咨询、评估及转移等一站式数字技术服务，嵌入数字化应用场景、匹配定制化转型方案和跟踪解决复杂性创新难题，助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生增长与持续优化。另一方面，借鉴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引领中小型企业创新发展。示范基地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辐射和外溢作用，共享转型资源和经验，引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赋能上下游相关行业的物联生态，实现体育企业的数字化“共建、共享、共进”（许金富等，2022），推动创新主体集中力量应对复杂技术创新，打通技术攻关的堵点和难点，实现链式创新。如越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积极引进数字体育领军企业——壹体体育，为更好地提供和创新数字体育服务，并借助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发挥其链主优势，构建多元体育产业生态圈，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发展。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研究提出假设H2c：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选取

本研究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视为一项外生冲击事件，识别基地设立与当地体育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鉴于示范基地不同时间点分批设立，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通过设置双虚拟变量及交互项，将政策实施后设为实验组，政策实施前设为对照组，排除不可观测特征的差别，同时由于示范基地所在城市的经济、文化、行业发展水平虽有差距，但以我国体育A股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公司创新水平并不会因区位条件而差别显著，因此示范基地政策满足多期DID的外生性条件，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可解决数据内生性问题，政策前后的影响差异估算具有显著统计意义（陈刚等，2023）。据此，基于示范基地政策实施前后体育企业的创新水平差异进行多期DID模型回归，可精准识别政策冲击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净效应（王锋等，2022）。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和指标设置，建立计量模型：

（1）

其中，Y_it是第i个企业第t年的创新效率，用于衡量该企业的创新表现；DID_it为第i个企业第t年受到的政策影响；Control_it为控制变量；γ为影响系数；α为常数项；ε_it为随机扰动项。系数β表示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如果β显著为正，表明示范基地设立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为抑制效应。同时在回归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和个体固定效应（Ind）。

为验证财政补贴、知识溢出以及数字化转型在示范基地设立影响体育企业创新中的中介效应，依照温忠麟等（2014）的逐步检验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2）

（3）

（4）

模型（2）～（4）中，Med_it表示中介变量，Control_it代表各控制变量。按照逐步检验程序，若模型（2）β₁显著，则继续分析模型（3）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若β₂显著，则继续使用模型（4）验证政策影响、中介变量与企业创新三者间的关系。若模型（4）中β₄显著、β₃不显著，则说明为完全中介效应；若β₃和β₄都显著，则说明为部分中介效应；若β₃和β₄都不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以体育企业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创新产出作稳健性检验，创新效率采用专利数量与研发投入的比值衡量，创新产出用专利成果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考虑专利获批的滞后效应并消除内生性干扰，选用创新效率的滞后一期衡量企业创新，创新产出的滞后一期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释义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Explanations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DID），是处理组虚拟变量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与示范基地设立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在体育企业隶属或最邻近的地级市经申报设立第一家示范基地的当年及以后，将该变量赋值为1，设立年份之前则赋值为0。

3.2.3　控制变量

参照周冬华等（2021）、张碧洲等（2021）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财务杠杆（Leverage）、竞争程度（Market）、现金流量比率（Cash）、总资产周转率（ATO）、资本密集度（Capital）、审计质量（Audit）。

3.2.4　中介变量

1）政府财政补贴。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的财政补贴和金融扶持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可缓解融资约束，吸引第三方投资，助力体育企业创新。依据体育企业年报所披露的政府补助金额，采用“政府补助/主营业务收入”测量政府财政补贴状况。

2）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表现为体育企业在近距离、高频次的互动交流中共享复杂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而技术人才和高素质人才是体育企业创新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企业的技术交流能力和管理经验应用能力。同时，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数反映研发人才素质和潜力，有利于产学研联合体建设和研发人才高地打造，从而为知识溢出提供有力人才储备。因此，选取技术人员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的均值衡量体育企业知识溢出效应。

