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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问法，就是人在时代的绝境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哪怕他们为之而死的理念充满了时代局限性，亦无损于其死的道德意义。人性的幽微之光，正是借此烛照千年，点点不灭。天祐二年（905），大唐王朝的倒数第二个夏末，空气依然闷热。一架马车自北边疾驰而来，入了洛阳城，往宫城方向去了。
此前不久，一封诏书送到了王官谷，这是自23年前司空图归来隐居后收到的第七封起征诏书。庙堂上，柳璨为相，有意投靠朱全忠，正乘机排斥与之不和的臣僚。司空图为监察御史，因久处江湖之远，旁观者清，更能觉察到山雨欲来的危机。司空图理了理朝衣，手执朝笏，上朝谒见。手一歪，朝笏掉了，牙板子落地声清晰可闻。司空图不紧不缓朝唐哀帝行礼，顺势上章乞请致仕：“察臣本意，非为官荣，可验衰羸，庶全名节。”意思再明显不过，我老了，干不动了，这官你们谁爱谁当去。柳璨是个聪明人。他本想借机处理了司空图，实在想不到司空图来这一招，只好顺水推舟，帮皇帝草拟了一份诏书，“既养高以傲世，类移山以钓名。心惟乐于漱流，仕非颛于食禄”。特赐司空图回中条山，打哪来回哪去。司空图致仕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白马驿之祸”。曾经看不起柳璨这个寒门宰相的三十多位门第显贵的大臣们，在滑州白马驿站（今河南滑县）通通被残忍杀害，丢进了冰冷刺骨的滚滚黄河水中，一代“清流”变“浊流”。而司空图因祸得福，成为这场大屠杀中的幸运儿。司空图此番前往洛阳，非但在柳璨肆杀群臣的险恶之中保全了身名，还得到了朝中上下一片华誉。有将他比作秦时隐士商山四皓的，也有将他比作汉时名臣疏广、疏受的。送别酒宴上，群臣赋诗相赠，其乐融融。只是，乐呵呵归去王官谷的司空图，第一件事就是在山中转悠，寻了一处绝佳风水宝地，给自己物色棺材坟地去了。适逢春和景明的日子，司空图拄着拐杖，带着来客去参观他未来的坟地。他们围坐在墓穴高地上，赋诗饮酒，笑谈人生的潮起潮落。如果有客人感到疑惑难堪，司空图就微笑着以过来人的口吻规劝人家：“哎呀，你为什么这么看不开呀？生与死本来就是一回事，我这哪里又只是在此暂游呢？”反复表示“白首归心，黄花缘路”的归隐决心，司空图在侥幸脱免柳璨之祸后，曾写下“甘得寂寥能到老，一生心地亦应平”，更写下“今朝共许占残春”、“当歌莫乖频垂泪”。他对唐王朝命运有种不好的预感。司空图坐在自己的墓地上，回顾一生，唏嘘感叹。倘若坐在他身旁的是曹雪芹，想必会赠他一句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司空图出身仕宦家庭，祖上三代为官，从小就受着诗书熏陶和良好庭训，史称其“少有文采”。然而，司空图大概是随他父亲司空舆隐居惯了，打心底里就不怎么想当官，33岁了才去考取进士。跟他同庚的诗人皮日休都早他两年进士及第。人的生命中总会有几个贵人，正如令狐楚之于李商隐，王凝就是司空图遇见的第一个贵人。司空图进士及第那年，王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想起这个年轻人三年前，曾给他写过一篇《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赞美他修堰有功，于是乎王凝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好感。王凝无疑是个好官，为人坚正刚直，在知贡举时，无视当朝权贵的请托，提拔了许多寒门俊士。所以被动了奶酪的权贵们很生气，联手挤兑王凝，王凝被贬去做商州刺史（在今陕西）。一年后，王凝从商州去了湖南潭州（今长沙），司空图也去了潭州；来年初秋，王凝重新获准入朝为官，司空图也回到了北方。此后不管王凝工作调动去了那里，司空图都如影随形。王凝卒的那一年春天，朝廷征调司空图为殿中侍御史。司空图仿佛预感了什么，不忍离开恩师王凝，没有及时赴任。就是被台司弹劾贬为光禄寺主簿，他也还是拖至王凝后事安排妥当以后才去洛阳赴任。在洛阳，司空图遇见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刚刚遭贬为太子宾客的前宰相卢携。卢携不知从何处听说了司空图的为人做派，很是嘉赏他的高风亮节，于是时常带着小礼物，下班后就去找司空图喝喝茶、品品酒，谈天说地。这一谈下来，卢携相见恨晚，激动不已，非得在人家里的墙壁上留诗一首：惺惺相惜之下，卢携重新入朝为宰相时，向陕帅卢渥大力举荐了司空图，于是司空图又去了卢渥幕下。只是这一段表面风平浪静的仕宦生涯也持续不了多久了，大厦将倾，大唐的天下早就千疮百孔。乾符二年（875）六月，冤句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起义，横行山东，一呼百应，数月之间，万人集结。没几年，黄巢起义军攻克了东都洛阳，接着挥师入长安。当时的皇帝唐僖宗吓得连夜抱头出奔凤翔，只带了几个妃子和四王，连朝廷百官都蒙在鼓里。黄巢的军队一开始还能“见贫者，往往施与之”，但终究如脱缰的野马，“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宰相卢携自杀了，其他一些大臣更是无法幸免一死。司空图在东躲西藏的逃难路上，再次展现出他的锦鲤特质。他撞见了昔日的家奴段章，也是今日起义军的一员。段章顾念旧主，拉住司空图的手，热情地劝说他归降黄巢，并且拍拍胸口：“我可以帮你在我家张将军那里谋一个职位，他很喜欢读书人。”司空图很感激，但还是一口拒绝了。段章见旧主心意已决，有几分伤心失落，却仍是尽力帮助司空图半夜逃了。逃的过程中，司空图还不忘取道虞乡把家中藏书背上。自此，司空图开始了在王官谷（今山西永济）隐居的生活。司空图在王官谷有处别墅，这别墅是司空图他爹生前置办来养老的。别墅依山傍水，风景独秀，“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是个颐养天年的好地方。清末那位写了《海国图志》的大思想家魏源到此一游时，也曾对王官谷赞不绝口：“晴空雨雪三千丈，终古风云十二时。”刚回山时，他既不同百姓往来，也不与官府联络，而是自娱自乐，“忘机渐喜逢人少，览镜空怜待鹤疏”。闲来学着他的偶像陶渊明，寻芳探迹，“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他甚至将王官谷命名为“桃源滨”，遥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然司空图比陶渊明还是有钱一些的，家中藏书颇丰，约七千四百卷，“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只可惜后来陕军入谷，不幸全都毁于战火了。一路长歌寻芳的司空图，在谷内一座独立擎天的奇峰下，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亭子。亭子里刻画着唐兴以来全部有节操的人士以及一些知名文人的画像。亭子初名“濯缨亭”，后改名“休休亭”。濯缨亭，取屈原《楚辞·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陕军入谷时，不仅烧了司空图的藏书楼，还一道烧了濯缨亭。司空图重修亭子后，沉思良久，给亭子挂上了一块新匾额，上书“休休亭”。改名以后，山里人多有不解，因而司空图效仿白居易的《醉吟传》，写了一篇《休休亭记》张贴出来答疑解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盖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时之用，又宜休也……”什么意思呢？