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许知远《十三邀》的一期节目播出，引发舆论哗然。
他采访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科学院教授曾孝濂先生。
老先生是个传奇人物，自学绘画成才，是全中国最会画画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2008年，曾孝濂绘制的《中国鸟》邮票，获得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在这之前，我国没有人得过此奖项。
许知远在采访他之后，顺带采访了曾孝濂先生的妻子张赞英女士。
节目组原本的意思，可能是想用张赞英老人在家庭的角度去完善曾老的形象。
但没想到，张赞英老师的采访，却彻底把这层滤镜给打碎了。
许知远问张奶奶：跟曾老师在一起，最开心的是什么？
原以为老人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没想到张赞英老人的回答令人错愕：
很少有开心的时候。
她抱怨说，丈夫除了画画，生活里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连收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自己家里衣服和别人家里衣服分不清。
要他收衣服，他收完之后就愣愣地站在那里，问：别人家的衣服怎么到我们家来了？
怎么说呢？
在专业领域里，他可能是个天才，但在生活里，他事事都严重依赖妻子。
2022年的一个采访稿里，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两个人相处的细节。
张赞英一天三次提醒他下楼吃饭，给他剥橘子、倒水、泡咖啡……
作为丈夫，他心安理得地接受妻子这种事无巨细的全方位的照顾。
甚至，记者说起了一个细节：
曾教授在食堂吃完饭后忘记扔纸巾，他很自然地将那团脏的纸巾递给了妻子。
而张赞英老人迟疑了一秒，还是当着很多人的面接过了那团纸巾。
从这些细节里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妻子无限付出的家庭模式。
丈夫投身于事业，不管是有心也好，无心也罢，他没有分出丝毫的精力放在家庭和妻子的身上，妻子这个角色，类似于一个全能型的保姆。
张赞英老人说：跟他在一起，基本没有什么指望。
她是妻子，是母亲，也是丈夫的生活保姆。
几年前，曾教授肺部里的恶性肿瘤长了好几公分，但他根本不在意。
她生怕丈夫身体抱恙，哄着、骂着、吵着，他才答应去医院看看。
在别人眼里，他是大艺术家，是清高孤傲的学者，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年丈夫的职称没评下来，还是张赞英老人一次又一次去跑下来的。
他在岁月静好，但他不曾想过，生活里的一地鸡毛和破碎，都是妻子用自己的一生支撑起来的。
主持人也很想通过各种各样的事去挖掘两人生活的浪漫之处，但到最后才发现，做一个名人背后的妻子，只有伤痕，没有甜蜜。
所以，当许知远问张赞英，下辈子还跟他一起过吗？
她说：“不过，坚决不过，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
主持人有些尴尬地笑了，拍了拍老人的肩。
这一刻，张赞英老人的内心是极度委屈和不甘的。
她说，早年自己也曾是个大学生，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对她说：做不出成绩不准回家。
可是如今，她被困在婚姻里，一事无成，哪都不能去。
“我这辈子，被困死在这个地方。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啊，但是我走不了的，走不动的。”
“好委屈啊！”
说到此处，张赞英老人停顿了几秒，掩面而泣。
这些泪水里，包含了太多的悲哀与痛苦。
原本她应该有自己的人生，没想到就这样走进了婚姻里，用庸庸碌碌的一生，做了丈夫燃烧的材料。
曾老先生听完妻子的话，说“她管我一辈子，她不找我找谁，听着吧，忍着吧”。
看来，他很难体谅妻子的痛苦，很难听到妻子的呐喊，觉得这是妻子的“无理抱怨”。
张赞英说，年轻的时候她在外面被人打了，他也没有替妻子主持公道，反而一直劝妻子要隐忍。
他们的婚姻模式，真的有点窒息。
张赞英老人的采访，激起了无数网友的共鸣：
几年前网上流传一封悼念信，是妻子陈朗写给丈夫徐晓宏的。
徐晓宏是著名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学者，在文化圈享有盛誉。
而身为耶鲁大学博士的陈朗，也是一名知识女性。
原本她的事业一片光明。
但没办法，身为女性，为了丈夫能够更好地完成学术追求，她选择放弃了香港大学的教职，跟随丈夫前往密西根。
之后，一切都变了。
她承担起了家庭的所有一切的琐碎事物。
而丈夫在客厅里，跟朋友探讨着国家、革命、现代性的话题，甚至于聊女性主义。
每当这时，陈朗都会在心中冷笑：
他在外面挥斥方遒，全然忘记了家中的锅碗瓢盆是谁在操持。
身为妻子的她本可以跟丈夫的光芒一样耀眼，但出于现实的考量，抑或是对丈夫的尊敬和爱，让她不得不困守在家里。
陈朗说：“一个家庭里，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死结。
像这种“名人背后的女人”还有很多。
著名诗人顾城的妻子谢烨，她不仅仅是顾城的妻子，还是他的秘书，他的经纪人，他的保姆。就连顾城衣服上的扣子，也要谢烨亲手去扣。
孩子出生了，他根本不懂得照顾，孩子哭了，他也跟着哭，等着妻子来照顾。
在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背后，是妻子忍辱负重，硬生生地撑起的一地鸡毛。
她们和张赞英一样，一开始被男性的才华和光环吸引，但当她们真正走入这个巢穴的时候，才发现，这样的婚姻，不过是打着爱和崇拜的名义，奉献自己的一生。
名人是没有生活的，他们只有舞台，而她们的人生，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走进专门为她们设计的深渊。
或许只有走出来，才能重见天日。
写出《闭经记》的伊藤比吕美，有一个十分惬意的晚年。
相继送走了父母、丈夫之后，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她而去，而她却十分享受这一份孤独。
她不用去思考每天要给家人做什么饭，不用去迁就任何人的时间，没有吵架争论，没有人情往来，想去哪里，想干什么，想吃什么，都是她的自由。
伊藤比吕美是这么写的：我再也没有做这些事的人情和义务了，不必为谁做家务，不必照顾谁，可以整天工作，工作进展得极其顺利。
晚年她还创作出《初老的女人》《身后无遗物》等作品，大放异彩。
女性一旦自由，一切皆有可能。
家庭吸取了她们身上太多的养分，即使满腹才华，她们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妻职和母职。
当她们挣脱了这份束缚，爆发的能量难以想象。
正如电影《出走的决心》里故事的原型苏敏阿姨所说：每一个鼓起勇气拥抱自己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别误会，分享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控诉婚姻的不好。
而是希望女性的不甘、辛劳与遗憾，都能被看见，被理解，有舒缓，有分担。
你有切身感受吗？评论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