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学习是否降低了企业
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
任皓
作者简介:[1]任皓，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年第5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9/15
版块分类：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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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感知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文章基于政策学习理论提出，府际学习通过预期机制与效率机制，可以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文章利用省委书记异地考察作为府际学习的代理变量发现：省委书记异地考察频率与本省上市公司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具有显著负向联系；府际学习通过提高政策可预期性以及政策执行效率，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的不确定性感知；府际学习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及高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人均GDP较低的省份赴人均GDP较高的省份和非相邻省份考察更可能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
关键词：府际学习;异地考察;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机制;效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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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感知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负面影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Gulen & Ion, 2016;Baker et al., 2016)。感知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企业投资(饶品贵等，2017;聂辉华等，2020),会降低企业创新投入与新产品产出(Xu, 2020;何超等，2023),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长潜能。由此，在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影响的丰富研究相比，较少文献关注何种因素可以降低企业对政府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理论上，政策不确定性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策接受者对于政策不可预期性的主观感知(Baker et al., 2016;聂辉华等，2020),反映了政府行为对市场主体的影响(Pastor & Veronesi, 2012)。由此可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是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主要途径。政策学习理论提出，府际学习是一项具有积极治理效能的政府行为(Benz & Fürst, 2002),具有信息获取与经验学习功能(Moyson et al., 2017;王振兴等，2022)。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治理经验也验证了府际学习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绩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韩博天，2008;任星欣、余嘉俊，2016;赵静、薛澜，2021)。本文基于政策学习理论提出，府际学习有助于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官员赴异地考察交流是开展府际学习的“黄金标准”(Hudson & Kim, 2014)。本文将省委书记异地考察作为府际学习的代理变量，结合聂辉华等(2020)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测算的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指数，对上述论点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以基于熵权TOPSIS法计算的各省营商环境指数作为政策制定预期的代理变量，以基于超效率DEA方法测算的财政支出效率作为政策执行效率的代理变量，验证府际学习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最后从企业与政府两个层面检验府际学习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影响的异质性。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并验证了府际学习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有效途径；二是拓展了政策学习理论的使用范围；三是将官员异地考察作为府际学习的代理变量，对府际学习的定量研究进行了探索。![]()
政策不确定性体现了政策接受者对于政策制定及其影响的不可预期性的主观感知。企业作为典型的政策接受者，无法决定政府何时会出台何种政策，也无法准确预知政策的执行效果(顾夏铭等，2018),对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感知。根据以上定义，政策制定的不可预期性以及政策执行的无效率是引起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两个主要原因(Feng, 2001;饶品贵等，2017;Bali et al., 2019)。具体而言，政策制定的不可预期性指企业无法预知新政策的出台或原有政策的改变所导致的影响(Zubek & Stecker, 2010),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指企业对于政策无效率执行的担忧(Fowler, 2021)。部分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政治体制中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差异，验证了政策制定的不可预期性与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有学者基于政策制定的视角发现，对政策预期不足的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更高(Kenyon & Naoi, 2010)。另有学者提出，制度规范有助于限制政策的不可预期性，进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Zubek & Stecker, 2010)。基于政策执行的视角，有学者发现，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助于降低企业与民众的不确定性感知(Christensen & Lægreid, 2020)。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可信的政策计划与合理的执行框架可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Arbatli et al.,2017)。总结来看，不确定性感知反映了企业作为政策接受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政策制定的可预期性和政策执行有效性是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的必要途径。虽然上述研究对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来源进行了界定，但是如何测量政策不确定性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既有研究多将政府换届视为外生冲击来表示政策不确定性(Julio & Yook, 2016;徐业坤等，2020),其缺点在于无法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强度。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使用文本数据测量政策接受者不确定性感知的方法(Baker et al.,2016),却将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国家层面的整体性指标，无法体现政策不确定性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还有学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测算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聂辉华等，2020),为本文实证检验政府行为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提供了思路。