3）数字化转型。参照易露霞等（2021）的研究，采用基于机器学习和词袋模型的文本分析法测度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用Python爬虫技术整理企业年度报告，通过PDF-miner提取文本内容；人工筛选出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种子词，利用词向量计算文本中与种子词相似的词汇，将相似度高的词汇作为数字化转型词袋（表2）；计算词袋词汇在报告中的出现频率，用以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表2 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词袋Table 2 Bag of Words Related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Enterprises

3.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参照徐铭泽等（2023）的做法，基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等文件，确定示范基地样本数量。在初期阶段（2006—2015年），示范基地设立数量相对有限，共设立了14个示范基地。在成熟阶段（2016—2022年），示范基地设立呈现稳定且成批增长态势，设立数量达65个。考虑到2023年部分示范基地存在撤销情况，本研究特将时间序列范围限定在2016—2022年，并选取此期间内共计65个示范基地作为研究样本。同时，鉴于示范基地的辐射效应对邻近地区也有一定影响，在实证分析时个别体育A股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企业所在城市若未设置示范基地，则以地理位置最临近的基地作为替代。此外，参照牟粼琳等（2023）的做法，依据《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是或者包含体育相关业务，进行人工筛选，剔除当年ST、*ST或PT的公司，以及数据缺失或异常值的样本，选出体育A股上市公司55家和新三板挂牌企业50家，共计105家体育企业作为微观样库，构成非均衡面板数据。具体数据来源：1）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相关政策文件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2）体育企业专利数据取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Platform， CNRDS）、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s：//www.cnipa.gov.cn/），相关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https：//www.neeq.com.cn/）、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其中包括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和企业性质等信息；3）反映体育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指数，通过搜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和CSMAR数据库，下载2016—2022年的企业年报，采用Python获取。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Winsorize处理，减少异常值的干扰。经处理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均在合理范围内（表3）。创新效率的均值为0.219，标准差为0.076，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体育企业创新表现良好，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投入与成果产出能力。此外，资本密集度的均值为22.820，标准差为35.020，反映出我国体育A股上市及新三板挂牌公司之间在资本运作和投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他控制变量，如财务杠杆、竞争程度、现金流比率、总资产周转率、资本密集度及审计质量等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研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表4列（1）（2）（5）（6）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是否对年份、个体进行固定，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企业创新均无显著影响。考虑企业专利从研发到授权的时滞性，将创新效率滞后一期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创新产出滞后一期作为替代变量：在列（3）和（7）中仅引入示范基地变量，未加控制变量；在列（4）和（8）中加入企业层面变量，并控制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企业创新效率的估计系数为0.010和0.011，创新产出的估计系数为0.173和0.191，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示范基地对体育企业滞后一期的创新有正面影响。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注：***P＜0.01，**P＜0.05，*P＜0.1；括号内数值为z检验值；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多期DID方法所需要满足的重要前提是平行趋势假定，即在未面临政策冲击的情况下，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应该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为验证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性，在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策实施前不同年份的虚拟变量与示范基地政策实验组和对照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并绘制了系数变动趋势图。在政策实施前，系数值都不显著，说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差异，而在政策实施后，系数值都基本显著，说明示范基地设立对于体育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且政策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滞后性（图2）。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2 Parallel Trend Test

4.2.2　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显著效应是由时间变化导致，将实验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获批时间分别提前1年和2年，构建虚拟基地获批时间。两组DID的系数P＞0.1，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时间趋势无显著差异，即获批示范基地对体育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5）。