他说，辞官是一桩人间美事啊，只要我自得其乐，美也就有了。本来呢，衡量我的才能，一宜辞官；估量我的素质，二宜辞官；加上我年纪大了糊涂了，也宜辞官。我年轻的时候懒懒散散，长大了后马虎率性，老了更是迂腐不堪。这都不是治世所需要的，所以我就更得辞官了。似乎这是一番很有自知之明的自我评价呢。也许这的确是司空图“八征不起”的理由，也许又只是个随口搪塞的借口，谁知道呢。当年，司空图拒绝了段章要介绍他做官的好意，执意回山。朝廷后来听说了此事，大赞司空图“义不归（黄）巢”，将他与另外的两位大哥同列为“行在三绝”，大力表彰，称扬他有“巢、由之风”。也就是将他比作了尧舜时的巢父和许由，这是很高的赞誉。随着黄巢的属将朱温（后改名朱全忠）以同州降唐，黄巢兵败，走狼虎谷，为其甥林言所杀，唐末农民大起义基本结束。唐王朝在回光返照中苟延残喘。于是乎朝廷想起了有巢由之风的司空图，三番四次召他回朝，许诺的官职一次比一次高：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正在山中呆得舒舒服服的司空图一听，不是说“我脚疼我不去”，就是短暂就职后，随便找了个理由，就辞官回家了。此前，跟他同庚的皮日休，曾在黄巢称帝时，投奔黄巢并担任了翰林学士。黄巢败亡后，皮日休下落不明。而司空图在王官谷里该吃吃该喝喝，要么跟着名僧高士吟咏为乐，畅谈佛道，要么拄着拐杖，带上家中女眷，一起出门散心，看看十年前种下的杏花。这是生活，也是态度。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坼。假山西畔药阑东，满枝红。旋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每年大过年，村里人聚在一起搞活动，击鼓跳舞祝祷祈神，司空图也样样不缺席。看他跟乡里老人坐在村头大树下一起聊天的劲头，可半点儿也瞧不出生分来。有一次，两个村庄的人为了引水灌田的公平问题，争执不休乃至于即将打起来，司空图赶紧出面拉架，并给他们出了个妙主意：他让石匠在一块大石头上凿出两个相等的洞，矗立在贻溪出口的水中，将水分成两股。东股流入东渠，西股流入西渠，分别灌溉东西村庄的农田。并刻石立碑，明载分水之法，这下子大家都服气了。在隐居的日子里，司空图除了偶尔客串一把父母官之外，也会写写诗，作作词，收拾起他从前的主业来。春天高唱“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午睡起来看着窗外，“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夜半梦回惊醒时叹息，“五更惆怅回孤枕，犹有残灯照落花”。在山石泉林的浸润下，司空图还写了一部小书，后来的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都很喜欢。这部小书是《二十四诗品》。虽然是一部诗歌理论作品，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间接欣赏到王官谷自然原野之美：“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玉壶买春，赏雨茅屋”，“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晴雪满竹，隔溪渔舟”……会玩又有才的司空图，深得当地的节度使王重荣父子看重，多次送东西给他聊表心意，然而司空图完全不感兴趣，闭门不收。有一回王重荣骗他作了一篇碑记，命人送给他几千匹绢作为赠礼。结果，司空图看了看，眉头都不皱一下，叫人把绢匹拉到集市上，任人拾取，一天之内就拿光了。司空图的名声传开后，当时抢掠烧杀无恶不作的寇盗，唯独不去王官谷。所以，不少读书人跑去王官谷中寻求避难。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时间的车轮载着死气沉沉的大唐王朝到了289年的终点。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司空图从柳璨眼皮底下脱免的两年后，朱全忠篡位成功，即帝位。来人三顾茅庐，司空图关着门睡觉，没有去。这也是“八征不起”的最后一“征”。次年早春，枝头的杏花尚且打着骨朵儿，时年十七的唐哀帝被杀。消息从山东济阴传来，司空图多年来第一次变了脸色，望着裹在寒气里的杏树出神。几天后，王官谷中的司空图死了。司空图，一个当之无愧的隐士，这个曾潇洒坦然地在自己墓地上饮酒赋诗的奇人，的确是绝食而死了，留给后人满头问号。平日里和司空图一起喝过酒的晚唐诗人徐寅，听闻司空图的死讯后，给他写了一首悼念诗：徐寅认为司空图不单单像尧舜时的巢父和许由，更像商末时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亡的伯夷叔齐。大概这首诗可以给人们满脸的不解，留下一种可能的答案：乱世中，有人死于权，有人死于财，也永远有人死于信仰。德祐元年（1275），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人，南宋临安城里乱成一团。以两位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帝国的大小官员们纷纷弃职逃命，作鸟兽散。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发现，她和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已经孤独无依。不得已，她下诏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大意如下：“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他就是在宝祐四年（1256），以21岁之身荣膺状元的文天祥。眼下，这名40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州。自打1234年蒙古人灭亡金国并持续不断南侵以来，历经四十余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国力已经消耗殆尽。很多人开始观望形势，首鼠两端，以致当蒙古人逼近临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时，响应者竟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前往临安拱卫京城。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他对门客说：“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想当初，他高中状元后却因性格忠直得罪权臣贾似道，被贬出朝。尽管在地方表现得“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帝国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文天祥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忧愁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然而，在临安城外，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宰相陈宜中等人指责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出他们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一直到当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允许进入临安城。