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政策学习被定义为与公共政策相关的认知或理念的调整(Moyson et al., 2017),体现出该概念的广泛适用性。根据被学习对象的不同，政策学习可以分为政府向非政府组织的学习和政府间的府际学习。就中国而言，地方政府间的府际学习是更为常见的政策学习形式(任星欣、余嘉俊，2016;杨宏山、茆雪瑞，2020)。从驱动因素角度看，府际学习可以分为由上级政府推动的被动学习和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发展需求进行的主动学习(Radaelli, 2008)。在中国，以上两种府际学习模式普遍存在，但考虑纵向推动的府际学习有可能“异化”为政策模仿(唐曼、王刚，2021),自主性的府际学习被认为是更可能提升政府治理绩效的学习途径(Radaelli, 2008;杨志、魏姝，2020)。自主性的府际学习作为一项具有积极治理效能的政府行为(韩博天，2008;Benz & Fürst, 2002),主要通过获取未知信息和学习先进治理经验提高政府治理绩效(Moyson et al., 2017;王振兴等，2022)。一方面，府际学习是一种直接的信息获取手段(任星欣、余嘉俊，2016),获取的外部信息降低了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了政策失灵风险(Mukherjee et al., 2021);另一方面，府际学习作为地方政府主动学习先进治理经验的有效途径，促进了先进治理经验的扩散(杨志、魏姝，2020;Yi & Liu, 2022),以此形成的“试点—扩散”模式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韩博天，2008;Wang & Yang, 2021)。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领导异地考察是地方政府进行自主性的府际学习的常见形式(杨志、魏姝，2020;任皓，2022;Yi& Liu, 2022)。韩博天(2008)首先观察到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赴政策试点地区学习考察的“政治旅游热”现象。其他学者(Hudson & Kim, 2014)关于官员跨国考察的研究也验证了异地考察是政府进行政策学习的“黄金标准”。虽然当前针对中国地方政府领导异地考察的定量研究还相对较少，但是基于案例的研究验证了异地考察作为府际学习行为具有信息获取与经验学习的功能(杨志、魏姝，2020),且显著影响了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基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关键在于制定可预期的政策并进行有效率地执行。府际学习作为具有积极治理功能的政府行为，是否可以通过信息获取与经验学习来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和执行效率，进而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府际学习影响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的预期机制与效率机制。预期机制指政府通过府际学习中的信息获取与经验学习提高政策制定的可预期性。一方面，政策制定依赖于充分的信息，信息不足会造成政策制定中的有限理性与政策短视(Nair & Howlett, 2017),由此导致的政策失灵会造成政策绩效的下降(Mukherjee et al., 2021)。通过异地考察，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获取外部发展信息，消除政府制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政策短视的可能性，短视性政策的减少又会降低企业对于政策出台与调整的不可预期性感知(Kenyon & Naoi, 2010)。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先进政策经验，地方政府可以获取更多的政策工具以应对外部环境冲击(林雪霏，2015;Moyson et al., 2017),避免盲目的政策调整(杨志、魏姝，2019),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对于政策制定不确定性感知。由此，通过信息获取和经验学习两个途径，府际学习能够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效率机制指府际学习中的信息获取与经验学习通过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从而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一方面，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充足的信息可以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困难(Schofield & Sausman, 2004)。官员异地考察有利于直接获取信息，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先进治理经验与治理工具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杨宏山、茆雪瑞，2020),从而提高本地的发展绩效(Sanderson, 2002;Koebele, 2019)。由此，有效的政策执行有助于降低企业对于政府政策执行效率不确定性感知。图1汇总了以上分析结论。本文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研究假设1:府际学习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研究假设2a: 府际学习通过预期机制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研究假设2b: 府际学习通过效率机制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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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官员异地考察影响企业
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理论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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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府际学习对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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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EPUij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j省企业i在t年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Visitjt为核心解释变量，即j省的省委书记在t年的异地考察次数。Xijt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经营指标、省委书记个人特征及省级宏观指标。τi、ωj和μt分别为企业、省份以及年份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误差项。在基准回归模型(1)中，β为本文关心的估计系数。若β显著小于零，则说明异地考察的府际学习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在基准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如下因果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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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ediatorjt为省级层面中介变量，包括反映省级政府政策制定预期的中介变量和省级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中介变量。其他变量设定与基准回归模型(1)一致。本文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中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其中经营状况异常的企业，所有连续变量在1%水平作截尾处理。考虑各省上市公司分布状况，研究样本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企业样本。