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苏州人游览之景众多，尤其是虎丘山塘绵亘七里，其游赏以春秋为盛。除了虎丘之外，苏州人的旅游之处，尚有“春初西山踏青，夏则泛观荷荡，秋则桂岭九月登高”。景随时迁，由此形成岁时节序人文景观，一年四季，无不徜徉于春风雪月之中。

苏州人好游成风，形成“游春玩景”之俗。每当春月，虎丘山下，白堤七里，彩舟画楫，衔尾以游。苏州人的春事，“半在绿阴芳草之间”，甚至招邀伴侣，及时行乐，故俗谓之“游春玩景”。

当清明节时，有“山塘看会”之俗。按照惯例，在清明节这一天，官府至虎丘的府厉坛，致祭无祀之鬼，游人骈集山塘，号称“看会”。这一天，赛会最盛，“观者填溢衢巷，臂倚肩凭，袂云汗雨，不可胜计”。

时至六月，苏州人有“画舫乘凉”之俗。苏州的伏天炎灼如焚，为了避暑乘凉，一些游闲子弟就“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谾，或虎阜十字洋边”。由此而来者，则是苏州游山船的盛行。苏州夏日节序之景有二：一是山塘龙舟竞渡，二是六月二十四日荷花荡观赏荷花。

苏州竞渡盛于山塘。每年四月末，苏州人就起龙舟开演，画船箫鼓，陆续聚于冶芳浜渌水之间。至端阳前后十余日，更是“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百工废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山塘竞渡时，“士女靓妆炫服，倾城出游”，“山塘七里，几无驻足；河中船挤，不见寸澜”，甚至“船窗洞达，玻璃与水，相映若一”。

葑门荷宕，或作葑门荷荡，为苏州夏日最为闻名的人文景观。荷花荡在葑门之外，正名叫朝天湖，俗称“荷花荡”。湖中景致，四时晴雨皆宜，尤以夏日为胜。江盈科有《同张幼于诸君游荷花荡》诗九首，其中两首大抵可以反映荷花荡的旅游盛况。六月二十四日葑门荷荡胜景，以袁宏道、张岱的描摹最为细微入神。袁宏道在《荷花荡》一文中，称此日游人最盛，“画舫云集，渔舠小艇，雇觅一空”，“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他所称“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的描摹，最为入神。张岱《葑门荷宕》一篇，亦说此日苏州士女，“倾城而出，毕集于葑门外之荷宕”，“靡沸终日而已”。张岱的描摹一袭袁宏道笔法，称“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舟楫之胜以挤，鼓吹之胜以集，男女之胜以溷”，并认同袁宏道“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之说，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亦即以此与苏州中秋夜加以比较：虎丘中秋之夜，其特点是“模糊躲闪”，而六月二十四日之荷花荡，则是“明白昭著”。两者意境，迥然有异：虎丘中秋夜，有隐约之美；而六月二十四日荷花荡，则有明白敞亮之美，狂欢之态，不避于人。

苏州秋日，有两大旅游景象：一为七月半虎丘之游；二为九月九日重阳节虎丘登高。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日，俗称“七月半”。官府在府厉坛祭祀无祀之鬼。游人聚集山塘，观看“无祀会”，一如清明节。九月九日，民间俗称重阳节。按照旧俗，苏州人在此日至吴山治平寺登高，并“牵羊赌彩，为摊钱之戏”。至清代，在吴山之顶的机王殿，仍保留着“鼓乐酬神，喧阗日夕”的风习，但更多的是借登高之名，遨游虎丘，“箫鼓画船，更深乃返”。