帝国已无人可用，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当时，元朝大军已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中，此时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数一些官员还毕恭毕敬伺立在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5岁的宋恭帝赵㬎左右。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一个个仓惶逃命，而那几个他们压根不当回事的低级官员，却始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远道千里勤王。当初共富贵的人，都跑了。剩下他们曾经看不入眼的人，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宋代以前，中华帝国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隋唐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阶层垄断，所以未能通过科举制培育出广大的士人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士人群体无关。但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规模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开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经达到10万多人，而到了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还是扩大到了40多万人。通过“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制度流动，平民阶层可以实现阶层上升，也因此，士人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担当意识开始加强，以至于他们敢在皇帝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后世强调皇权独尊的明清时代，宋人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陆游曾经回忆说，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那时他还是孩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陆游的父亲陆宰曾担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官职。虽然只是一位中下级官僚，但陆宰与同僚们对时事和国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提及抗金大业时“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这种情感深深影响了陆游等后辈士人。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士人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如今，文天祥在危难之际被任命为宰相，他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他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谢太后束手无策，更多的文官仍然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退兵回朝。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抗争辩论。伯颜怒了——在他看来，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敢当面顶撞他，于是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拷起来。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四日。大约十天后，二月初五日，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在此之前，谢太后命令陆秀夫等人秘密护送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出走福州。临安之降三个月后，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当时，南宋国土的各个角落仍然有忠臣义士在顽强抵抗元兵。在扬州，尽管得知临安已经沦陷，但驻守江北扬州的李庭芝和姜才等人却坚持不降。率兵转战泰州兵败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终殉国。姜才临死前，对元兵破口大骂，誓死不降。在重庆，张珏等人则一直孤军奋战。一直到临安沦陷两年后的1278年，从钓鱼城率兵转战重庆城的张珏才兵败被俘。不愿投降元朝的张珏，最终用弓弦上吊，以身殉国。从元兵手中逃脱的文天祥也再次出发，从1276年到1278年，先后组织义兵，一度收复了被元兵占领的江西赣州、吉州等地。
然而在江西永丰，他再次遭遇败绩，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而在进军广东潮州的过程中，他的军队开始流行瘟疫，并夺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他率领着最后的残兵一路转战，退到广东海丰时，遭到元朝将领张弘范部队的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文天祥被捕了，仓促之中，他吞下脑子（龙脑）试图自杀，没想到自杀失败。元将张弘范要他跪拜，他坚持不拜。张弘范又要求他写信劝降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文天祥却说：“我无法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在被元军押解前往追击宋军时，他写下了千古闻名的《过零丁洋》：在文天祥的时代，随着士人家国意识的增强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家—国—天下”的观念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早在北宋时，理学家张载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实影响到了无数士人。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就是文天祥和陆秀夫的末世悲歌。这已经不仅仅是家国兴亡，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了。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荣膺科举状元，陆秀夫也高中同榜进士。