表5 安慰剂检验Table 5 Placebo Test

4.3　中介效应检验

4.3.1　财政补贴效应明显

财政补贴有助于降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研发压力，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形成研发投入挤入效应，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高，并最终提升生产率（花楷等，2023），因此以财政补贴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表6列（1）和（2）的回归系数为0.006（P＜0.05）和0.065（P＜0.1），Sobel检验P=0.02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财政补贴在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与企业创新间有正向传导效应。究其原因，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示范基地内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分担研发风险，促进体育企业自主研发。一方面，在财政补贴上，设立专项资金。示范基地所在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特设体育产业专项资金，支持企业重点项目攻关和关键技术突破，助力企业购置先进研发设备、吸纳优秀人才和开展技术合作等，提升研发综合实力，推动体育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如定州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每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企业研发平台建设、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等奖补支持。另一方面，在税收优惠上，给予税收减免。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增值税优惠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从而有效减轻体育企业财务负担，显著增强其研发创新的投资能力。如苏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培育创新型体育企业，支持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可享受15%税率优惠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假设H2a得到验证。

表6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Table 6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s is a Test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Sports Enterprise Innovation

4.3.2　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

高素质人才和高技术人才的空间集聚能加速知识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企业创新活动开展（刘明，2024），因此以知识溢出效应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如表6列（3）和（4）所示，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Sobel检验的P=0.330，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究其原因，体育市场劳动力结构不均衡和初创企业技术人才有限，均会导致知识生产和分享的不充分，影响创新产出。一方面，体育低端劳动力大市场制约知识溢出。尽管示范基地聚集了众多高素质体育人才，但目前我国存在体育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衔接不充分，劳动力市场供给与企业创新人才需求不匹配等掣肘，阻碍了知识溢出效应发挥（徐开娟等，2024）。如乐陵、晋江等一批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示范基地，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低技能劳动力构成无法满足创新需求，亟须通过引培高素质人才等策略促进知识溢出，实现创新升级。另一方面，技术人才资源不足影响知识溢出效应。示范基地的体育企业主要由初创企业构成，由于技术人才匮乏，在获取专业知识、进行数据处理及搭载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创新成果转化率低，进而影响创新整体效率和质量。如定州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新兴科学技术不足和技术人才引培质量问题限制了集群内知识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其初创体育用品企业普遍面临产品结构低端化、技术含量不足及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创新短板。假设H2b不成立。

4.3.3　数字化转型效应明显

在数字经济驱动下，体育企业的创新研发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从而全面提升体育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袁园媛等，2024），因此以数字化转型效应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表6列（5）和（6）的回归系数为0.010（P＜0.05）和0.182（P＜0.01），Sobel检验P=0.03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数字化转型在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企业创新间有正向传导效应。究其原因，示范基地构建了涵盖数字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为体育企业创新注入强劲动力。一方面，打造数字化转型平台，为体育企业创新提供合作支持。示范基地建设的体育科技产业园为本土体育企业与数字企业的协同创新提供平台，通过搭建数字化展示平台、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物联监测系统等，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分析，推动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全链条的数字化转型，进而催生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如宁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京深数谷产业园通过引进品牌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促使更多健身器材企业进行智慧化和数字化转型，助力体育健身产业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强化数字化转型保障，为体育企业创新融入产学研支撑。示范基地以体育科创型企业及科研机构等为创新链基点，建立“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的全链条式孵化体系，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进行联合精准技术研发，体育企业获得先进技术服务的同时成功吸引更多数字人才加盟，形成企业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如睢县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与多家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实现产学研无缝对接，通过加强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培养，推动高新技术体育龙头企业和科技“小巨人”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假设H2c得到验证。

4.4　异质性检验

4.4.1　区位属性：东、中西部地区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公示名单中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确定所属地级市，将其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2个区域，分组进行回归以检验示范基地设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区位影响差异。表7列（1）和（2）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系数为0.007（P＜0.1），而中西部地区未通过检验（P＞0.1），这说明示范基地的设立能明显促进东部地区体育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而并未影响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示范基地得益于创新资源的高度集聚和稳固的经济基础，产业链上下游及平行企业间的互动与合作频繁，共同研发和创新的机会增加，有利于体育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聚合效应（刘明，2024）。如梁园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依托地理区位和产业根基，以安踏和舒华体育为领军企业，成功吸引了安大包材、安大鞋材等关联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了完整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示范基地大多处于建设初期，产业集群尚未形成规模化，在短期内对体育企业创新影响不明显，且中西部基地更多依靠当地自然资源禀赋，注重体育旅游业和体育休闲业等产业发展，因此创新投资相对有限。如云南红塔、湖北神农架等示范基地产业集群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主攻方向为体育旅游开发和体育赛事承办等，鲜少涉及体育用品制造领域的创新发展规划。