每当冬日，万物萧瑟，民间旅游暂时消歇。苏州亦不例外。钟惺有《冬日登虎丘》诗，其中有句云：“一丘但清妙，霸气如暂销。”就是最好的例证。但需指出的是，苏州的冬日，游风尚有遗存。较为著名的有二：一是十月朝赴虎丘山塘看“无祀会”；二是十月至天平山看枫叶。十月朔，俗称“十月朝”。在此日，游人“骈集山塘，看无祀会”。当然，苏州冬日旅游胜景还当数十月天平山看枫叶。天平山位于苏州府西，山上枫林最为繁盛。宋代名臣范仲淹的祖墓，正好在这座山的山麓，俗称“三太师坟”。在坟前，有九株大枫树，名为“九枝红”。每年十月，枫叶挂霜露红，苏州人就“赁山轿，结伴往游”。夕阳西沉，纵目鸡笼诸山，丹林远近，烘染云霞，四山之松、栝、杉、榆，各色树木，“间以疏翠，岩壑亭台，俱作赤城景象”，堪称冬日一大奇观。

苏州虎丘，隶属苏州府元和县武丘乡彩云里。虎丘属于一个通称，实则包含以下两部分：一是虎丘山。虎丘山离苏州长洲县西北不到10里，是吴王阖闾所葬之处。过去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吴王下葬之后，有白虎之异，故称“虎丘”。二是山塘。东起山塘桥，西至西郭桥，北距长荡，南尽野芳浜。这一段山塘，又称“桐桥”，属虎丘最为著名之处，故清人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大抵摘取李嘉祐“春风倚棹阖闾城”的诗意。

山与寺相合，无不构成一大景观。天下名山胜刹，大多山中藏寺，而虎丘则不同，是寺里登山。山在寺中，门垣环绕，包罗胜概，先入寺门，而后登山，故又号称海内“福地”。张籍有诗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锁寺门。”后人有诗云：“出城先见塔，入寺始登山。”所指亦是虎丘寺中有山之意。至于虎丘寺的缘起，则出自东晋成帝时期王珣、王珉兄弟“舍宅为寺”。起初一山分为二寺，分建于剑池东西两侧。至宋初，合为一寺。

虎丘是苏州的一处人文胜景。至于其人文风景线的构成，则包括两条：一是虎丘山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曾经游览虎丘山寺。他所游历的路径，大致就属虎丘山寺这一条人文风景线。据王士性的记载，他是从阊门买舟出发的，行不过五里，即抵达虎丘山寺的寺门。沿山而上，一路之景，分别有憨憨泉、吴王试剑石、千人石、白莲池、清远道士放鹤处、大雄阁、剑池石梁、可中亭、生公点头石、陆羽泉。清人麟庆游览虎丘的路线，也是从阊门买舟，直抵虎丘。登山之景，分别有万岁楼、云岩寺、千人石、仁寿塔、短簿寺、憨憨泉，其间“风景百变，耳目一新”。二是七里山塘。如清人麟庆在游览虎丘时，先是买舟至七里山塘，并称山塘“画船歌舫，容与中流，花市香廛，辐辏两岸”。画船与四时赏花，已经成为虎丘的两大人文景观。清人袁景澜有诗句云：“乐极画船诸士女，虎邱赏遍四时花。”所言即此。

虎丘山塘画舫，形色多样，主要有：一是沙飞船，专供船宴之用。此船大多停泊于野芳浜和普济桥上下岸，凡是苏州人宴会，或者与外地商人贸易，大多租赁沙飞船，游览山塘。船分卷艄、开艄两种。二是灯船，其制日新月异，陈设精洁。每当良辰令节，狎侣招游，称为“下虎丘”。三是画舫。苏州号称佳丽之乡，游冶所习，凡是宴客之人，大多“买棹虎丘，画舫笙歌，四时不绝”。为此，时人有言描摹道：“高楼明月，夜夜清歌；烟波画船，朝朝载酒。”所指即是虎丘画舫之盛。四是游船。虎丘游船，“有市有会”。就会而言，分别有清明、七月半、十月花朝三节会；就市而言，则春为牡丹市，秋为木樨市，夏为乘凉市。在一年之中，只有龙船市之时，妇女出游最盛，“船价亦增数倍”。