作为同年，两人在穷途末日中坚持不懈地战斗着。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的当年，1278年，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又与张世杰一起拥立赵昺为帝，继续抗战。1279年，广东崖山，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宋帝昺投海自尽。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在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整个崖山之战，史书记载，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尽管临安已经于1276年沦陷， 但这些残存的忠臣义士奋战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崖山之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等到元朝灭亡以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字全部铲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大字。内心最痛苦的，要数文天祥。崖山海战发生时，他被关押在元军的海船上，亲眼目睹了这场南宋的亡国之战。后来，他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南宋已灭，元军统帅于是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北京）觐见忽必烈。文天祥再次自杀求死。北上途中，他绝食八日，却仍未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蒙古人周旋到底，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忽必烈让被俘的宋恭帝赵㬎出面劝降文天祥。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前泪流满面。他说：“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当时9岁的宋恭帝已经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声痛哭。蒙古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及其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让柳娘写信给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从而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不肯下跪，强硬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当时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对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脱看透。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夏，他在狱中写下了《正气歌》：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毁灭，中间两次自杀，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终于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却说：“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郑重跪拜。然后，他要来纸笔，写下绝命诗：文天祥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其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欧阳氏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张煌言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宁波，是以一名被俘罪犯的身份。父老乡亲听到消息，纷纷出城观看，希望目睹这名坚持抗清近20年的孤胆英雄最后的模样。脑袋后面已经拖着长辫的民众，看见他头戴方巾，身穿葛布长衫，一身明朝衣冠，恍如隔世。大家不禁潸然泪下。浙江提督张杰，此前为了抓捕张煌言费尽心机，此刻他在衙署里“接见”张煌言，第一句话就是“等你等得很久了”。“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从1645年参加浙东的抗清运动开始，近20年里，他从未怕过死，他一直在等待死亡，等一个恰当的时候。那是1659年的夏天，他与郑成功联合北征，逆长江而上，一直打一直打，打下了芜湖。这是多年来张煌言数次攻打长江最大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回忆这一仗的凶险，说是“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骨飞而肉舞”。这一刻的张煌言，一度以为光复故国有望。临近的州府，一看他的势头，也纷纷改旗易帜，最高峰时，长江两岸有30余座城池处在他的掌控之下。张煌言的三千水军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但郑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一次次延误战机。等到清军援兵赶到，郑成功却打不过了，不得已仓促退兵。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中游，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此时清军重占长江，上下游音信断绝。张煌言请一僧人密藏书信，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别撤退，天下事尚可图。信还未送到，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以及驻军撤了，全军逃返福建。深感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夹击下，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经过残酷的搏斗，他的军队牺牲的牺牲，溃散的溃散，最终仅剩一个随从携印陪着他突围，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往东，徒步两千余里，退回了海上。这次失败之后，张煌言再难发起有力的进攻。他的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了。