上市公司经营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省委书记个人特征数据来自于2007～2017年间公开的省委书记异地考察信息，省级宏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本文使用聂辉华等(2020)基于上市公司年报计算的上市公司对于政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这一方法参考了贝克等(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企业层面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体测量方法为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中表示政策不确定性的词语占总词语数的比重。由文献讨论可知，府际考察是地方政府进行府际学习的有效形式，本文以省委书记每年异地考察数量表示省级政府府际学习的强度。省委书记异地考察数据来自于各省年鉴以及公开活动的报道，并剔除了定期举行的由省委书记参加的“多边会议”(2)以及礼仪性的文化交流活动(3)。本文选择省委书记而非省长异地考察作为府际学习的代理变量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一般而言，省委书记异地考察的目标具有综合性，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建设等多个领域，更可能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之相比，省长单独进行的异地考察多为事务性的，目标较为单一，例如救灾、环保等。其二，省长的综合性考察多以党政代表团的名义与省委书记一同进行。本文统计的省委书记异地考察样本中，省长同时参与的占71%。其三，现有研究发现，相比于省长，省委书记对地方政策的形成更具影响力(钱先航、曹廷求，2017;Jiang & Mei, 2020)。由此，本文使用省委书记异地考察表示府际交流强度。(1)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资产总额(以对数形式表示)、企业年龄、企业补贴(以企业所获得政府补贴占总资产比重表示),主要测量企业经营能力、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与政府关系等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2)省委书记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省委书记任期、年龄是否大于60岁(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及是否为外地调任(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测量省委书记个人特质对于企业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的可能影响。(3)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包括对数形式的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不变价格)、对数形式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各省市场化指数，测量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于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的可能影响。其中，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4)(1)政策预期性。本文参考王兵等(2023)使用熵权TOPSIS法计算的各省营商环境指数表示政策制定的可预期性。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于文超、梁平汉，2019;杨开峰等，2023)。本地区营商环境越好，市场主体关于政策的预期越稳健。由此，营商环境指数可以作为政策预期性的代理变量。(2)政策执行效率。本文使用基于超效率DEA方法测算的各省财政支出效率作为政策执行效率的中介变量。财政支出效率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陈诗一、张军， 2008),更高的财政支出效率表示政府的政策执行效率更高(Asatryan & Witte, 2015)。由此，省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可以作为政策执行效率的代理变量。表1汇报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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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汇报了回归方程(1)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列(2)在列(1)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列(3)进一步增加省委书记和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在以上三列中，核心解释变量府际考察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都显著为负，且由列(3)的估计系数可知，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核心解释变量府际考察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下降约0.02(=0.0198*1.7543/1.5321)个标准差。以上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即作为府际学习的代理变量，省委书记异地考察降低了对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
表2: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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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估计系数标准误。下表同。
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资产负债率的估计系数在列(2)与列(3)中都显著为负，总资产净利润率的估计系数在列(2)与列(3)中都显著为正，表示资产负债率越高、总资产净利润率越低的企业，感知政策不确定性越低。这一结果与直观感知不同，经营风险越低、盈利状况越好的企业反而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感知，可能的原因是经营状况更好的企业作为风险规避者，会更倾向于扩大不确定性感知以更好地准备应对风险。企业年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示企业经营的时间越长，对于政府政策具有更为稳定的预期，不确定性感知也越低。本文从如下五个方面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3。第一，政策学习理论认为，自主性的府际学习对于提升治理绩效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Radaelli, 2008;杨志、魏姝，2020)。由此，非自主性的异地考察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根据省委书记异地考察的内容，非自主性异地考察主要包括如下三类：(1)2008年汶川地震后，多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前往四川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考察；(2)2011～2012年间，四川省委书记赴多地开启“感恩之旅”;(3)2010年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后，相关省份的省委书记多次赴外地考察政策落实情况。表3列(1)显示，剔除上述异地考察后，核心解释变量府际考察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负。第二，如果存在过多对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强烈的企业，可能放大府际学习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表3列(2)汇报了剔除企业感知不确定性大于5的样本后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府际考察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负。第三，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两个国家级区域重大战略内省份的省委书记相互考察学习频发，而这七个省(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表3列(3)显示，剔除以上七个省(市)的数据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第四，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可能存在相互模仿的情况，会造成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测算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具有行业同质性(何超等，2023)。