在明清两代，时人游屐所至，言必称苏州；说及苏州，言必称虎丘；说及虎丘，言必称虎丘的秋天。由此可见，虎丘秋天的人文胜景，显已成为苏州景观的文化意象。

苏州虎丘，四时胜景不断。如王鏊《姑苏志》有云：“二月始和，楼船载箫管游山，其虎丘、天平、观音、上方诸山最盛。”这是记二月虎丘游况之盛。虎丘游况之盛，并非仅仅限于“二月始和”。以季节而论，即使是“尺雪层冰”；以天气论，即使是“疾风苦雨”，也是“游者不绝”。由此而来者，则是虎丘四时之景的迥异。

苏州虎丘八月半游况之盛，显然形成于明代嘉靖、隆庆之后。明末清初人归庄《虎丘山》诗云：“吴中多名山，最胜称虎丘，游人无时无，绝盛惟中秋。”可见，虎丘游人，无时不有，尤以中秋为盛。故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的笔下，多以记虎丘秋日胜景居多。如明朝人王士性云：“此地游踪成市，要以秋月为胜。”申时行有仲秋虎丘玩月诗，云：“今年风雨暗中秋，信宿还能续胜游。锦缆徐牵青雀舫，丹梯重上白云丘。开樽此夕歌连袂，说法何年石点头。宾从联翩明月夜，襟期绝似武昌楼。”在中秋之夜，苏州倾城士女，“出游虎邱，笙歌彻夜”。清人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海涌玩中秋。歌板千群来石上，酒旗一片出楼头。夜半最清幽。”所指即此。

虎丘的秋夜，其人文胜景，见诸很多作品，有文、有诗、有画，或诗画相合，刻意描摹。就文而言，王士性所记虎丘中秋之夜，已然是一种绝景：“千人石古株轮囷，把酒问月，醉而枕支，仰视碧落垂垂，固恍如乘槎泛斗牛渚也。若上浮图之巅，苍然平楚，远瞰湖天，内捧一轮月色，遍照苏州，又昔人所称绝景云。”就诗而言，归庄《虎丘山》诗三首记述虎丘山旅游之盛，“石名千人座，游者何啻万，明月吐山巅，有技无不献。冈头箫鼓喧，树底清歌曼，不知歌者谁，颜色颇柔嫩。倏忽人如墙，群蒸气殊溷，去之登高楼，索酒解疲困。风灯四面悬，火树三更喷。繁华亦已久，此世休深论”。以诗画相合而论，如苏州人尤袁公爱虎丘之胜，将所至虎丘之景，不论石磵亭台，均赋一绝句，自海涌以下，共计25首，而后又请画家在诗前绘图，借此以得山水之乐。

对虎丘之秋人文胜景的描摹，最得胜景底蕴者，当数袁宏道、张岱之作。他们所作关于“虎丘秋”的小品，显已将“虎丘秋”尤其是中秋夜背后的文化意象揭示无遗。先节引袁宏道之文如下：

再引张岱之文如下：

两相对照，张岱之文虽有多处承袭袁宏道，但各有胜韵。究“虎丘秋”人文胜韵的特点，大抵可从四点观之：一是中秋夜虎丘之“人”。夜集虎丘之人，若是含糊言之，或可称之为“倾城士女”，或可用“士女杂遝”加以描摹。若是细加分类，则又可分两类：一类是虎丘夜景的游观者，亦即“游人”，如袁宏道文中的“衣冠士女，下迨蔀屋”，以及张岱文中所言“土著流寓”“士夫眷属”“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傒童走空之辈”。此类游人，既有当地的土著人，又有外来的流寓客。另一类是虎丘中秋夜人文场景的塑造者，他们既是鼓吹、十番铙钹、丝管、檀板的演奏者，又是清唱的表演者。这些流动的人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虎丘中秋夜人文景观的塑造者，只有台上情景演员与台下看客之分而已。二是中秋夜虎丘之“文”。中秋晚上游览虎丘之人，其目的并非仅限于“踏月”，而是“玩”。这个玩，其文化内涵的构成，就是“听唱”。概言之，即“踏月听唱”。三是中秋夜虎丘之“景”。此类景观，既有虎丘山之景，从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又有山塘的“画舫妖姬，征歌赌酒”，即蔡云《吴歈》词所云：“七里山塘七里船，船船笙笛夜喧天”，亦即中秋桂花节时山塘的“画舫之游”。中秋夜的虎丘，并非仅限于“笙歌彻夜”，而是内具一种层次之美：从最初的热闹与雅俗并陈，到明月浮空之后的“寂然停声”，令“听者销魂”；再到夜深之后，“音若细发”，“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或“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其中景致的变化，明显呈现一种由俗到雅的递嬗。四是中秋夜虎丘之“观”。所谓的“观”，有听有观：听者是听曲，观者是观景。听曲之景，袁宏道在诗中，已有“发细虎丘歌”之句。入清后，虎丘千人石听歌，已成一时风气。正如邵长蘅《冶游》诗所云：“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所观之景，既看生公台、千人石、剑池一类之景，又听名优清客所奏、所唱，甚至还看山塘中的画舫，以及画舫中的妖姬。