表7 基于区位属性、行业属性和企业属性的异质性检验Table 7 Heterogeneity Test Based on Location Attribute， Industry Attribute and Enterprise Attribute

4.4.2　行业属性：体育制造业与体育服务业

参照李国等（2021）的做法，依据《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2022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采用2级核算分类，针对体育企业的主营业务项目，主要分为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表7列（3）和（4）结果表明，体育制造企业的系数为0.008（P＜0.1），而体育服务企业未通过检验（P＞0.1），这说明示范基地的设立能促进体育制造企业创新，而对体育服务企业影响不明显。究其原因，体育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着整体制造环境的大变迁带来的招商引资效益下滑、新项目增量有限及融资渠道收缩等困境。因此，该类示范基地倾向于体育制造业高端化转型，激发企业在新技术、新材料及新产品等领域创新。如深圳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依托科技领先优势，推动企业加大对原创研发的投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催生出众多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而就体育服务企业而言，示范基地通过产业集聚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存共生，引致服务企业对上游制造企业的技术路径依赖困局，限制了其创新突破。此外，示范基地内服务企业主要包括体育培训、竞赛表演和健身休闲等，其发展更多依靠管理、营销等非物质性创新，需要长时间的经验和实践才能达到显著的创新效果。如阿勒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以冰雪资源为支柱，提供文体旅服务，由于该模式已成功吸引目标用户并实现盈利，因此短期内无需大规模创新来改变核心业务。

4.4.3　企业属性：大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

本研究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体育企业划归为中小微型，反之则划为大型，然后进行分组回归。表7列（5）和（6）结果显示，在大型和中小微型体育企业中，系数分别为0.002（P＞0.1）和0.010（P＜0.05）。这说明示范基地设立更有利于促进中小型体育企业创新，但对大型企业的创新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中小型体育企业囿于自身规模和资源有限，更依赖创新以获取先发优势，从而催生出更强劲的创新活力。同时，基地重视对中小型体育企业的孵化和培养，通过多元资金渠道缓解中小型体育企业融资难题，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如苏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明确对中小型和初创期体育企业的金融支持方向，倡导各类金融机构遵循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配套适应中小微体育企业的信贷产品和金融品种。而大型企业凭借领先的技术与人才、完善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及成熟的管理控制体系，具有独立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自主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的创新能力。因此，会弱化示范基地政策对大型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如乐陵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汇聚超过1 000名专兼职研发人员，具备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无需外部支持的条件下独立推动创新进程。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示范基地设立对滞后一期的体育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通过机制检验表明，示范基地设立通过财政补贴和数字化转型两条途径有效促进体育企业创新效能释放，但在知识溢出效应上不显著。

3）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示范基地对东部地区、制造型和中小型体育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明显，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服务型和大型体育企业，示范基地的创新促进作用不显著。