为了剔除行业同质性的影响，本文参考何超等(2023)的“两步回归方法”,首先计算企业所在行业在不同年份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平均值，然后以行业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对企业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回归，以得到的残差绝对值作为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指数。表3 列(4)汇报了以剔除行业同质性影响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第五，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也可能影响本被解释变量的测算。参考祝树金等(2023)的研究，本文仅保留深交所企业信息披露评级为A或B的企业样本，估计结果见表3列(5),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3: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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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资产总额、企业年龄、企业补贴、省委书记任期、省委书记是否大于60岁、省委书记是否为外地调任、人均GDP、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市场化指数。下表同。
上述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影响。内生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遗漏变量。虽然本文使用了多个层面的控制变量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但影响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的因素是复杂的，也可能会遗漏不可观测的控制变量。二是反向因果。虽然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不太可能直接影响省委书记异地考察决策，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上升会造成地区经济绩效下降(Baker et al., 2016;聂辉华等，2020),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官员可能通过异地考察的方式寻求经济合作，进而造成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分别使用工具变量法和Copula方法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相对于基准估计模型应该具有外生性，二是要与内生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本文使用换届调整两年内的平均被考察次数和上一年度相邻省份异地考察次数平均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换届调整的计算方法为：若前一年省委书记换届，则将前一年被考察次数记为0;若当年省委书记换届，则将两年内被考察次数记为0。以这一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在于：其一，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更容易受到本地政府行为的影响，其他省份政府行为的直接影响较少。其二，省委书记异地考察具有政治对等性(见图2)。例如，A省的省委书记赴B省考察后，如果B省的省委书记没有换届，他大概率会在当年或下一年赴A省回访。由此可见，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高度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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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异地考察频率受横向竞争的影响而存在行为同质性，如果相邻省份的省委书记异地考察数量增加，那么该省的省委书记也会增加异地考察频次，以争取发展资源。由此，上一年度相邻省份的省委书记异地考察次数平均值也可以作为工具变量。与第一个工具变量一致，本文也基于领导换届作了调整，若当年省委书记换届，则上一年度相邻省份省委书记异地考察次数记为0。在确定工具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Copula方法避免内生性的影响。Copula方法是一种不依赖于外生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前沿方法，核心在于使用Copula函数度量内生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相关性，以此避免内生性的影响(Haschka et al., 2022;Eckert & Hohberger, 2023)。表4汇报了以上内生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列(1)与列(2)为以两年内平均被访问次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在列(1)第一阶段中，两年内被访问次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且F值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中府际考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考虑内生性影响的情况下，府际考察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不确定性感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列(3)和列(4)汇报了以相邻省份平均考察次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列(3)所示第一阶段的回归中，工具变量显著影响了核心解释变量，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列(4)中，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验证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需要说明的是，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意义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由此不同工具变量会得到差异化的估计结果。最后，表4列(5)汇报了Copula方法的估计结果。其中，Copula项显著为正，说明核心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在使用Copula函数调整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1的有效性。
表4:内生性检验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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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汇报了模型(2)和模型(3)的机制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预期机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府际考察作为一项府际学习机制，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降低了政策制定不可预期性，且政策制定的不可预期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综合可得，府际考察通过降低政策的不可预期性从而减少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验证了研究假设2a。
表5:府际考察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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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机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府际考察显著提高了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反映了府际学习对于政策执行效率的积极影响，且财政支出效率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之间存在显著负向联系。综合可得，府际考察通过提升政府行政效率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验证了研究假设2b。因此，府际考察作为府际学习行为，通过预期机制与效率机制降低了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