虎丘的秋景，张岱将其比拟为画幅中的“横披”。这幅横披在虎丘中秋夜的晚上得以展现。中秋夜的虎丘之景，或远而望之，或登高望之，袁宏道、张岱一致称其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若是将虎丘之景与西湖之景稍做比较，有一个现象颇为值得玩味。中秋夜的虎丘，即使到了夜深人静，在千人石上，仍有“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这就不免使张岱发出感慨：“使非苏州，焉讨识者？”深夜的岑寂之美，唯有苏州人方能体味。而在杭州，则是“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一雅一俗，同是天堂般的旅游胜地，其间的人文景观尚有如此之异。

虎丘山上，佛寺林立，原本属于佛门圣地。时至清初，虎丘的功能显然发生了以下两大转变：一是从佛门圣地转而变为士民娱乐、消闲的场所，亦即从“放参”之地，变为“歌舞”之地。吴伟业诗云：“居然歌舞地，人为放参来。”此即其证。二是从僧舍众多，转向茶坊、饼肆林立，甚至僧舍大半成为人家的祠堂。

就总体而言，在明清两代，虎丘仍然属于苏州城市人文景观的标志。这大抵可以从人、事、景、物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自古以来，苏州一直以“爱礼包容”的心态迎接来自四方的流寓之人，诸如梁鸿、东方朔、梅福、戴逵等人，无不是由外地而寓居于苏州。时至明代，更是“四方之人，多流寓于此”。在这些流寓群体中，有些人已入籍苏州，成为苏州学校的生员，从来没有人对他们加以“攻发”；甚至有些“亡命逃法之奸”，亦假托医卜之类的技术，安身苏州。

虎丘之景，通常与名人相伴。在这众多的名人中，尤以白居易为著。唐代诗人白居易既是杭州西湖的“功德主”，有白堤之筑；也是苏州虎丘的“功德主”，有山塘之作。山塘是虎丘人文景观的一部分，又称“白公堤”。从阊门至虎丘，山塘路绵亘七里，行至三里半称为“半塘”。语云：“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所指即此。山塘分为两半：一为白公堤东段，即从沙盆潭至通贵桥，再从通贵桥至通济桥，再从通济桥至半塘；二为白公堤西段，即从半塘桥至西山庙桥。史载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开凿水渠以通南北，达于运河；他又作虎丘路，“免于病涉，亦可障流潦”。此即所谓的山塘。此外，白居易又沿着虎丘山的山麓，“凿水四周，溪流映带，别成仙岛，沧波缓溯，翠岭徐攀，尽登临之丽瞩矣”。由此可见，虎丘山的风景，亦由白居易开其端。苏州虎丘，名人故宅、祠庙荟萃。有王珣故宅，吴伟业《夜游虎丘》诗之《王珣故宅》云：“舍宅风流尚可追，王郎别墅几人知？即今谁是桓公喜，正是山花欲笑时。”和靖曾寓居虎丘之西庵，榜额称“三畏斋”。嘉定初年，在其地建尹和靖祠。