5.2　建议

1）针对知识溢出中介效应，受体育低端劳动力市场和初创企业技术能力不足的制约，示范基地应注重人才引培，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强化科研背景管理团队配置，从而提升体育企业知识溢出质量。第一，加强高素质人才引培战略。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完善与体育企业高质量创新相匹配的人才政策，细化引进办法、资格标准和薪酬制度，采取“直接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复合型人才给予一系列生活优惠政策，以促进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增加体育创新人才存量（胡若晨等，2024）。第二，扩大高技术人才占比。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和提供实习上岗机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使低技能劳动力迅速掌握新兴技术，更易于达到高技术人才的生产水平，优化示范基地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知识溢出质量（黄浩权等，2024）。第三，发挥高管学术网络优势。针对示范基地体育企业初创特性，应优化公司人力资本，吸纳具有学术背景及科研资源的高层管理人员，充分发挥科研背景“董监高”人员的学术网络优势，加强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以提高企业对技术人才资源的吸引力与培养能力，从而实现创新绩效增涨（温兴琦等，2024）。

2）针对中西部地区体育企业的产业集群未成型、创新投入不足带来的政策效应不明显问题，示范基地应深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产业链创新增长极，加快创新政策效能释放，以推动中西部地区体育企业的持续性创新。第一，联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应积极构建与产业集群化相匹配的协同创新模式，借鉴东部联合基地的成功经验，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协作向高密度互动的紧耦合转变，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实力。第二，打造产业链创新增长极。应孵化智能体育器材、运动康复、体育大数据等新兴企业，促进体育竞赛表演、体育旅游等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转型，通过优质企业相互联盟、利益资本相互渗透、产业链相互强化，推动要素和产业间高效链接和内在联动，实现从点状创新到上下游协同的链式创新转变。第三，加速释放创新政策效能。创新资源投入匮乏已成弊端，中西部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速创新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全方位资金支持，吸引外部信息化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选址基地所在城市，吸纳更多创新人才落户，为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

3）针对体育服务企业对制造企业的技术依赖、非物质性创新带来的政策效应不明显问题，示范基地应深化体育制造和体育服务的两业创新协同，构建全面创新体系，推动平台化创新，从而提升体育服务企业的创新能级。第一，强化两业创新联动。引导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逐步向服务型转向，推动双方协同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实现产业链内部技术创新的交流与融合，降低体育服务企业对上游技术的路径依赖，为体育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创新动力。第二，激发体育服务企业的全面创新。应以基础研究赋能服务企业原始创新，构建涵盖创意产生、产品设计与研发以及市场推广的全面创新体系，激励物质性创新和非物质性创新的有机融合，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并塑造核心竞争优势。第三，促进体育服务企业平台化创新。应搭建集信息发布、数据分析、在线交易等于一体的体育服务创新平台，重点支持体育服务企业在管理流程、营销战略、商业模式等创新活动，同时鼓励用户借助平台发表创新思路，共营以用户驱动创新为核心的体育服务生态，从而实现非物质性创新的提质增效。

4）针对政策效应在大型体育企业中不明显问题，示范基地应培养行业龙头企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有效增强大型体育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一，体育龙头企业引领创新。基于大型企业的技术人才、自主创新优势，示范基地应进一步鼓励大型体育企业向龙头企业迈进，提供定制化创新策略，通过建立与国际企业的战略联盟、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确保大型体育企业积极参与“揭榜挂帅”等创新活动，在技术革新、产品开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取得“质”的增长。第二，完善创新知识产权体系。基于大型企业独有的专利产出，示范基地应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杜绝竞争对手抄袭或模仿创新成果，保障大型体育企业技术交流合作与创新研发活动的有序开展。第三，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示范基地应深化以大型体育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创新联盟，基于联合共创破解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技术锁定、资源惯性、研究孤立及成果难产等瓶颈，并支持大型体育企业前置性参与产学研合作的重大科研项目和创新场景建设的设计与决策，促进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双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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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原文制作：高天艾

原文校对：马婧
原文监制：张雷

学会编辑：徐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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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成立于1980年，是我国成立时间长、运作规范、社会影响较大，集学术性、科普性、公益性于一体的最大规模、最高层次的体育科技学术社会团体。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对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1 文献回顾

2 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2.2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通过财政补贴效应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2.3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2.4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设立通过驱动数字化转型促进体育企业创新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选取

3.2 变量选取

3.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