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这本书的过程，如同接受一次教育。自从2008年以来，在我所接触到的各个学术圈中，“资本主义新历史”的说法此起彼伏。不管我喜不喜欢这个标签，我都被当成其践行者之一。尽管这一新的学术著述领域多有精彩之处，在我看来，其中却欠缺了与经济学的联系。为了撰写这本书，我学习和借鉴了20世纪的一个经济学思想传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这样的思想家令其得以延续。我还从20世纪以前的那些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汲取了灵感，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彼此唱和，而且也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桴鼓相应。在向这些作家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步建立了这本书所使用的经济学框架。
这些人全都死了，而且几乎全都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还要回到这些在世时声名显赫，但毕竟离世已久、想法也久已过时的人那里呢?毕竟，在那之后的这么多年里，在知识上，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种进步一直是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它穿凿出的这条求索之径，要比经济学家们一度自行开辟而成的那条道路窄得多。今天的主流经济学，遵循着一条数学上极尽严谨的小径，但正是因为这一优点，它却未能给有关经济生活的其他解释—其中包括历史解释—留下多少余地。我试图在这项历史研究中，为经济学留出一个空间。那包括了当代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经济史”，该部分学术著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们，这本书根本不可能被写出来。但我也想为经济学中的历史分析以及针对“何为经济”的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争取一席之地。经济学思想中的某些如今处于休眠状态的传统，一度主张过这一立场。为了复苏它们，我试着重新凿开一条更宽阔的路径，从而为纳入从政治学到社会、从环境到心理学的诸多学科开辟空间。这些学科曾经被普遍视为对于理解我们所处其中的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但今时今日却已不复如此。我坚信，这些学科和许多其他学科如今仍有重要意义。将它们一一纳入的必要性，是我写出这样一本大部头的借口。
因此，在经济史之外，这本书还可以被当成一部单卷本的美国历史。它是一部美国经济生活的编年史，始于17世纪英国殖民者定居北美，延续至大衰退时期。这本书被分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四个时代:第一卷，商业时代(1660—1860年);第二卷，资本时代(1860—1932年);第三卷，控制时代(1932—1980年);第四卷，混乱时代(1980年至今)。
因为美国经常被恰如其分地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典范，一个经济学视角的确能为了解其历史提供独特的借力点。一部美国经济史必须包括许多内容:人口趋势、贸易模式、增长率、能源体系、激励措施和生产力指标。但它也必须包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英国人的鄙视，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对商业的道德批判以及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回应，林肯(Abraham Lincoln)政府的腐败，劳工暴力运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笑话，白人至上的积习难改，20世纪的购物中心建筑，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对婚姻的批判，诸多股票市场投机行为的随心所欲，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关于市场的乐观主义，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于银行家的爱恨交加。诸如此类的更多内容，将在后面的篇幅中一一谈及。
本书的前半部分讲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崭露头角的故事，其重点放在投资能力的广泛扩张之上，这些投资主要投向了商业、土地和被奴役的黑人。在商品市场不是始终存在的那些经济体中—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每一个经济体都是如此，其中也包括了早期的美国—交易性流动性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市场机构的缓慢建立，商业的兴起开始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性流动性—这是一个更大的销售空间，因此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商业行为。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本书第一卷“商业时代”的绝大部分内容，便是有关这段历史的。本书的第二卷“资本时代”，开始于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及奴隶资本之后。在工业革命的高能耗、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生产要素”上，是如何涌现出新的长期固定投资的?又为什么会如此？这一卷将对此予以解释。
本书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关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故事。它是一部某些人商业机会不断扩大、另外一些人蒙受支配控制的历史，但不管怎样，这给创造财富的生产带来了诸多非凡成就—首先是通过商业的倍增效应，最后则借助了工业投资的倍增效应。发展将包括人在内的许多资源吸引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其中，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拥有了新的形态。在19世纪的某个时刻，就财富生产和货币收入增加这二者而言，美国都成了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到这个世纪末，它已经成为地球上规模最大、财富最多的国民经济，尽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不平等也加剧了。可以说，有史以来，再没有比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更超乎寻常的经济发展案例了。这一时期美国的高投资诱因，是一个必须被解释的现象。
但是，伴随着更高的货币收入，削弱投资的投机行为和预防行为之可能性也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货币收入越高，货币导致削弱投资之流动性偏好的风险也就越大。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以电为动力的福特主义式大量生产，这是世界历史上幅度最大的生产能力飞跃，工业革命由此达到顶峰。然而，加速这一进程的，却是一次大规模的、由信贷推动的投机性投资热潮—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本书的后半部分，便循着从大萧条到大衰退之间的漫长历史弧线展开。它始于第三卷“控制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自由主义试图对资本家加以控制，监管是一方面，吸引私人投资进入提供就业的生产领域也是一个手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罗斯福新政的各种政策依然是在把收入从资本转向劳动。但如今，一种新的囤积理由出现了，这就是资本家对政治干预自身投资权的反对。在投机性流动性偏好和预防性流动性偏好之外，一种新的流动性偏好形成了—我将称其为“政治性”流动性偏好，因为资本所有者会威胁说，除非其政治诉求得到满足，否则就不会进行长期投资。不管怎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终于出手干预，通过对军工生产的公共投资这一财政倍增器，终结了大萧条。美国登上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战后时期见证了私营企业投资在工业领域的蓬勃发展，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用冷战自由主义稳定美国国内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尝试。
但冷战自由主义失败了，工业社会也走向消亡。1980年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本书第四卷“混乱时代”就审视了这个时代。我认为，从那时起，出现了一种相对转向过程，向着一种由高度投机性流动性偏好来定义的资本主义转变。资本告别了固定的实体结构，变得更加金融化、无形化和杠杆化，变得日益漫游无定。
鲁伊，独立译者。译作有《蚕丝：钱学森传》《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切尔诺贝利的午夜》《帆与锚：澳大利亚简史》《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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