女性与虎丘之景也有不解之缘。妓女之墓，女郎、才女之宅第，既成为虎丘山景的一部分，又为后人的凭吊留下无限的遐想。以墓为例，有真娘墓。真娘是唐代名妓，宋人比之为苏小小，死后葬于虎丘。有徐兰墓，在虎丘山下。徐兰为宋代淳祐年间苏州名妓，名擅一时，“堂馆园池，服食器玩，为三吴之冠”，死后葬于虎丘。有杨京娘墓，在白堤。京娘字尹眉，苏州府人。她被寄育于广陵杨氏，因以为姓。她解音律，通翰墨。京娘时常以误落平康为憾，后因失身非偶，赍志而死。以女郎宅舍为例，有玉京道人寓舍，在虎丘。玉京道人，姓卞名赛，年十八即居虎丘，“湘帘琴几，地无纤尘”。其后，她依靠良医郑保御，居住在山塘，长斋绣佛。有董小宛宅，在半塘。董白，字小宛，天资巧慧，容貌娟妍，性爱娴静，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湖滨，竹篱茅舍。有柳伴月宅，在东塔院西。有沙宛在宅，在半塘。沙宛在，字嫩儿，自称桃叶女郎，上元之妓。与姊同游苏台，卜居半塘，名噪一时，人以“二赵”“二乔”目之。以才女宅舍为例，有沈飞香宅，在绿水桥。沈飞香，苏州山塘绿水桥良家之女。幼随父乡塾，长而知书。她曾作《竹枝词》，有“绿水桥头是妾居”之句。有江珠宅，在金粟庵旁。江珠，字碧岑，自号小维摩，著有《虎丘园居戏柬诸姊妹·满园花》词。有潘冷香寓舍，在虎丘下塘。潘冷香，乌程女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她寓居虎丘下塘，有《柳絮诗》四首传诵吴中，一时名士皆有和作。有张荣华宅，在白姆桥。张荣华，字浣芳，聪慧，能诗工词，有遗集若干卷。

明人袁宏道诗云：“苏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邱山，重阳有雨治平寺。”袁氏所谓的三件大奇事，已在上面有详细阐述，在此不赘。

明清两代，在苏州士大夫中有一种“画船携妓登山”的习俗。虎丘因知府胡缵宗创置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此以后，“四时游客，无寥落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此外，苏州虎丘，宴会不断，通常以至虎丘大船内罗列珍馐为荣。春秋两季，自不待言，即使是在盛夏，亦有“为避暑之会者，味非山珍海错不用也”。

虎丘雅集，以文社、狎客与佛会为表征。以文社为例，崇祯五年（1632），张溥假归，在虎丘举行大会，刊《国表社集》行世。次年，张溥约请各地社长，在此举行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到了聚会之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人聚观，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可见，复社举行的虎丘大会，已经构成一道人文风景线。入清之后，文社继续举办虎丘大会。如顺治十年（1653），春禊，社集虎丘，参加者有九府之人，人数多达几千人。在虎丘大会期间，“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苏州虎丘，狎客会聚，各自献艺。在明末清初，有两位艺人出入于公卿之门，成为著名的狎客：一为柳敬亭，以说书著名；二为苏昆生，以唱曲著称。其中苏昆生，就与苏州虎丘有关。据吴伟业记载，苏昆生曾在虎丘广场大集中，对众人的演唱大加评骘。在虎丘狎客中，最为闻名的就是清客。这些清客，也擅长唱曲之技。按照惯例，苏州唱曲之人，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小唱”，通常是出名之人，且挂招牌营业；另一类则是“清客”，不出名，整日荡来荡去。此类清客，通常寄食于官宦大户人家。虎丘是天下名山，客商仕宦聚集之处，往来游玩作耍的人很多。凡是遇到饮酒游山时节，即由这伙“空闲朋友”（即清客）相陪玩弄，以尽雅兴。苏州尤其是虎丘，与佛有缘。在明代，虎丘、开元二寺，常有方僧习禅，并开设佛教会讲。在每年的二三月间，苏州士女集于二寺，更有人至支硎山观音殿，“供香不绝”。