得知张煌言生还浙东的消息后，两江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十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至亲可以怀念，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知道聚少离多，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他们共同的儿子出生后，张煌言就离家抗清去了。直到三年后，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来不及诉说思念，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钱塘江防线已破，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张煌言和董氏打了个赌：投掷骰子，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张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张煌言幼年丧母，少年时代随父亲出外，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出来的。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万分，但是，仍然没有回家奔丧。张煌言被捕前两年，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一个部将要他纳妾，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叔的女儿献给他，张煌言严词拒绝：“小姑娘是忠臣之后，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清廷官员在与张煌言交战的近20年间，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但不难理解，一个抛妻弃子在所不惜的硬汉，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回信也总说自己是“明室孤臣，有死无贰”。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5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明亡之后，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一些选择了抗争，一些选择了隐居。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而张煌言则成了最有道德洁癖的那个人。他一定要选择抗清，不抗争就毋宁死。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在历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个他希望对标的灵魂偶像——文天祥。他后来的临难诗中，有这么两句：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也要拿他与文天祥（号文山）互较高下，叹其死得迟了。那些投降的，如留梦炎之流，更要被他骂祖宗十八代了。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张煌言毫不客气地回信：“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况，执事正不必以留梦炎辈自居耳！”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梦炎吧？一句话，怼得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南明先后存在好几个政权，但每个政权都藏污纳垢，内部争正统、争权力的劲头，比打清军大多了。各种互相出卖，内讧诋毁，投降变节，几乎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底线越来越低。张煌言与那些醉心利禄、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他纯粹得几乎完美，眼里只有忠义，没有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如果没有对于偶像的死心模仿，没有对于抗清的高度紧张，他一定会对他卖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溃的。他在给友人、给敌人、给自己的话语或诗歌中，无处不在强化一个感觉——我是文天祥。哪怕在最郁闷的日子里，他也会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转移他焦灼的心绪。文天祥最后从容就义，实现了青史留名。张煌言肯定也会走上这条路，只是迟早的问题。1661年至1662年，顺治、康熙两任皇帝接替的这两年间，南明反清阵营厄运连连：永历帝朱由榔被绞杀，郑成功在台湾去世，鲁王朱以海病逝……郑成功之子郑经全线撤退到台湾本岛，东南的抗清武装，仅张煌言一支独存。清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汉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汉化，举目望去，天下早已不是1645年的那个天下。心力交瘁的张煌言，抗争下去已无意义，他最终遣散了部队，仅留几个死忠在身边，隐避在舟山一个海岛上。这一天，终于来了。两名伪装的僧人，抓到了出岛换米的随从，浙江提督张杰因而获悉张煌言藏身的小岛。康熙三年（1664）七月二十日，趁着夜色，一队清军从山后突入张煌言的住处。当时去逮捕张煌言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张煌言的床下都是书，旁边有一副棺材，床头悬着一柄利剑，张煌言想去取剑，不幸被床帐绊倒了，所以来不及自杀。三天后，他被带到宁波城，一生中最后一次返回故乡，以一个被俘罪犯的身份。在杭州的监狱内，张煌言绝食相抗，仍旧不降。后来体恤狱卒会被上头处罚，勉强以水果维持生命。杭州市民跟追星一样，追到监狱里。他们买通狱卒，以一见张煌言为荣，或请他题诗留念。那些日子里，张煌言从一个带剑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写书法的囚徒，在监狱里恣情挥毫，忙得不亦乐乎。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赴刑场，看到太阳照在凤凰山头，他吼了一声：好山色！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随口吟出了早已打好腹稿的四句短诗：行刑的时刻到了。张煌言拒绝下跪，昂首挺胸，就义于刀下。对他而言，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此前数日，他的妻儿，已在镇江被害。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一个朝代，从它被宣布灭亡起，整整残喘了20年。而张煌言，是这20年最后的孤胆英雄，最后那个坚毅而悲伤的句号。历史的江水无情拍打着江岸，无数的石子被浸润得通体光滑，偶有一块石头露出突兀的棱角：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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