本文还从如下两个方面考虑府际学习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影响的异质性：一是府际学习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负向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二是不同类型的府际考察对于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化?图3汇报了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是否“具有政治联系”以及行业竞争性三组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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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央企和地方国企相比，府际考察对降低非国有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符合顾夏铭等(2018)提出的“非国有企业对于政策更为敏感”的判断，表明通过府际学习加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更能降低非国有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第二，本文参考黄亮雄等(2018)关于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识别方法，将董事长或总经理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识别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与之相比，府际学习对于降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具有更显著的效果。原因在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政策制定信息，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较少受政府公开行为的影响；反之，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掌握信息不够充足，更容易受到府际学习中预期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影响，加强府际学习也就更可能降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第三，本文还关心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差异。一般而言，垄断性行业更少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对于政策不太敏感，而处于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非常关注由于政策变动导致的市场变动，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更为强烈。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是表示行业集中度的有效指标，行业集中度越高，表示该行业垄断程度越高(余丽霞，2008)。本文计算了各个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HHI指数，将高于平均值的行业定义为垄断行业，低于平均值的行业定义为竞争性行业。图3显示，府际学习更能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中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这一结果符合上述理论预期。针对不同类型的府际考察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区分省委书记赴人均GDP高于本省份的考察与低于本省份的考察、赴相邻省份与非相邻省份考察两种类型，利用如下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府际考察类型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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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isit_1jt和Visit_2jt分别表示不同类型的府际考察，β1和β2为与之对应的估计系数。图4汇报了区分府际考察类型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异质性结果。赴人均GDP高于本省的考察与低于本省的考察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具有差异化影响，赴高人均GDP省份的考察更可能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可能的原因是，赴高人均GDP省份的考察更有可能学习到先进的治理经验、获取到更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信息，由此更有利于提高政策预期性与执行效率，进而更有可能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与赴相邻省份相比，省委书记赴非相邻省份的考察更显著降低了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由于相邻省份间的政策交流更多(朱旭峰、张友浪，2015),府际考察作为府际学习工具的边际效用存在递减的可能。由于地理间隔，非相邻省份间政策交流较少，异质性的政策环境更有助于发挥府际学习对于政策绩效的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异地考察作为府际学习工具，有助于缩短地理距离对政策交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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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府际考察类型对于
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异质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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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府际学习有助于通过预期机制与效率机制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并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第一，作为重要的府际学习行为，省委书记异地考察的频率与本省上市公司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之间存在显著负向联系。第二，官员异地考察通过提高政策制定的可预期性和执行效率降低了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第三，官员异地考察作为一种府际学习行为，对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一方面表现在府际交流更显著地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以及高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另一方面，赴经济发达省份、非相邻省份的考察更可能降低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以上结论回答了政府行为如何影响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同时对于加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政策启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市场主体的影响不仅是营造优质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有益探索。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要求，本研究证明了府际考察这一地方政府自主性政策学习行为通过信息获取和经验学习，对于提升地方政府政策的稳健性具有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异地考察的研究也拓展了我们关于横向政府间政策、信息以及资源交流渠道的认识，对于解决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跨区域公共治理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