虎丘之景，以名刹山寺为大宗。在明代，虎丘名刹共有28所，尤以东塔院为最，“幽邃深曲，与外境特绝，中有神州殿”。入清以后，虎丘名刹有所减少，但仍保留18处，俗称“虎丘十八房”。在这些名刹中，有虎丘寺，明人江盈科有一首《虎丘僧明觉》诗，记录了他在苏州做官时，与虎丘寺僧人明觉交往之事。此外，又有云岩寺，始于宋代大中祥符年间。云岩寺中最为有名的佛寺建筑，有妙庄严阁、天王殿等。

除名刹山寺外，虎丘之景名色众多，分别有：试剑石，在虎丘道旁，“中开如截，上有绍圣年吕升卿题字”。试剑石，一说是秦王试剑石，一说是吴王试剑石。千人石，在虎丘千人座旁。有“石点头”，史称异僧竺道生在此讲经，石均为之点头，故名。涧侧有一平石，可坐千人，故称“千人坐”，又称“千人石”。颜书石刻，在虎丘山千人石有颜真卿所书“虎丘剑池”四字，被米芾称为“大字第一”。剑池，在虎丘山下，有“虎丘剑池”四字，颜真卿所书。可中亭，丘濬有《寄题虎丘可中庭》诗云：“玉宇澄清宝界平，一庭寒影恰相应。柱头千载归来鹤，石上三生过去僧。蟾窟依然光满满，虎丘空有气腾腾。生公说法神听处，此日来游记我曾。”悟石轩，吴伟业诗《夜游虎丘》诗之《悟石轩》云：“筑居缥缈北良常，有客逢僧话石廊。仙佛共参惟此石，白莲花发定中香。”

在虎丘山中，多士人精舍、第宅，分别有：王珣、王珉别馆，即东山庙、西山庙址。吴伟业诗云：“舍宅风流尚可追，王郎别墅几人知。即今谁令桓公喜，正是山花欲笑时。”陆龟蒙寓舍，在西溪。姚广孝寓舍，在虎丘。沈周寓舍，在虎丘。王稚登寓舍，在半塘，自题“半偈庵”。姜垓寓舍，在山塘，额曰“山塘小隐”。顾苓之塔影园，清初宋琬有《同姜如农访顾云美虎邱精舍》二首，可见，顾苓的精舍也是在虎丘。

苏州园林，天下闻名。据袁宏道记载，明代以前的园亭，诸如钱氏南园、苏子美沧浪亭、朱长文乐圃和范成大石湖旧隐，在明代均已荒废。在明代苏州城中，尚有四座较为著名的园亭：一是徐参议园，“画壁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二是王世贞的小祇园，“轩豁爽垲，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三是王锡爵家园林，在阊门、胥门两门之间，“旁枕夏驾湖，水石亦美”；四是拙政园，最为古老，“乔木茂林，澄川翠干，周回里许”。地处虎丘的园林，则当数徐冏卿园，园在阊门外下塘，“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园中石屏为周时臣所堆，“高三丈，阔可二十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堂侧有假山甚高，多古木，尤其是山中太湖石一座，名瑞云峰，“高三丈余，妍巧甲于江南”。入清以后，苏州城的绅富竞造园亭，运太湖石筑峙奇峰阴洞，嵌空凿削。即使是下户人家，亦饰小景池岛为玩。园亭遍布虎丘四周，分别有：虎丘山后之玉兰房，其树为宋时之物，花时烂漫如雪；虎丘山浜之白公祠，由蒋氏塔影园改建，中有仰苏楼、怀杜阁、思白堂，流泉叠石，花木郁然。道光五年（1825），地方官又将思白堂改建为慕李轩，并增葺临流小阁，颜曰“塔影山光”。苏州私家园亭大多对游人开放。每当春暖昼长、百花竞放，园丁索要看花钱，纵人游览。士女杂遝，罗绮如云。按照俗例，多在清明日开园放游人入园游玩，至立夏节方止。在开园期间，随处有赶卖香糖果饵，皆可人口；琐屑玩具，诱悦儿曹。

虎丘之物，以茶和花最负盛名。虎丘所产之茶，以天池为胜。在虎丘寺西，离剑池不远，出产天池茶，名闻四海。市场所售虎丘茶，尽出天池。据王士性考察，虎丘天池茶虽号称海内第一，茶品固佳，但还是凭“人事”胜出。所谓人事，包括生产、包装两项，即采、揉、焙得法，并以瓷罐盛装，以凸显茶叶的贵重。除天池茶外，虎丘僧房所植之茶，号称“白云茶”，也是名闻天下。谷雨前所采之茶，名为“雨前茶”，其色如月下白，其味如豆花香，故有“白云茶”之称。

吴俗好花，渊源有自。早在元代，即有“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之说。苏州花木多样，不可殚述，尤其喜好牡丹、芍药，更以牡丹最为贵重。虎丘有花市，几已成为色香世界。花市所售，大抵有两种：一是花树。自桐桥以西，花树店有10余家，各有养花之圃，称为“花场”。花场匠人，称为“花园子”，专门负责花树的制作，“或有于白石长方盆叠碎浙石，以油灰胶作小山形，种花草于上为玩者”。二是盆景。花匠蓄短松、矮柏、古桧、榆椿、黄杨、洋枫、冬青、洋松，甚至还有所谓“疙瘩梅”，“咸以错节盘根、苍劲古致为胜”。

在明清两代，虎丘游风甚炽，且已成为苏州城市人文景观的标志。虎丘人文景观，具有以下两大特征：一是“山林而在廛市”，亦即兼具山林、廛市两大特征，地处廛市，却具山林之游的功能。二是虎丘地处阊门之外，离城不远，正好处于城乡交界之处。虎丘山下，四周均为民畴。这就使虎丘之景，除了游人麇集这一城市的喧嚣之外，尚有田畴万顷的乡野宁静。两者相合，更使虎丘人文风景具有多层次的美感。

探究苏州虎丘之景的内在变迁，显然存在着两大变迁理路：一则虎丘之景随时代而变迁。在明代，虎丘胜景，四时不绝，但游迹主要盛于中秋，甚至有诸多关于描摹“虎丘秋”的名家作品。至清代，虎丘山景之盛，转向端午。二则虎丘之景随社会而变迁。时际升平，四方安乐，士大夫无不崇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盛世之下，南京的秦淮河上，苏州的虎丘山塘，扬州的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此外，在山塘盛时，每年必有数集，每集必灯舫如云。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乐籍分散，大多迁入城中，依凭阊关北岸而居，尽管仍然对外号称“下塘”，然终究不是盛世城外的下塘。盛世胜景，顿时消散。

苏州是雅文化的典范，这一点毋庸置疑。然在以冶游为中心内涵的虎丘人文景观的形塑过程中，显然开始出现雅与俗的两分。换言之，文人士大夫固然是虎丘人文景观的塑造者与鼓吹者，但一旦虎丘胜景形成，并有大量庶民百姓参与其间之后，文人士大夫则开始反思这一游风，甚至不乏针砭。如李流芳称虎丘中秋之游，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已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余怀认为虎丘中秋之胜，不过“笙歌沸涌，簪履堕遗，一片清净道场，化为酒食地狱”。为了摆脱“饮食之地狱”与“丝竹之排场”，余怀只好在中秋之日，“泛一舸遁于五茸”。诸如此类的看法，足以证明文人士大夫在旅游之事上，秉持的是一种人就之、我避之的观念。他们旅游的目的，在于借此豁静者之胸、移幽人之性。换言之，当大众正在享受虎丘的热闹、喧嚣时，文人士大夫更愿意享受身心岑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